春节是汉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此间,每个人都在既相同又不同的角色中忙碌着,让春风里荡漾着酒香醉意,让爆竹炸出的朵朵红梅装点着银装素裹的大地,让写满沧桑或天真无邪的脸同时绽放着笑容。
即使这样,每年收假后,人们仍觉得意犹未尽,觉得“壮志未酬”,觉得有种缺憾,并由此引发对“年味”越来越淡的抱怨。
对“年味”渐行渐远我亦有同感,但却不抱怨。因为我记忆中的“年味”虽然很浓,但只能是一种在怀念中去回味与享受的美好。假如真的再现,不仅会让子孙知晓我辈常常引以为豪的年味“原来如此”,还会给已经在脑海中存储多年的美好记忆划出伤痕。
忆及小时的年味,首先让我想到的是熙熙攘攘的集镇上那些卖年画的大棚。那时,我不知这些卖画人平日以何为生,因为只有在春节前才能看到那么多用炕席搭起的画棚,看到画棚里挂着那么多年画,看到那么多喜欢这些大棚和年画的人。每到这时,我总要约上几个不怕冷的小伙伴,挤在看画买画的大人中间。虽然有时被冻得用手捂着耳朵,两脚不停的在地上跳动,但还是面红耳赤地争论《三英战吕布》中哪个是张飞;在稍微长大后又暗自揣摸《唐伯虎点秋香》那几位美女中哪个更漂亮。
年画很便宜,且雅俗共赏,所以家家都要买几张,择个日子,往墙上一贴,马上就有了年味,就有了蓬荜生辉的得意。
我看年画、贴年画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娶妻生子,即使在进入样板戏的年代后,也要贴上几张“扬子荣”或“江水英”。后来,年画逐渐被挂历所取代。再后来,由于吊灯、沙发等进入了百姓之家,与之在风格上难处一室的年画就被挤出家庭,淡出市场,“年味”也失去了一味作料。
“忙年”是早年人们对筹备过年准确的说法,也是年味的组成。因为很多美妙并非只能在事情完成后去享受,其过程也有滋有味。
我在忙年时能记住的事是跟着大人包年干粮。这是一个年味十足的场面,因为包的干粮多,各家都要请左邻右舍来帮忙。在屋外不断有爆竹炸响,瑞雪纷纷扬扬,孩子们进进出出的氛围中,男女老少围着一张大面板,一边干活,一边说笑,包出的不仅是饺子、粘豆包,还有春的气息,邻里和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时,我们小孩的任务是把大人揪下来的面团按一定方向压扁,再就是把包好的年干粮摆在盖帘上,送到外面冻起来。这两样活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就是把小面团或粘豆包偷偷埋在炉膛或火盆里烧着吃,有时面团烧焦了,弄得满屋糊味,“罪行”就败露了。但在年味的庇护下,只会遭到不痛不痒地训斥。现在想起来,这些糊味和训斥好像也是年味。
在早些年的年味中,“吃”始终是重头戏,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从进腊月杀年猪开始,直到二月二“龙抬头”。最后,伴着满村满街将猪毛烤焦时那股难闻的气味,把猪头、猪蹄都吃了,年才算过完。在成系列的“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吃杀猪菜。这种场合常常是亲朋邻里聚在一起,屋子里人声鼎沸,桌子上热气腾腾,大腕里盛满了酸菜汆白肉和新灌的血肠,管吃管添,把人吃得忘乎所以,忘记了现实生活是那么贫穷,忘记了几小时前那口猪还活蹦乱跳。
我看过我家养的猪被杀的情景,几个叔叔在将其捉住、按倒后,有人压着,有人用绳子把猪腿绑在一起。失去反抗能力的猪一边挣扎,一边发出“杀猪也似的嚎叫”,让人撕心裂肺,传出好远好远。每到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悄悄地掉泪。看得出,她与这一点一点喂大的动物有沟通。
当年味的记忆翻腾到这里,我似乎捋到了它的踪迹,原来这里蕴藏着深邃的家园文明,而童年、故乡、母亲,就是这种文明的天幕和氛围。
在童年时我们未谙人世,只知道索取,索取亲人对自己的爱,索取可能让父母为难的吃和穿,索取母亲用攒下的几只鸡蛋为我们换来的压岁钱。由于过年时长辈,包括我成为长辈后都牢记这样一条古训:“过日子吗,过的就是孩子”,所以通常会表现出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大度,致使“年”成了每个人童年时的快乐与企盼。
故乡作为年味背景,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相识或似曾相识的三爷四舅等着我们去磕头作揖;有那么多年夜里可以一起提着小灯笼走东家串西家的小伙伴;有那么多卖年画的大棚和年画。是因为每次爆竹炸响后引来的只是邻家黄狗尽职尽责,但已有气无力的犬吠,而不是汽车防盗器“哇哇”的叫喊。
母亲与年味更是紧紧联在一起,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年。因为妈妈住的那间老屋,总是散放着年的气息和芬芳,它可能是慈母在村口的翘首以待,可能是老人家用平日舍不得用的白毛巾为你掸去远道归来时落在身上的尘土,可能是妈妈端详儿女头上是否也有了白发的目光。这短暂的团聚,颤抖的双手,昏花的目光,就是年,就是浓香的年味。
随着我们远离童年,远离故乡,特别是当我们远离了母亲的时候,年味自然会越来越淡,越来越远。这是无奈的成长,无奈的必然,因为家园文明很难出现在钢筋混凝土构成的楼宇间。
越是远去或将要逝去的东西,越让人留恋。然而该走的总归要走,这由不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