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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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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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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乡 恋 歌

                         

“离开了家乡就有了老家/老家有我儿时的童话/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有样东西总叫人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的日子也会发芽/长长的藤儿开满小花/有了老家就有了许多故事/有了老家才有了几分牵挂……”

这是我早年参加全省征歌创作的一首题为《老家》的词作,它基本表达出人们对故乡一往情深、难以割舍的情结。可不,对于千千万万离开故乡的游子,他们的心弦一经触碰,那乡音、乡恋、乡愁,就是它最强的音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纸调令把我从老家会同调进了宁都县城,一年后爱人也随之调入。于是,拖儿带女全家迁进县城,离开了我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像模像样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若干年后,工作节奏、生活习惯早已融入了这个城市,但满嘴的会同口音还是那样的纯正,以至于外出办事,总有人问你是会同人?如果那人再追问一句,你是哪个村的?这十有八九是遇到会同老乡了。双方用家乡话一聊,那热乎劲就别提了,听着这久违的乡音,犹如冬天里一缕春风吹进心田,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电话尚未普及,来自家乡的信息甚少。从基层到县局机关上班还在调整适应期,工作压力比较大。好不容易盼来了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别人吆三喝四摸麻将打扑克,我却不由自主地推上自行车从居住的南门径直骑往北门,那时的车站设在北门,家乡有人进城也基本上在这一带活动。别人以为我要去郊游,可那里知道,一个星期下来,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没有见到过去的熟人朋友,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在北门转悠一圈后,我会来到车站候车室,身子在人群中穿行,目光在大厅里巡睃,如果听到了家乡口音或见到了熟人,就像在大漠中发现了绿洲,我会毫不迟疑的走上前去。是熟人我会递上一支烟,拉到旁边相谈甚欢;不认识的,我会就近找个位子坐下来,静静地听他们聊天,如同听一曲天籁之音,我的心也仿佛飞回了会同老家……

乡音是种奇特的东西,生活在老家倒没什么感觉,一旦身在他乡成异客,乡音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能把互不相识的人吸引在一起,使人倍感亲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会同工作时与同事出差去上海,返回的前一天特地到外滩逛逛,在南京路一家百货商场购物时,我与同事正在商量选购商品。这时走过来几个年轻人,用家乡话问我俩是不是从宁都来的,彼此的乡音使大家一见如故,意犹未尽,他们执意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俩去吃中饭。原来,他们中两人是宁都县城人,一人是长胜镇人,高校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他们说,在上海几年了,是第一次遇到宁都老乡,第一次听到宁都乡音,而且又是同龄人,能不激动么?

我想,每种商品都有它特有的标签,那么,乡音便是我们人类的标签了。从他呀呀学语开始,乡音就为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哪怕他走到天涯海角,随着时间的推移,什么都可能改变,唯有乡音难改。

 

县城距会同老家十几公里,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应该说很方便了。可离开老家近30年,回想起来回去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每年的清明必须回去一趟,那里长眠着我的母亲,还有就是堂兄弟们归亲嫁女、红白喜事,只要走得开,也得回去。

这不短不长的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的长辈们,我的父母包括几个叔叔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同辈的堂兄弟中,也有两个不在人世,而我的两个姐姐,则在赣州、上海生活。还有那些侄辈们,有的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更多的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纷纷背井离乡到沿海一带逐浪去了,所以坚守乡土的,就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堂兄弟了。他们一如扎根在家乡一隅沃土上的老树,久经岁月的雕琢、风霜的侵蚀,已经风雨飘摇,即便如此,每到年关,他们依然张开双臂,敞开胸怀,召唤归巢的候鸟。

每次回老家,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堂兄弟他们家坐坐,聊聊天,可他们每次都不容分说非要留下吃饭,总让我纠结一番。今年正月,年纪最大的堂兄得知我上海的姐姐姐夫回宁都过年了,特意打电话给我们,再三叮嘱我们要去他家吃饭。正月里大家都忙,应酬也多,我们两家都在电话里回绝他,说饭就不在他家吃了,改日定会抽空去看他们。堂兄急得带着哭腔,估计电话那头的他都快流出眼泪了,弄得我们实在没办法。

