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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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弟弟同父同母，可是几十年来，弟弟一直没有同我们一起生活。听老人说，他离家的过程是这样的。
解放之初的一天，我们所住的小镇传来当晚在中学操场放映露天电影的消息。母亲一向爱看热闹，所以从白天就开始张罗。可是当晚饭后大家准备出发时，只有两岁的弟弟却睡着了。就在这不去还惦记是回事儿，可走又走不开的时候，邻居崔大娘来了。她看到这种情景，便对母亲说：“你们不是想去看电影吗？要是孩子没地方放，我先替你们看一会儿。”
崔大娘家只有老两口子，没儿没女没亲戚。两位老人开个小铺，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因为白天母亲也常带弟弟到她家串门，都挺熟的，加之与母亲相约去看电影的婶子、大娘都说这是个办法，于是母亲便将弟弟送到老崔家，带着我和几个姐姐，跟邻居一起看电影去了。
露天电影要天黑才能放映，等我们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母亲去接弟弟，看到他睡得正香。崔大娘说：“就让他住这吧，明天早晨再回去。”母亲觉得这也没什么，就没有把弟弟接回来。可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弟弟还没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崔大娘的小铺里又吃又喝，已经被“糖衣炮弹”击倒了。
就这样，弟弟在崔大娘家住下了。老两口子对弟弟别提多喜欢，伺候得别提多上心了。母亲则觉得我家五六个孩子，弟弟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吧。
转眼弟弟在崔大娘家住了三年多，在镇里评选模范孩子时，他还因为被养得白白胖胖，还识了不少字得了奖。弟弟的茁壮成长说明崔大娘伺候和教育的都不错，但两家从未提过是不是将弟弟送给他们的问题。
1954年，我家迁往长春，当母亲提出要带弟弟走的时候，崔家老两口子哭了，整天整夜地哭。但两位老人始终没说一个“不”字，也没提什么条件。
往长春搬家时我们要先坐一小时马车，在一个叫哨口的地方过松花江，然后改乘火车。自马车离开小镇，我们就看到有个人在马车后面跟着。当马车停下时，大家看清了，原来是崔大娘。那时她已经60多岁，却一直跟着马车来到江边。
母亲警觉了，“是不是老崔太太来要孩子，或者来要这几年抚养孩子的费用啊？”姐姐这时已能替母亲分担些事情，她告诉母亲：“你们都不要怕，船来了就赶紧上船，我在后面同她交涉。”
其实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因为在登船前，崔大娘一直都没靠近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但当她看到我们上船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坐在岸边的地上嚎啕大哭，而且边哭边喊着弟弟的名字，让人撕心裂肺，而且有一种如果我们不把弟弟留下，她就不活了的感觉。
看到这种情况，母亲怕硬把孩子带走会出问题，就过去扶起崔大娘，对她说：“大嫂，你别着急，如果想孩子，你就到长春去。有些事儿咱们在长春还可以商量。但这次搬家孩子他爸没回来，我不能就这样把孩子留给你。”
崔大娘信了母亲的话，擦了擦眼泪，站起身子，把弟弟搂在怀里，亲了又亲。最后竟爬上一个高坡，目送着我们远去。
我们到长春还不到一个月，崔大娘就来了。当她看见弟弟时，俩人抱头痛哭。原来弟弟也想她，想她们家，而且还为此病了一场。父亲见状，在与母亲商量后对崔大娘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领回去吧。但我们之间不能办什么手续，他也不能改姓。”崔大娘千恩万谢，弟弟也兴高采烈。从此，我成了有弟弟的独生子。
论经济条件，弟弟在崔大娘家度过的童年可能比我稍微好点，但在远离母亲这十几年里，弟弟受了哪些委屈，只有他自己知道。
随着年龄增长，弟弟上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此刻崔大爷已经去世，崔大娘与弟弟成了相依为命的亲人。随着崔大娘年纪越来越高，家境也每况愈下。这时，我与姐姐都陆续工作了，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为此，我们曾考虑将弟弟接回来。但弟弟不肯，并且告诉我们，今生今世他都不能将崔大娘扔下。
