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的夜晚,最适宜做的,莫过于沏一壶好茶,读一读书。站在书柜前,看着一排排书籍,手似弹钢琴,不知选哪本书为好。踌躇间,忽的想起那只小手,它正费劲地挤过抽屉缝隙,努力地去够锁在抽屉中的书……
无书可读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今年五十有八。前一阵子,与发小们聚会,喝酒聊天。两杯啤酒下肚,我的话逐渐多起来。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之机,一位同学笑着说“你变化真大,小时候很少说话,就知道看书。到同学家里不是扯过一本杂志,就是捡起本有头无尾的书,甚至是一张带字的纸也能看半天”。
他说的一点没错,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却酷爱看书。
说是酷爱看书,实际上没多少书可看。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连《红岩》、《青春之歌》这样正能量的书都被禁,能有多少书可以一读。除了《红小兵》杂志,再就是《半夜鸡叫》、《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等,小人书也是《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红灯记》这一类的,看来看去都看腻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小伙伴,肩并肩,头挨头,一起看一本小人书,实际上是他读我看。书名已经忘记了,说的是农民进城卖花生,被红小兵发现,扭送到民兵指挥部的故事。那个年代,卖花生是“投机倒把”行为,性质上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角,与宋丹丹薅社会主义羊毛类似。小人书把农民画得挺猥琐,还配上一行吆喝叫卖的文字“粒大皮薄”。“粒大皮薄”是自夸花生品质好,颗粒大,皮又薄。那个小伙伴字没认全、音也不准,高声朗读成“拉大皮包”,惹得我笑个不停。也许是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现在但凡喝酒,桌上有盐水煮花生,都会边剥皮边往嘴里塞,边不住地点赞“拉大皮包”、“拉大皮包”。
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只要有铅字,都扯过来看。父亲是造船厂的软电电工,家里常有些《无线电》杂志。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闷头就看,什么电阻、电容、电子管、二极管、三极管认识了一大堆。看得多了,便自己动手,寻块磁铁缠漆包线,裁一块圆铁片,把它们装到圆形塑料盒里,做成一个小“接收机”。沿着家外墙面布置好天线,这样可以收听到当地电台的广播。虽说长大后并没有秉承父业做个电工,但对电子产品和电器设备从不打怵,大概得益于此。
除了看书,还可以听书。傍晚时分,大概是五点半,广播电台准时开播刘兰芳的长篇评书《杨家将》。时间一到,孩子们都跑回家听书,原本还是熙熙攘攘的街上,顿时安静了。评书节目一过,街道上又恢复了热闹,孩子们打打闹闹,你追我跑,嘴里还不断地模仿着“小南蛮,拿命来!”而我则有一个梦想,就是能拥有一身“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雉鸡翎”的装扮。
“偷”书来读
差不多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各类图书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原先被禁的书重见天日,连地下流传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也公开发行了。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异军突起,金古温梁四大家与琼瑶、三毛等作家的作品摆上书架。在那段重启全民阅读的日子里,最羡慕的事,是看见父亲在晚饭后或躺或坐静静地读小说。
原本以为,有这么多书可看可读,一定会大饱眼福。然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也是担心所谓的国外“坏书”教坏我,家长对我实行禁书。父亲每次看完小说,都要把小说放到柜子中间的抽屉里,然后插入钥匙,“喀嚓”锁上。
那年暑假,我常常出神地注视着抽屉。默默地想:那里静静地躺着的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让人一页一页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书里讲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能让人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欢愉,为之惆怅。
那个抽屉,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见塞满美味佳肴的食盒,充满诱惑,垂涎欲滴。
有一天,我发现抽屉虽然锁着,但把旁边的抽屉拿掉,可以从侧面把手伸到锁着的抽屉里。我颤微微地把手伸到抽屉里,摸到了书的一角,心跳、血涌,什么都不顾了,一抽手一本书已在手,是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我捧着书如饥似渴地读着,为剑客们的豪侠气概所折服,为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怕父亲下班后发现我“偷书”,赶紧把书原路送回。
就这样,从抽屉里我陆陆续续认识了果戈里、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我为《雾都孤儿》而落泪,也为《牛虻》而振奋,我以少年懵懂之心努力去认知《悲惨世界》,也曾紧张兮兮地领略《福尔摩斯》探案的风采……
究竟从抽屉里“偷”出多少本书,读了多少书,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这些充满魅力的文字,带给我从未有过的愉悦,使一个满街乱跑、上房揭瓦的“野孩子”,有了一方安静、快乐、舒适的小小世界。
想读就读
上高中时,学到一篇课文,鲁迅的《孔乙己》。“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前,孔乙己辩解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当下便想,我一个学生,当然算不得读书人,那么从抽屉“偷”书究竟算不算偷呢?
带着疑惑,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做工。厂子里有个图书室,规模不大,藏书也不算多,但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赶忙跑到车间工会,办了一张借书证。那张小小的图书证,在我看来就是掌握生死的大神,可以通天的梯子。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借自己想看的书,读自己喜欢的文字。
当时的工作是装卸工。工厂规定装卸工没有活时,可以打扑克、读书。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室借本书,然后再去工作岗位。没活时,工友们三五成群打扑克,我就闷头读书。小说、散文、杂志、诗刊什么都看,活脱脱地诠释开卷有益的含义。印象最深的大部头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其姊妹篇《战争与回忆》,摞起来足有半米多高。当我的图书证,密密麻麻记满借阅的图书名,然后换的新证,又变得密密麻麻时,管理员薛老师不得不说“你把图书室存书已经借完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考上公务员,调入机关工作。偶然一个机会,认识了西岗区图书馆的同志。他们说,图书馆新进了一辆流动图书车,可以去机关、学校上门办理书籍借阅。我一听,高兴坏了,赶忙请示领导批准,为机关干部办理图书借阅手续。打这以后,每到周五,流动图书车便缓缓驶入机关院内。看着机关干部上车借阅图书的背影,心里默默地叹道“终于不用偷了”。
这些年来,出差途中,阜外开会间隙,时不时地买些各种书籍。久而久之,家里也有些藏书,谈不上丰富,书柜、床头总还是可以顺手摸到一些书,只不过读书的热情已大不如“偷书”时高涨。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书籍启迪我的智慧,丰富我的生活,读书的快慰一生相伴,终生受益。那个关于偷书算不算偷的疑惑,我已释然,“偷书”,真的不能算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