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表

在我的记忆长河中，唯一带过一块手表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故事，它与父亲紧密相连。父亲2003的初夏就走了。父亲离开的日子，因为时间想到父亲送我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送我一块梅花手表，遗憾1991年的正月在长途汽车上丢了。

父亲是东风渠的老水利，外号叫熊聋子。似乎我与水的缘分从一开始便是注定的。父亲命属水，他年少时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十六岁就与母亲成家，在长江江心岛百里洲上的刘巷铁匠铺抡锤打铁。后来又到宜都松木坪煤矿挖煤，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回家探亲休假时。那时村里叫生产队吧传来消息，说地处丘陵地带的农田干旱严重，甚至颗粒无收，而当时地区行署号召修建东风渠，父亲毫不犹豫地从煤矿回来，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东风渠水利工地，成为枝江民兵团的一员，挣标工记工分。因表现出色，他被留下参与水利工程管理，成为了一名“亦工亦农”的渠道“管水员”。父亲工作后，单位发工资还得向生产队交钱买口粮，过了两年才转正成为正式的“公家人”，吃上了所谓的“商品粮”。

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是在他在东风普溪河站工作的时候。那时上小学的我，内心有着些许自豪，因为我的父亲是“单位上的人”，而他的单位便是东风渠。我对他的单位充满了好奇，甚至还问过他为啥不叫西风渠而叫东风渠，父亲只是说这是单位的事，小孩子别乱说。后来到了初中，我知晓了那句“东风压倒西风”的诗句，才恍然明白父亲单位名称的由来。父亲其实连小学都没毕业，只因打得一手好算盘，也许正因如此，他最后调入了计划财务科，从乡下的渠道管理站调到了驻宜昌城区办事处。我至今还记得，读初中时给父亲写信的地址是宜昌市滨湖路 22 号，只是遗憾当时的南湖早已被填埋成一个公园，父亲当年在南湖边上的吊脚楼，只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1984 年高中毕业后，父亲便开始为我的出路谋划。那时想要跳出农门，途径一是读书，二是当兵。我那大我三岁的哥哥已去当兵了，而我成了一个难题。一个镇高中二百多人，经过预考能留下的不到百分之十，能考取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有个“内招”的机会，当时政府还有个 93 号文件，说是能解决水利事业单位职工后顾之忧，家属子女可以转“中价粮”户口。父亲为了响应单位号召，便给我报名参加内招。记得考试是在距离东风渠管理处机关二十多公里的雅雀岭镇附近的丘陵山包上的地区水利水电学校三楼教室，在参加考试的六七十人中，我竟考了第一名。这个成绩大大地给父亲在单位“长了脸”，他的老同事们都恭维他，说想不到他熊聋子的儿子这么厉害。父亲的话却击中了我的要害，他说要是读书行还用得着参加这考试啊。其实高考落榜后我本是要参加复读的，但同学说参加父亲单位内招也不错，而且我又担心昂贵的复读费，便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东风渠。

父亲把我从老家小镇接到滨湖路 22 号他的吊脚楼，他骑着“永久”自行车，费力地拖着我的行李，就是幺爹当兵复员回来送给我的军用绿被，要穿越几条街道到了北山坡。他推着车，我在后面跟着，一路七弯八拐近半小时，来到挂着“黄柏河水电建设管理局”牌子的一栋红砖三层楼门口，父亲支起自行车，不远处停着一辆大卡车。父亲对我说去找开东风翻斗车的常师傅，让我等着。约莫一刻钟后，父亲和一位比我大上十来岁、穿着旧军装的年轻人并肩走来，老熊这就是你的老二啊，呵呵，都参加工作了。我热情地叫着常师傅，搭上他的便车去东风渠普溪河大中坝管理段报到。而常师傅当时是黄柏河西北口工地上的专职司机。当父亲把我的行李举过头顶往车厢放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回过身来叮嘱我说好好干啊，别给老子丢脸。临了，他从手腕上摘下他的梅花钻石手表递给我，说现在是上班的人啦，有块表方便些。我机械地接过带有他体温的表，上了常师傅的东风车。常师傅跟父亲开玩笑说，爷儿父子还依依不舍啊，放心好了，我保证将你儿子送到。

那块表，是父亲曾经华二个月工资买的手表，没戴几年呢！那手表是父亲送我的唯一的礼物，刚参加工作上下班没有手机的时代，没有手表是很尴尬的，时不时有人问小聋子几点了？我就想起了父亲老聋子的语重心长。然而遗憾的是，1991年正月十六在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从黄柏河的天福庙水库搭班车到远安县城转车，估计是掉在了长途班车上，为此被老婆埋怨了好一阵，说是得了儿子丢了表。父亲后来没问我他的表去哪儿了，我也没有机会向他解释。

时光荏苒，父亲那块手表1984年秋天送我，伴随我到1991年春天，自己不小心弄丢了，父亲重病直到离世也不知道他的那块表被我弄丢了，表虽已不在，但父亲的爱与期望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

父亲那块梅花手表是我快六十岁的人唯一戴过的手表，从此不再看什么手表，只是珍惜时间，父亲那块梅花手表，已经刻入骨髓，每天都听得见嘀嗒嘀嗒，我想好好的活着，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