在弟弟高中即将毕业时，崔大娘与弟弟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是自弟弟到她家后从未有过的事。原因是崔大娘执意让弟弟考大学，而弟弟却打算早点参加工作，孝敬老人。“好在”这场争论被“文化大革命”给裁决了。随后，弟弟便成为第一批“知识青年”，被打发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下乡后的弟弟惦记着年过古稀的崔大娘，为了让老人早点有个归宿，在谁也不知道下乡知青还会返城的情况下，弟弟与集体户里一位女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兄弟媳妇结婚了。从此，他们和崔大娘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在后来知识青年返城时，已婚青年受到多方面政策限制。为此，弟弟和弟媳在农村呆了一年又一年。
弟弟是读到高三才下乡的，在那些知识青年中称得上是“有知识”的。在一直不能以知青身份返城的情况下，他先到所在乡的粮库扛麻袋、当工人，后来不仅转成了正式职工，还当上了粮库的会计、财务科长，最后成为主管业务的粮库副主任。
此间，弟弟一直将崔大娘当亲人、老人，伺候、孝敬，像对待生母一样。但随着崔大娘年岁越来越大，弟弟家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崔大娘的存在引发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首先要说的是我兄弟媳妇，她是弟弟同学，早就知道弟弟家的情况，所以，她对崔大娘也像对自己亲妈一样孝敬。但当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并且知道这个奶奶与自己并无血缘时，就未必有那么深的感情，做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这却是崔大娘最在意，最容易挑理的地方。为解决这个问题，弟弟与弟媳给他家的四个孩子立下一条规矩：不管谁惹崔大娘生气，“打无赦”！为此，我的侄儿和侄女挨了不少打，受了不少委屈。就连考虑他们的婚事时，都因为家里养着这样一个说不得、碰不得的“皇太后”，吓跑了不少来提亲或相亲的人。最后孩子们不得不主动降低择偶标准，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
在崔大娘从八十岁奔九十这几年，弟弟与这位老人的关系进入了最困难时期。这时，弟弟的岳父岳母也被他们接来养老。其实这两位老人自己有退休工资，只是为了有个照顾，才在弟弟家院里盖了两间房子，并没有与他们一起生活。尽管这样，崔大娘仍旧觉得这是对她在这个家庭里“至高无上”地位的威胁。所以，总是找茬与弟弟的岳母打仗。
崔大娘养了几只鸡，弟弟的岳母看到她有时忘记喂了，就到棚子里抓点粮食或鸡饲料，撒在地上。按常理说，这种做法也没啥不对呀，但如果被崔大娘看到，她一定会把小鸡打跑，将地上的粮食扫到一起，扔掉，然后自己再抓粮食喂鸡。弟弟的岳母本来是好心，当然不肯受此羞辱，于是就开始争吵。如果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件也就算了。问题是两位老人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冲突，每天都在争吵。时间长了，两个人的矛盾仿佛已不可调和。
当时弟弟的岳母已80多岁，而崔大娘则是眼看奔90岁的人，谁能在她俩之间讲清什么道理？谁能做通她俩的思想工作？一次，两个人又无缘无故地吵起来，弟弟实在没有劝解办法了，便将体重80多斤的崔大娘抱起来，放在一个箱子盖上，随后又把自己的岳母抱到另一个箱盖上，拽过老婆孩子，齐刷刷地跪在地下给这两个“祖宗”磕头，劝她们不要再不缺吃、不少穿地斗闲气了。
两位老太太大概都是头一回坐到这么高的箱子上，吓得四条腿一起蹬打，并且答应不再吵架。然而说归说，吵归吵。
俩老太太的矛盾影响了家庭的安定，万般无奈之下，弟弟和弟媳有时就溜到河边大哭一场，但他们从未有过让哪位老人离开的念头。
几年前，崔大娘、弟弟的岳父、岳母相继去世，弟弟一视同仁地料理了后事。知道弟弟与崔大娘关系的人，都觉得老太太早年没白疼他。
加上生身父母的丧事，弟弟总共发丧了六位老人，堪称孝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