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足迹

我喜欢看央视的《人与自然》节目。草丛中，一只黄鼠的头探出洞口，警惕地环视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才钻出洞来，朝远处走去，身后跟着几只小鼠……这时画外音响起：“黄鼠一家一天的觅食活动开始了……”

看着看着，我就走神儿了，而且走得很远很远，半天收不回来。

我家的“小黄鼠”，可比电视里黄鼠家的多多了。我的哥哥姐姐多，还有弟弟，哥哥们也都有了孩子，三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过日子。屋里院里，到处是孩子：大一点的上树爬墙，撵得鸡飞狗跳；小一点的在蹒跚学步，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倒了，却终于没倒，自己还拊掌大笑；另有几个乳臭未干，还在嫂子们的怀抱里。

童年里，我离开家门最远的那次行走，是跟在父亲身后进行的。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吃完饭，父亲拿上镰刀出了门，我悄悄跟在他身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了村子，父亲一直朝南走。我小跑着跟在后面。不知怎么，平生我愿意朝南去，不愿意往北去。我不能跟得太近，否则会被父亲发现。风是南风，阳光是白色的，整个世界是那样的饱满、温厚、芬芳、安谧。父亲走得是那样的快，我一路小跑，跟得越来越吃力，距离也越拉越大，路两旁的景色更是越来越陌生了。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后来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害怕找不到家了，就哭泣、叫喊。但风把我的哭叫吹向北面，父亲不可能听到。

电视里，离巢的小黄鼠是被母亲叼回窝的；而那天的我，是跟着父亲走回家的。在我快绝望的时候，父亲出现了。父亲扛着一大捆高粱。高粱是新割的，穗子红红的，叶子还绿着。我这才知道，父亲是去沟塘子割高粱了。沟塘子那里有我家一块刨荒地，那年种的是高粱。父亲将割倒的高粱在头部捆好，然后将高粱秸分开，架在左右两边肩膀上，扛起来就走，脚步滞重，满脸淌汗。我悄悄地跟在父亲身后。进了家，父亲将高粱捆靠墙戳上，连一袋烟都没抽完，就又去扛下一趟了。到天黑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戳满了长长一排的高粱捆。

吃饭之前，父亲蹲在一旁，看着那些高粱，如饥似渴地抽着烟，脸上的汗逐渐落尽。有好几个孩子围着他，有的抢他的烟袋，有的骑上了他的肩膀。父亲脸上漾着疲惫的笑容，不闪不躲。

那一年，父亲六十一岁了。有单位的人，到了六十岁就退休了，开始安度晚年。然而没有人给父亲发这样一种通知。他一生中繁重的劳作，远未停止。

父亲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扛活阶段、挣工分阶段、“退休”阶段。我们家在土改时划的成分是下中农，土改前有几亩薄田，种田之余，家里是要有人去给别人家扛活的。父亲在三兄弟中最小，出去扛活的自然是他了。成家前后各有一段时光，父亲给本村或邻村的地主扛长活，直到我的哥哥们大了才把他替回来。后来解放了，入社了，有了生产队，父亲就过起了到生产队干一天活挣一天工分的日子，比起扛活来轻省多了。可是没多久父亲就步入了花甲之年，生产队的活不干了，自我“退休”，实现了平生最后一次转型，在家奔忙，而劳累程度并不比上个阶段轻多少。

父亲扛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父亲挣工分的时候，我还不记事；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是他在生产队“退休”后在家劳作的身影。那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发生在屋里屋外、村里村外的那些循环往复、不可胜数的、有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奔走、忙碌，才是我看到的，他生命中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

比如扛高粱秸，那一捆青高粱秸至少要有一百斤，从沟塘子扛进家要走六里地，我不知道那一下午父亲扛了多少趟。六十一岁时的我，是连架都不能将那样重的一捆高粱秸架到自己肩上的。而扛高粱秸这样的活计，在父亲的忙碌、奔走中，太微不足道了。

那时的种刨荒地，实在是一家人活命的依托。生产队年年秋天分粮食，我们家年年粮食不够吃。其实村里许多人家也这样。河边、路旁、坎下，村里有些边边角角的小地块，集体耕种不方便，在那里荒着。人们就把它平整平整，种上庄稼，秋天收获了当口粮。生产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地就叫刨荒地。

