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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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文进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有多种。在农村，深受家庭喜爱的视听产品竟然不是电视机，而是收音机，收音机依旧是“夕阳红”钟爱的必备生活用品——不但因其功能单一，安全省电，还在于其携带方便，即使在田里干活也能够不受影响地获取自己喜爱的节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人们物质、精神生活依然匮乏，尤其是交通闭塞的小山村，没有电影院，书籍也很少，除了那些小人书和已经泛黄毛边的旧小说，人们想要知道外面的信息，只有通过收音机。那个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转一响”，被奉为高档产品，其身价不亚于现在的小汽车。作为“迎娶”的必备条件，一般人家是难以配制齐全的，在当时“三转一响”，是人们结婚必备产品。还有一句口头禅，“毛蓝一身，皮鞋一蹬，有钱结婚，没钱不跟”，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我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是从一名收音机开始的。我的二舅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干农活眼睛看不见，一天主要任务是游手好闲，东家出西家进，除了两顿饭，再也没有事干。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安上了舌簧小喇叭，他除了早晨、中午、晚上三次收听小广播外，其余时间听人说闲话。一次他偶然跟人到县城赶集去，走进百货大楼，听到收音机里传来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舅舅听到心里十分高兴，急得团团转，在别人手中借了十元钱，带了一台收音机回了家。一路上不停地旋转调台按钮，高兴得不亦乐乎。从此，收音机成了他人生的护身符。在家里，他走到哪儿就把收音机带到哪儿，一会儿听中央台，一会儿听地方台，一会儿听秦腔剧，一会儿听革命歌曲。那台收音机体积小，声音洪亮，有两个波段，接收效果好，适合农村及偏远山区使用，携带非常方便。
舅舅和他的收音机形影不离，相濡以沫。每当生产队社员休息时，他把收音机带到大众休息的地方，打开节目给别人听，即使赶集也不例外。遇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把音量调到最大，把接收天线拉至最长，如此摆弄一番，寻求最佳收听效果。特别是接收到诸如“农村天地”，“经济半小时”，“新闻和报纸摘要”等节目，舅舅听得很认真，给大家介绍宣传收音机里播放的党的方针政策，甚至国家大事。打这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叫他百事通。我离舅舅家二里路，那个时候一放学我就跑到舅舅家听收音机，我最爱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另外，最爱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的评书，他播讲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唐后传》、《三侠剑》、《西游记》等等，常常使我听得津津有味，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后来我上了高中，到上高二的时候，学校分了科目，我被分到理论文艺班，学习新闻报道的写法。为了能够学得更好，我把舅舅的收音机借来，通过收听新闻类节目来学习和揣摩新闻报道的写法。学校组织我们成立了学校新闻报组，和县广播站联系每天在广播站了解信息，深入农村采访写新闻。高中毕业后，我利用闲余时间给县广播站、省广播电台采写新闻多篇。
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好转，我买回了一台属于自己的袖珍收音机，每天锁定频道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小节目，特别是听地方台和省电台的新报道。后来参加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给《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陇东报》等新闻单位撰写新闻报道200多篇。在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公众号的时候，我们却拥有无边无际的电播时空，而这还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接收水平。时光悄然走过了三十多年，我也成为下岗工人，生活之余，经常与手机、电视、收音机打交道。在匆匆奔忙的岁月里，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很快落灰相去甚远，手机更新迭代，文化快餐时代，一夜来袭，我们目不暇接，难以选择。在我颇有失落于“一茶一书一盏灯”的岁月里，似乎被仓皇击碎的同时，又极为惊喜地发现，随着视听媒体的发展，听书这种好东西又开始惊艳亮相了。如今我已经是年逾花甲的人了，从小型收音机到台式收音机，到现在的红灯收音机、老年收音机等不停地更新换代，我一直没间断地使用。
文学始终是我一生追求的梦想，每天除了听收音机，我还坚持写一些抒情类，记事类散文，以此不断充实自己。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使我写作人生又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这种爱好和兴趣始于长期收听广播的习惯。在浪漫的旅途中，打开收音机，那份深入灵魂的渴望，陪伴我远走天涯，陶醉在声音创设的境界中，那是人生流淌在心底的情节，始终留存着我美好的记忆，那是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流，始终寄托着我晶莹的梦想。春有百花，夏有凉风，所有的伟大都源于平凡的生活，有梦的日子会闪光，在那真
情流露的岁月里，收音机作为我的挚爱，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伴随着我每天的生活，陪伴着我一路走来。
时间如流，收音机为我打开了一扇与外界交流的窗户，它为我种下了文学梦想的种子；它为我架起了长期与人和睦相处，与世无争的桥梁，让我永远热爱并拥抱生活。如今的它虽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包围圈，但于我而言，唯对它情有独钟。这份感激，这份温馨，永远传递着时代的美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