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开始的写

2019年，在黄冈市委宣传部的扶持下，我出版了第一本个人小说集。在这本集子的后记里，我说自己写小说纯是一种偶然，因为第一篇小说写出来后，我还不知道那是小说。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后记，骂我矫情。我说怎么矫情了，他说，一个三十年前就把小说挂在嘴巴上、一天到晚说构思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

朋友说得不错，三十年前，我的确经常跟他聊小说，说构思，可说与写是两码事儿啊，有时候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却糊里糊涂，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一篇东西来，自己也不敢说那就是小说，特别是初学写作之人，哪有那样的底气，除非你是个天才。就算你胆子大，说你写的是小说，别人买账吗？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能写点东西，被人称为“作家”，还真的与那时的“说”有些关系呢，甚至可以说，我的写是从“说”开始的。

人年轻的时候，总得有点儿梦想，不然，活着有个什么劲。我的梦想跟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村青年差不多，就是跳出“农门”，不受种田之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名农村青年，要想跳出“农门”，主要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读书考大学，一条是当兵提干。而我呢，因读书用功不够，大学没考上；当兵倒是干得不错，可因为年龄超过了几个月，提干时卡了壳。

两条主要通道都堵死了，我只得重回农村，当了一名农民。可毕竟年轻啊，又读了几年书，且当兵见过一些世面，当农民总有点不甘心，所以，就想寻一条别的出路。对于我这样的农村青年，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当民办教师算是一条出路，可那要关系，最起码要是大队干部的儿子，而我父亲是个农民；开店做生意也算是一条出路，可那要本钱，而我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思来想去，就认定搞文学创作这条路了，这既不需要关系，也不要多大的本钱，更不需要谁的批准，有一支笔和几页稿纸，就可以“开张营业”了。

那正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年轻人几乎都喜欢文学，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游戏一样。文学也确实创造出了一些奇迹，时常有人因为一首诗，或者一篇小说，一夜成名，甚至改变了命运。我们县就有两个农民作者，因为写了一部小戏，获得了文化部的奖项，转成了国家干部，调进了令人羡慕的县文化馆。当然，我也希望这样的奇迹，有一天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看人吃豆腐牙齿快，可真正动起笔来，才知道文学创作这条路也不好走，它看似是一条金光大道，其实，异常的拥堵和狭窄，而且，布满了荆棘与坎坷，就算你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可能连个入口都找不到。还有，你以为它不需要本钱，那更是大错特错了，它需要的本钱可能更大。不说天赋和悟性，最起码你得有时间和精力吧。像我这样的种田人，时间和精力要用在田地里的庄稼上，每天睁开眼睛，就得下地干活儿，一天的农活干下来，精疲了力竭了，到了晚上，就算你强打精神，拿起笔来，想写点儿东西，可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字儿呀词儿呀句子呀，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你想去找它们，影儿还没见着，周公就把你请去了。

好在那个时候还年轻，东西写不出来，梦想依然在，再说，那个时候，除了文学创作这条路，还有哪条路能助我跳出“农门”？

在我孤独苦闷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那位骂我矫情的朋友。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农民，一个怀揣梦想、不想当农民的农民。两个不想当农民的青年农民走到一起，说的不是柴米油盐，也不是日子里的事儿，而是文学创作。这在旁人看来，多么的滑稽，多么的不切实际，对于我们，却是一种必需，不然，我们拿什么去填充那虚幻的梦想？

我与那位朋友的家同在一个乡镇，但相隔近二十里，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农忙时要干农活儿，只有到了农闲时，才有机会见面。镇子上的一个邮电所是我们见面的主要地点。对于我俩来说，那个镇子还算公平，刚好位于我们两家的中间，他到镇上与我到镇上，距离几乎相等。

那个时候，我刚退伍回乡，仍坚持写点小东西，但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散文，而是通讯报道，在部队时，我干的就是这个，还因此荣立过三等功。那位朋友呢，虽是画漫画的，但对文学的热爱，丝毫不亚于我。我们经常去邮电所给报刊投寄稿件，有时也取点稿费，三元五元的，最多也就十几二十元。邮电所那个年轻的营业员，见我们写稿能赚点小钱，也加入了写稿的行列，后来，还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