我们家有两块刨荒地，一块叫“小短垅”，一块就是这“沟塘子”。小短垅种谷子，沟塘子种高粱，都比生产队的庄稼长势好。而这两块地的春种秋收，哥哥嫂子们也参与，但主要的莳弄是由父亲承担的。不可想象，如果没有那些谷子高粱补充，全家人怎么能活过来。

除了忙着种刨荒地，父亲还要跟着席子跑。我们家是编草席的，靠编席子挣两个零花钱。我家编的是秫秸席。把秫秸买来，编成席子卖。秫秸是花多少钱买来的我不知道，我记得一领足丈的一等席子卖到供销社，能给两元八毛钱。

编席子的是母亲、哥哥、姐姐我们，父亲负责买秫秸、轧眉子、给编好的席子缲边儿、用硫黄把席子熏白，最后再把席子扛到供销社去卖掉，然后把钱放进他那顶一年里只有几个月不戴的毡帽头里。那时候，我们全家二十多口人，用的金柜就是父亲的毡帽头，所有的钱、布票都天天戴在他的头顶上。

玩耍或放学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一大捆秫秸或席卷在慢慢地移动，就知道那不是父亲背着秫秸回家，就是背着一大卷席去供销社卖。那时候，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同样花白的还有他的后背，那是衣服上汗渍结成的花朵。

“扬了二正”，这是父亲说过的一个词，形容一个人劳累到了极点，不能自持。写别的故事时，一遇到这种情形我就想用，最后还是放弃了，怕不规范，别人看不懂。在这里，我想保留下父亲的原话：“我这一天天累得扬了二正的，你还想让我咋的？”每当父亲刚从忙碌中停歇下来，母亲又说起日子艰难，或指派他干新的活计时，父亲就会这么说上一句——那时候他已经快挺不住了。因为不只是说过一次两次，所以我记得很牢。父亲每一次这样说时，都是他快撑不住了。

这时母亲便不再吭声。而父亲，也就是歇上一小会儿，又起身去忙了。

我仔细地看过父亲的手。他那双手指头粗短，手掌很厚，皮肤粗糙得像树皮。

躺到炕上的头一天，还缲了一领席边。“躺到炕上”是我们那里对病重的另一种说法，谁也不愿意明说的潜台词就是这个人病将不治。家里的日子太难，左支右绌，四处都等钱用，他歇不下来，一直硬撑着，最后就一病不起。

盘点父亲的一生，可以发现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这就是在七十三年的漫长岁月里，父亲的活动半径，他的足迹，没有超过二十公里。

这种盘点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进行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起这个话题，心情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只是令人平添无尽的慨叹。

父亲一生比较远的行程，就是那么有数的几次，历历可数：

——往东走，父亲去过黑水，即今天辽宁省建平县的黑水镇，离我们太平地村十五公里。父亲那次去黑水，是平生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时间是上世纪的50年代末，他带着两个哥哥去给三姐办嫁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他们天还没亮就走了，挑着挑筐。时令已是冬天，我们家开始一天吃两顿饭了，我们一帮孩子闹哄哄地等他们回来开饭，直到天快黑时他们才带着一身寒气进屋，挑回来的东西是一对茶坛、一对掸瓶，都是青花瓷的。

——往西走，父亲去过马家杖子。马家杖子是母亲的娘家，离我们太平地村不足八公里。母亲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没有了，听二舅说，姥姥都咽气了，母亲还哭着掀她衣襟找奶吃。父亲到那里是去看我的大舅。

——往南走，父亲到过喀喇沁旗乃林镇的甘苏庙村。甘苏庙离我们太平地村约二十公里，我的一个叔伯姐姐嫁到了那里的老朱家，她出嫁时是父亲送去的。

——往北走，父亲到过离太平地村十公里的牛圈子村，那里有我一个一到冬天就咳嗽得喘不上气来的叔伯姐姐——老王姐。这位姐夫家姓王，她自己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都叫她“老王姐”。老王姐出嫁时，也是父亲去送的亲。

