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她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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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庞大的群体——祖籍山东的大连
一百多年前，山东章丘朱家峪，一户朱姓人家不堪贫穷生活，从山东龙口港登上最后一批海船，离乡逃难。躲避着日俄海战的炮火，海船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几经磨难最终在旅顺靠岸。这是电视剧《闯关东》的情节，艺术地再现一批山东人为生活所迫迁徙东北，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故事，塑造了朱开山等祖籍山东的大连人形象。
朱开山落户大连三十年后，一位小脚女人，挑着担子，带着仨孩子，离开家乡。跟在身旁，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担子一头放着行李，另一头的筐里坐着尚不会走路的小男孩。他们从山东蓬莱出发，在烟台港登船，最终靠岸大连港。这不是电视剧情节，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小脚女人是我奶奶，大一些的男孩，我称呼大爷，略小些的女孩是我大姑，筐里那个最小的男孩，是我的父亲。他们为了寻找我爷爷，背井离乡闯关东。
早些年，闯关东是齐鲁大地与东北沃土上特有的社会现象。以山海关城东门为界，关外是东北，关内是中原。十九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照旧禁止出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为了活命，不顾禁令，闯入东北，后人称“闯关东”。清朝以后，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每年数十万人，总人数将近两千万，算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迁徙。
最初逃荒出来的山东人，目的地是土地广袤、山高林密的黑龙江，大连是渡海后的登陆点。种种原因，一部分逃荒的人登陆后，不再北上，留住大连。“闯关东”的山东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丢在东北，丢在大连，老一辈人称其为“海南丢”。
小时候，周围的大人们几乎都是一口山东话。奶奶不用说了，姥爷姥姥，同学的爸妈、七姑八姨都是一口山东话，鲁南的、鲁西北的……改革开放之前，大连人口约三百多万。没人统计祖籍山东的大连人有多少，反正占比相当大，坊间老百姓揣测百分之八九十。
我家“丢”过来的故事，与《闯关东》颇有相似。朱开山因义和团起义失败，流落到大连。文他娘接到丈夫朱开山的信，带着孩子赶到大连与丈夫团聚，一家人历经磨难在大连扎根生活。我爷爷则是被日本人抓劳工，才离开山东老家。爷爷下落不明，杳无音信。后来有老乡传信，爷爷可能在大连这一带，奶奶带着孩子们赶来寻找丈夫。寻夫的结局，与《闯关东》不大相同，爷爷没找到，奶奶改嫁了，爸爸长大了。
一晃几十年，我们在大连安居乐业。老家也没有亲戚，这么多年鲜有走动。只有户口本、身份证上，铁打不动的写着籍贯山东，或者填写各种登记表、履历表，总在籍贯一栏上写上山东蓬莱。尽管在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可是籍贯就像自己的身影，走到哪带到哪，夏短秋长，绵绵不绝。
那个时候，大哥哥、大姐姐们找对象，既要了解对方人品、家境，还要询问是不是山东人。若是山东人，便喜笑颜开；反之则心生芥蒂，多半谈不成。这种影响似乎根深蒂固，代代相传，我也娶个山东媳妇。妻子倒是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岳父母则是地道的山东胶州口音，惹得女儿直嚷嚷听不懂。闯过来的山东人，携着齐鲁文化特质，融入东北地域风情，形成一个特别的群体，生活在“异地他乡”。
登上大连旅顺老铁山，可以看到黄海与渤海分界线，两岸遥不可及，又近在眼前。几年前，我在老铁山上游玩。忽然手机“嘀”的一声，来了一条短信，低头一看，一行字“山东欢迎您”呈现眼前，不由得笑了。
站在山巅，隔海相望，总有一缕淡淡的乡愁涌上心头，那边是“海南丢”的老家——山东。
二
热闹的街市，人来人往，没人能一眼认出谁是“海南丢”。他们早已融入大连这个有殖民地背景的生活之中，见惯了广场周边巴洛克式的建筑，以及汽车轮船和“咣当、咣当”缓缓驶过的电车。
“海南丢”开始新生活，过着寻常日子。脱离土地，告别春种秋收的生活模式，逐渐适应城市的喧闹嘈杂，习惯吃海鲜和大米饭。但内心深处，与老家山东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结，像一根掰断了的藕。
摊煎饼就是连结。这种煎饼，不是现在街头的煎饼果子，而是纯粹玉米面摊成的煎饼，典型的山东特色。它在大连，乃至东北，曾经香飘万家。
邻居小成妈妈是山东聊城人，摊得一手好煎饼。摊煎饼的炉子先要用湿煤压住火头，再用火棍均匀地插几个眼，蹿出的火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沉重的鏊子平整地放到炉子上，擦点食油，舀上一勺玉米糊，一个竹子做的摊子，灵巧地转一圈，接着小铲飞快地沿鏊子边一转，一张煎饼就上手了，趁热吃，香喷喷的。