邮电所的报刊多，我们去了，报刊可以随便翻阅，当然，更多的还是谈文学，说构思。有时说着说着，就到了吃午饭的点儿，见我们意犹未尽，那个营业员朋友就留我们在所里吃饭，吃完饭我们又接着说小说。当然不能老吃人家的，当时，那个营业员朋友的工资也不高，有时取了稿费，我们就称点肉买点菜，交给邮电所食堂的师傅，这样，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吃饭说文学了。

种田收入有限，写稿又赚不了几个钱，尽管我们怀揣着一个文学的梦想，日子却过得十分的艰难。为了把日子过好点，第二年春节过后，我们相约着去武钢打工。这样，我们就一天到晚在一起了。白天，我们一起进入高温炉里除尘，或搬耐火砖；晚上，我们睡在一个用竹標板搭建的统铺上，仍然说小说，说构思。有时站队打饭，我也会跟他说，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可以写成一个小说。于是，我俩就围绕这个事儿讨论起来，我说要这样写，他说要那样写，两人争来争去，最后也没得个结果。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小说的热情，第二天，我们又会就另外的事儿展开讨论。我们一起在武钢打了半年工，说了六个月的小说。其间，我也动笔写过几篇，但没有一篇写成功，有的我自己不满意，有的他不满意。

从武钢回来，我们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他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被县里招为了文化干部，我呢，因为通讯报道写出了一点成绩，被一家政府部门借去写材料。后来，他辞职去南方发展，我被调到了县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从没停止过说小说。只要有了想法，我们就会通过电话、QQ，或者微信，进行交流探讨。

我心心念念的“说”了近二十年的小说，但没有写出一篇真正的小说来。我真正写小说，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上面来了通知，从2004年起，县市级报刊一律停刊。我想，报纸停刊了，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再写新闻报道有点不合适。我何不试着写写小说呢。于是，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鼓捣出了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文章里的人物，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位老人。老人的故事本来就有些趣味，我再按照自己的想法，添加一些枝叶，加以演绎。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写那篇文章时，非常的顺畅，也非常的过瘾，那位老人好像一直带着我往前走，这是写新闻报道时从没有过的。

文章写成后，我拿给县里几位写作的朋友和老师看，他们说，你这篇小说写得还不错，应该可以发表的。我说，这就是小说呀？还能发表？他们说，是啊，这就是小说，应该可以发表。在那些朋友和老师的鼓动下，我将其投给了省内一家有名的文学刊物，没想到，还真的发了出来。

那位朋友就是因为这个骂我矫情的。不过，为此挨骂，的确有点冤，因为当时我真的拿不准，那就是一篇小说。由此，我想到了叶公好龙的故事。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在衣带钩上、酒器上，还有屋子内外，都雕刻着一条条活灵活现的龙，待到真龙来到家里，他见了后却吓得要死。有人说，这个叶公不是真的喜欢龙，要是真的喜欢龙，怎么见了真龙会害怕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失偏颇，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自己第一次见了真龙会不会害怕（如果有真龙的话）。再说了，害怕不代表不喜欢啊，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又敬又怕的，有的因为喜欢才害怕哩。

要说呢，我这个人还真的有点痴，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只要喜欢上了，就很难放得下。有人说，举得起放得下，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叫负重，而我在小说创作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举”起过，至今也没有放下过。不说别人，就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明白，一个一篇小说没写的人，竟然天天跟人说小说，这一说就说了几十年，而且，至今还在说着。这不是有病吗？

可能真的是有病呢，直到今天，与一些朋友见面，我还会跟他们说小说。有时候说着说着，别人厌烦了，不应点了，我却浑然不觉，仍津津有味地说着。朋友实在听不下去了，眯起眼来问我，你除了小说，就不能说点别的？看到朋友那厌恶的眼神，我不得不赶紧打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人口味不同，我喜欢的，不能让别人也喜欢。下次见面，我便提醒自己，再不要跟他说小说了，可刚说了几句，不知怎么又转到了小说的话题上。我说我最近读了些什么小说，或者说，我最近想写个什么题材的小说，抑或告诉他，我有个小说被某家杂志留用了，直到看到那厌恶的眼神，我才明白，自己又遭人嫌弃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扪心自问过，但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天晚上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临终前，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然后一命呜呼时，我眼睛发涩，泪水长流。我的泪水是为冰清玉洁、香消玉损的林姑娘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林姑娘因为爱，或者说，因为爱而不得，所以，临终时发出了那样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呢，一天到晚跟人说小说，不也是因为爱，或者说，是因为爱而不得吗？这些年来，我一直为生活苦苦地奔波，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篇小说，更不要说写小说了，只能找点机会，跟人说说小说，并通过“说”，与小说建立一些联系，将她紧紧地抓在手里，不然，她会离我而去。人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