一个人走过的路，记得牢的，是走得少的。一家人替父亲记着的这几次出行，在他一生浩繁的行走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而且，没有代脚的牛、马、驴，更没有自行车，父亲一生的行走，全是徒步。也就是说，在那方土地上，印满了父亲的足迹，如能显现出来，会密密麻麻。

没有来得及面对面地跟父亲探讨他的精神世界。我喝上点酒，好跟自己的孩子讲人生，以至于儿子回家见我又喝了酒就往外走。我的父亲却从未试图跟我说一说人这一辈子应该怎样过的道理，尽管他一定会有许多感悟。

父亲从未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声色俱厉地责罚过我们。哥哥、我和弟弟哪个人有了过错，母亲就对父亲说：“对了，你还不打他，留着他干啥？”父亲看上去也很生气，一遍遍说：“笤帚疙瘩呢？笤帚疙瘩呢？”笤帚疙瘩是母亲用来打我们的用具。前寻后找，那东西明明放在那里，他愣是没看见。

年年雨季到来之前，脱坯、搭炕、抹房，是农家必有的一番劳作。父亲是这方面的好手。难忘他蹲在房顶上拿着抹子抹房的样子。难说这些活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却也是一个庄稼汉应有的本领。干这些活计，有的人家人手为够，难以独自完成，需要邻居帮忙。常常是，东邻西院的大人过来说一声，父亲拿上抹子或是二齿子就去了。

父亲特别珍惜粮食，看见哪个孩子剩饭，他都端过去吃掉。为了批宅基地，家里请大队干部喝酒。大队会计不胜酒力，偷偷把酒倒掉，他竟当场说：“那是粮食呀！”

父亲一生经历简单，精神生活也很单调。父亲不识字，看不了书籍、报纸，当时还没电视，只听过一点广播，看过几场村民们自演的小评戏，听过几场评书，听我念过书。父亲年轻时吹过竹笛，说他吹笛子时，前面放一盏火油灯，吹完一曲《苏武牧羊》，灯苗儿不会晃动，这说明他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气息，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放弃了。

父亲漫长的一生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他那浩繁的、不可胜数的奔波忙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像黄鼠一样觅食，弄吃的；他带领子子孙孙一大家子人披星戴月、摸爬滚打、胝手胼足、流泪流汗、战天斗地，都是在弄吃的，以便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要求尽管如此简单，可直到他“躺到炕上”，一家人吃的玉米饼子还是掺了糠的。当然，都活着呢。

看《人与自然》，我常常发呆。里面那些熙熙攘攘的角马、羚羊、昆虫、企鹅们，它们为了短暂的存活而忙碌，为了逃避天敌追命而奔跑，为了适应季节、追逐水草而迁徙，那艰苦卓绝的奋争，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生命，那虽然渺小、微不足道，却仍然东奔西走、辛勤劳作的精神，那遭遇天敌、死在眼前仍然作无谓的挣扎，总是会联想到我们人类，联想到我的父亲。

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我曾替他思考过他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他自己没有怎么阐述过，后人已经无从知晓；照我看，就是为父母养老送终，把子女拉扯大，给儿子们盖上房子、娶上媳妇，给女儿找上个好婆家，看着孙子孙女一天天长大。一句话：把自己活下来，让子孙活下去，延续生命。

我说这些，是在寻找父亲的品行和生命力的渊源。他的品德说不上有什么特质，有多么高贵，但他留给我们这些当儿女的精神财富仍很丰厚，带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品质。他一生没有创造下辉煌的业绩，但他的生存能力却是非常顽强的。他行走的环境是那样的逼仄、封闭，又地处塞外，荒山秃岭，跟外面的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却硬是把自己活下来，把自己这一脉延续下来。

前辈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如今日子好过了，后人能不能把脚下的路走好？　

我感觉得到，父亲一直在冥冥之中默默地关注着我们。不管我走到哪里，猛然一回头，都会看见他注视着我的样子：形容如昨，目光温暖如故。

如父亲所愿，我们这一脉很好地活下来了，兴旺、安康。

二十岁，我就离开了村子，到矿上当了工人。有时，鬼使神差一般，我会回一趟老家。老家变化很大，房舍一新，乡亲们的生活安宁、富足。父亲走过的那些路还在。我走进风光旖旎的田野，走着那些路，追寻父亲留下的足迹，向着岁月和人生的深处凝眸、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