回到老家,我总要抽空到处走走。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会同桥下游两百米处的地方,如果时间不够,也要站到桥上去看上一眼。那里很早以前是一大片荒滩,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从排上老家搬迁到会同街上居住后,在那开垦出了一片菜地和稻田。为了不被洪水冲毁,父亲用鹅卵石围着菜地稻田加砌了一道一米多高两百来米长的石墙,又在石墙外的滩涂上栽下了百余棵香樟、苦楝、乌桕、白杨、油桐等树苗。几十年过去,因父亲的精心耕作和悉心呵护,堤内的荒滩变成了数亩旱涝保收的良田,堤外的树苗也长大成林,成了墟镇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好景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扩建卫生院,这片稻田树林变成了医院用房。那时,我是街上七八岁孩童的孩子王,每年的寒暑假或每周的星期天,这片河滩树林便是我们的战场和乐园,我领着他们在树林里捉迷藏、掏鸟窝,下河打水仗、摸鱼虾,留下了童年美好的时光、乐趣和回忆。

回到老家,远离城市的喧嚣,放下手头的工作,犹如卸下了厚重的铠甲,身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似是而非的街市,似是而非的乡邻,似是而非的往事,幻化成似是而非的一缕缕丝线,把我的心与故乡紧紧地系在一起。

 

我的祖屋在排上村,距离会同墟镇约两公里。那是一处典型的赣南客家风格的农村建筑,整个村子呈“凹”字型布局,泥墙黛瓦,两层土屋,正中最大一间是厅堂,是村里人逢年过节祭祀祖先和举办红白喜事的场所。我父亲五兄弟和三个堂弟全部居住在此,可见当年这里人丁的兴旺。

村子依山傍田,门前果树翠竹,屋后山青林密。后龙山不高,但却长满了杉树、松树、荷树、樟树,长年郁郁葱葱,蓬蓬勃勃,人们都说这里的风水好。村前视野开阔,田畴平旷,远处的会同河自东向西流去,数千亩良田铺展在会河两岸,目光所及,四季变换的田园美景尽收眼底。据父辈讲,排上村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经历了几个朝代,虽饱经沧桑,历经风雨,仍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建国后至八十年代,是排上村的鼎盛时期,那时小小的村子人口近百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瞒着父母妻女参加红军的。

父亲1950年冬返乡后在排上村老屋住了几年,娶妻生女,我的两个姐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政府在会同墟镇安排做了房子,我们全家才搬离了排上村。虽然离开了排上老家,父亲隔三差五都要回去看看,他要看他的兄弟侄儿,看他当兵前在老屋后栽的荷树、樟树。我五岁那年,幺叔的大儿子成家归亲,这是建国后排上村肖家迎来的第一桩大喜事,作为长兄,我父母提前两天就带着我在村里住下,主持操办大侄儿的婚事。喜宴的当天上午,我们这些孩童追逐嬉闹,当我跑过厨房门口时,帮忙做饭的人一瓢滚烫的甑下水泼出来,正好淋在我头上。我“哇”地一声大哭,惊动了在场的大人们,他们见我脸上、脖子上烫起了一个个水泡,知道闯了大祸,七手八脚把我送去了乡医院,这一小插曲,差点把我堂兄的婚宴搅黄。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几个叔叔和堂叔相继去世,后来,有几个堂兄在别处做了新房,也离开了排上村,从此,排上村渐渐的冷寂下来。虽然会同街上离排上老家不远,可父亲年纪大了,去的次数也少了,而我们这些晚辈,去的次数就更少。进入新千年后,我仅有的两次回排上老家,没想到都是以这种方式,怀着沉重的、不可名状的心情走进村子。

十年前的那次是去参加最年长的堂兄的葬礼,那时,村子虽然有些荒凉,但毕竟还有几户人家居住,瓜棚果树,鸡犬相闻,还有一些村庄的气息,只是物是人非,给我平添了些许感慨。今年五月,我又去了一趟排上村,那是我的一个堂嫂病故前去吊唁。走进村子,只见房屋墙体斑驳变形,屋场杂草丛生,给人一种满目疮痍、荒凉破败的印象。后龙山茂密的树林变成了寸草不长的脐橙林,以前那排参天的荷树、樟树,孤零零地仅存一二棵,倒也顽强地生长着,它想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繁盛;村前原本平整的田畴,通过政府的土地整治项目工程,变得愈发的崭新平坦,一条新修的机耕道伸向田园的深处,间或栽种着白莲、水稻的田园上,却不见劳作的农人。我在村头驻足良久,返回村里时遇见了我的一个80多岁的堂姐,她告诉我,现在村里就只剩下她和她90多岁的丈夫一户人家了……

故乡三重奏,游子咏叹调。这一次,我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村子,我无法预计,下一次回排上村,不知会是何种由头,又会生发出怎样的离情别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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