小说发表后，没过多久，报社就撤了，我被分到了一家新的单位。新的单位工作忙，没有时间搞创作，但第一篇小说的发表，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也给了我信心和勇气，还有力量，我在业余时间里，埋起头来写小说。那段时间，运气好像也还不错，写出来的小说，几乎都在省级刊物上发了出来，有个中篇小说还发了《安徽文学》的头题。

我以为我的小说创作从此会走上正轨，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也许能写出点名堂来。不料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坐了很长时间，却没有敲出一个字来。我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没东西可写了。有人说，写作的秘诀就一个字：写。我也信奉这个一字真言，可写不出来你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创作瓶颈期，但我知道，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我的储备库太小了，或者说，储备库里储备的东西太少了，里面储备的一点物资，已被我搬空了，用完了，我必须尽快补充储备。于是，我放下笔来，拿起书本，重新学习和思考。通过经典作品的阅读，我发现，很多大作家不仅学识渊博，还有自己写作的方向和领域，相对来说，写自己熟悉的领域可能更容易成功。

我今后该写些什么？写作的方向在哪里？

迷茫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某天晚上，巴格达有个人做了一个梦，当然是一个美梦。梦里，一位老者告诉他，在伊斯发罕城某个地方，埋着几坛金银财宝，叫他赶快去挖回来。醒来后，他赶忙雇了一个骆驼往那里赶。可等他千辛万苦地赶到那里，什么也没有，因为那里是一个大沙漠。他带的钱用光了，水喝完了，粮食一粒也没剩了，他只得找到一个修道院住了下来。到了晚上，来了几名警察，警察是来抓坏人的，坏人没抓着，就把他抓起来了。他说，我不是坏人，你们抓错人了。警察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他只好把那个梦说了。警察听完笑了，说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一个警察说，我昨晚也做了一个梦呢，也有人告诉我，有一笔财宝埋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人越听越惊奇，因为那个警察说的那个地方，就是他家的院子。于是，他回去了，真的在自家院子的一棵大树下，挖出了几坛金子。

看完这个故事，我也像那个警察一样，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一阵，我不笑了，这不是在告诉我今后写作的方向吗？

自此以后，我把写作的视角对准了乡村，对准了生活在乡村的那些老人们。老人们沧桑的面孔，是够我们读一辈子的大书。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也是明天的我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漠视他们，就是漠视我们自己。

离开家乡多年了，现在每次回家，我总要跟村子里的老人们坐一坐。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真的很可爱，他们不仅会告诉我村子里新近发生的事情，还会把自己隐秘的心事告诉我。前年清明节，我回家祭祖，村子里一位老人跟我说，他后悔当初没再找个老伴。老人的话，在我听来，不亚于一声惊雷。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位中年丧妻、养有三个儿女的老人，像个机器人一样，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儿。到了八十多岁，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这里面藏着怎样的辛酸和悲凉啊？望着眼圈红红的老人，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去年清明节回家，没见着老人，他于前年底去世了，可老人的话像一根结实的麻绳，紧紧地拉拽着我。为了挣脱它的拉拽，我静下心来，把他的人生，重新进行了一番打量，然后，将他的故事，写成了一篇小说。

我知道，老人跟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我把他写进小说里，他压根就不知道我写小说，也不知道小说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是因为心里有话，想说，而我，恰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聆听者。

经过几年的创作实践，我慢慢明白，写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可能是我们业余写作的一条捷径，我至今仍沿着这条杂草丛生的小径往前摸索着。每当无事可写的时候，某个熟悉的人就会带着他的故事，来到我的面前。真的很感谢他们，他们像是遗落在田野里的花生或者红薯，只要我扒开岁月的尘埃，就会有所收获。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文章的最后，我想把这句话借来跟大家分享，我也想对那些想写小说还没动笔的人说，在动笔之前，不妨跟人说说小说吧，说多了，你也许就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