小成妈妈去世后，子女们没人继承摊煎饼的手艺，连鏊子等家什都寻不见了。这一家子与山东的连结看上去好像断了，乡愁似乎也淡了。但那“藕丝”还在，规模化生产的煎饼，还能在超市里买到。带回家中，抹上一层东北大酱，卷上一根山东大葱，“咔嚓”一口，山东人的豪气还在，“海南丢”的文化脉搏仍在跳动。
网上流传一句话“山东无处不包子”。的确如此，包子是山东饮食的一个特点，随着“海南丢”一起丢在大连街上。岳父是山东胶州人，与妻谈恋爱的时候，每次到她家，主食基本是以饺子、包子为主。吃过青椒馅、茄子馅的饺子，还有芸豆包子。过年的时候，岳父会用豆芽、豆腐丁，配合着蔬菜，包一种菜包，每个孩子家分一份。有一回，岳父说要吃“鲁包”，顾名思义，属于鲁菜系列。上网一查，果然有店，有“鲁包”，连忙带着岳父“杀”将过去。品尝后，岳父说不是那味。不知是岳父味蕾变了，还是“鲁包”也像橘，制作于海之北则为“枳”？
山东青岛有家餐饮集团，在北京、沈阳均有分店。主要经营鲁菜，主食当属山东大包子。天津狗不理包子吃在肉馅上，开封灌汤包吃在汤水上，山东大包子则吃在面皮上。全发面的包子皮，比较厚实，酱过的肉块包在里边，酱汁由内而外浸入包子皮中。吃一口，唇齿生香，垂涎欲滴。
多年前一次去沈阳开会，中午抵达。我对司机说，不去吃宾馆饭，请你吃包子去。司机有些不悦，看得出是嫌我小气。到了山东包子店，几个大包子，一碗粥，几样小菜。饭后，司机一个劲地夸赞包子好吃，问我咋知道这个店的。我答非所问，说道：“你老家是山东什么地方的？”
司机一怔，回答道：“您咋知道我是山东人？我老家是威海。”
瞧吃包子时的“贪婪”样，就知道司机是“海南丢”的后代。
文化是一种积累，乡愁是一种沉淀。喜食包子、煎饼卷大葱是齐鲁饮食文化的外在表象，于“海南丢”而言，是沉淀下来的乡愁，也是一种传承，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四年前，岳父忽然提出，“十一”期间回山东老家转转。这是一件极简的事情，不会再像当年“丢”过来时那样辗转困顿。内弟一家陪着，大吉普拉上岳父，直接开到滚装船上，五、六个小时跨过渤海海峡。下船，一溜烟就到老家了。岳父在老家，这家走走，那家看看。乡里乡亲，亲戚友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然而，这样一次寻根之旅，却以悲剧结束，10月6日岳父返回大连，7日突发疾病，不幸离世。我们把岳父与去世多年的岳母合葬在一处山坡上，一对“海南丢”，几许沧桑事，全撂在渤海北岸。
岳父在去世前回到山东老家，了却思乡之情，家父则没这么幸运。那年秋，家父身患肺癌。从垂髫到耄耋，八十多年未曾回山东老家。病榻上，父亲提出回趟山东老家。我们正商议着、准备着，没想到父亲病重，未能成行。
次年大年初四，父亲去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父亲很小离开山东老家，并无乡音，却未能实现“老大回”。老家山东于父亲而言，只是个模糊的印记，而乡愁绵长久远，否则父亲是不会有回老家看看的想法。
也许，我该去一趟山东蓬莱，了却父亲的心愿。
三
“海南丢”的后代们，生在大连，长在大连，没有浓重的乡音，似乎与老家山东并无多大关联。然而，他们的角色定位，总是在家乡大连与老家山东之间游移，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山东情结，老家情感，是可以遗传的。
记得有一年夏季，在山东济南公务。恰逢周日，晚间电视直播大连足球队客场挑战山东队。我清晰地记得，比赛以大连队3﹕2战胜山东队结束。一边为大连队喝彩，一边为山东队惋惜。心想，二比二战平时，平分秋色多好，干嘛要攻入第三球？现在回忆，打入第三球的不是“海南丢”的后代，好像是外援，老家瑞典。
妻子出生在山东，读小学时迁到大连。她既是新一代的“海南丢”，也是“海南丢”的后代。婚后，她常常讲起老家的故事。讲她的奶奶，一位干净利落的山东老太太，还有爷爷一手好毛笔字，大爷家淘气的孩子们；讲老宅子，古城墙，村外一条筒子河，一只会从河边赶螃蟹回家的猫。讲得多了，听得久了，乡村即景，齐鲁文化，慢慢融入血脉中，与“海南丢”因子结合在一起，故乡的韵味更加浓厚，像一坛老白干泡上一把名贵中药，既醉心，又养人。
已经退休的仲主任，也是“海南丢”的后代，多年前我俩一起去山东公务。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去了一趟他的老家龙口。一进村，远房亲戚都迎上来，热情地让到屋里。一位老者抱出一本厚厚的家谱，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主任家这一支的族谱。仲家一代一代人都在这本厚厚的族谱中，在主任父亲那一代的记录上，清晰地写着“大连”二字。
我陪着主任去老宅子。老宅子还在，早就易主了，已经很破旧，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仲主任说，好多年前，其父健在时，曾回到老家，把爷爷的坟迁到大连。我们走过一片麦田，来到一个草莓大棚处。亲戚说，以前仲家老坟就在这个位置上。仲主任蹲下身，捧起两捧土，装到袋子里。他说，带回大连，撒在爷爷和父亲的坟头。故土难离，故乡的泥土，有着老家特有的芬芳，这是对逝去的“海南丢”最好的祭奠。
“海南丢”，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和撰写者。如今，人口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大江南北，南来北往。即便是“丢”过来，亦可“丢”回去，这便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幸福。海阔天空，自由畅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