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电大”的

一

不得不承认，单就学历来说，机关干部的毕业院校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年长一些的老宋是川大的、老彭是吉大的、老王是浙大的……年轻一代更是不得了，小陈是大连理工大的、小董是海大（大连海事大学）的、小张是北大的……

回头看看自己，又是源自何方的神圣？我是“电大”的，毕业于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代人有一代人奔波的路途。千万别小瞧了“电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电大”火遍全国，稍有上进心的人都奔着“电大”去了，读书学习，拿到一纸文凭。那个岁月，读“电大”如同今天刷抖音一样普及，不分年龄都在求学的路上。之所以读“电大”、拿文凭这股热潮能够席卷全国，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来当时的高等学府没有现在这么多，招生人数很少，大学生的比例比现在低得多，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研究生的比例。同时受“文革”高等教育断档的影响，许多人错失了读大学的机会。老百姓说话，“僧多粥少，狼多肉少”，大家便一窝蜂涌向“电大”。二来当时国家正在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倡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为解决高等教育不足的问题，采取各种方式推广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成人自学考试等，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电大”由此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也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圆了莘莘学子的大学梦，成为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没有比那个年代更重视高等教育的，没有比那个年代的人更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我工作的大连玻璃厂，一个四千多人的工厂，竟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教育中心，承担全厂成人高中和大专继续教育工作。教育中心有教室和一批老师，主任姓杨，五十多岁，热心、干练、泼辣的女干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物。正是在杨主任不懈努力、积极争取下，教育中心与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办学，成立了“电大”分校，杨主任又多了一个身份杨校长。

大概是因为泼辣的性格原因吧，杨校长在“文革”期间也是站在潮头浪尖，成为工厂“革委会”主任，在当时这个职务就是“一把手”的概念。因为这段经历，“文革”结束后杨主任不受重要，从工厂“一把手”安排到教育中心工作。令人佩服的是她没把这段经历当做包袱，仍然以其泼辣的作风致力于成人教育工作，风风火火地办起“电大”分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分校，我们一干人近水楼台都念上了“电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拿到一张大专文凭。有人说，八十年代的中专相当于211，那大专是不是相当于985了？其实，相不相当无所谓，在当时“大专”学历已经很是够用的，我就是用“电大”文凭敲开机关的大门，改变命运，渐渐走上领导岗位。

三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过云销雨霁，彩虹长贯，但念念不忘读“电大”的时光。岁月不居，许多人在我的生活里进进出出，但杨校长始终在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每每念起，每每感恩。

二

1986年，大约是秋冬季，我报名“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入学考试。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虑自己基础不错，学起来不会太吃力，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学得轻松如常。

教育中心的通知一下发，全厂有四十多人报名参加入学考试。从年龄上看七长八短，知天命的、不惑的、而立的都有，我属于年轻派，只有二十五岁。论起学历更是参差不齐，啥样都有，以初中、小学毕业的为主，也有老高三的，像我这样毕业不久的高中生仅占极少数。说实话考试题目一点都不难，但对于年龄偏大、文化低的来说，却是不好应付。考试结果，四十多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五人考取，其余人均排名孙山之后。

这时，杨校长发挥出“敢打敢拼”“敢作敢当”的泼劲，与市“电大”负责人一通“哇啦、哇啦”的雄辩，到底是组成一个班级，除我们五名正式生外，其余均为“插班生”。就这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了同班同学，一起读“大学”、学文化，开启“电大”的生活。

我们这个班是半脱产，自学加看录像，辅之于面授。平时上班工作，“电大”有课的时候就去上课。车间领导通情达理，一般情况下，都是准假的。教室里端坐的学员，穿着五花八门，有许多穿着工作服，他们直接从工作岗位上过来上课。一上午的课上完，下午他们又都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大多数的时候，工作要更加卖力，因为上课的那半天的工作别人替你做了。

“电大”是开放式远程教育，上课时师生不见面，类似如今疫情下的线上教育。不同之处在于线上教育是即时的，可以互动，而我们那时没有网络直播，只能看录像。上课时，班长拿钥匙打开教室前面装有电视的铁柜子，插入录像带，我们盯着屏幕听着老师讲解，做着笔记。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理解录像课的内容，“电大”会组织自己的老师来到分校面授，也会充分利用大连高校众多的优势，从高校聘请的教授讲课，那些教授水平相当高，就是学生基础较差，教授们难以尽情发挥。

记得当时市“电大”有一位名字叫王心凯的老师，主讲《中国古代史》。他讲课语言幽默，动不动就穿插一些轶事趣闻，课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听得饶有兴趣。比如，讲到唐朝贞观之治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阐释后，他形象地做了总结：同学们，那时的社会秩序良好，钱包掉了没人捡，晚上睡觉不关门，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太阳一落山，老婆子（妻子）都去扶着老头子（丈夫）回家，因为老头子都哈（喝）醉了。极富表演力的讲解，让同学们捧腹，在笑声中记住了贞观之治，记住了唐朝，记住了五千年的风雨历程。

据说，这位王心凯老师是大连籍著名演员王心刚的堂兄。年纪大点儿的影迷也许还记得这句话，“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王心刚在《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电影中，塑造洪常青、杨晓冬等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王心凯老师则是成功塑造了一位优秀“电大”老师的形象，给我们这帮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每每谈起，都乐而开怀。

三

当时的“电大”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最苦的学生了。底子薄、基础差，起跑的时候就被别人拉下了，必须加倍努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生活，一边读书，只为“把失去的过去找回来。”

“电大”采取学分制，课目分为必修和选修，三年间“两修”分别修满规定学分，即可毕业。每次考试都极其严格，定点考场，中学老师监考，很像我经历过的高考。考试想作弊，门都没有，批卷非常严格，单科考试差0.5分绝对不及格。我们五名正式生如果单科不及格，可以在一个月后进行补考。补考的题目相对简单一些，很容易过关。但是，插班生如果不及格，则没有补考的机会，只能等下一年级开新课后，随着一起参加考试。我们班有几个年龄大、学习吃力的人，最多用了五年时间才毕业。表面看上去很滑稽，内里却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艰辛，我们班最后拿到毕业证的那位，入学时他连拼音都不会，硬是拿到“汉语言文学”，也就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我的这些“高龄”同学，很像“北山愚公”，要修满学分，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基础差”，一座叫做“时间紧”，他们坚定信心，每天挖山不止，一点点搬走两座大山。就基础差来说，他们很多都没有完整的初中、高中教育经历，有的很小就去当兵了，有的念完初中就上山下乡了……即便是学了一点文化知识，也被岁月消耗得差不多了。记得有一个选修课《逻辑学》，因为老早就知道是开卷考试，许多人都选了这门课程。大家以为，照着课本和复习资料抄上答案就可以轻松拿到5学分，实际上逻辑学是一门非常难啃的课程。考试一结束，大家七嘴八舌，不是开卷考试嘛，怎么书上没有答案呀。成绩很快出来了，除了我得了70多分拿到学分，其余都不及格，大家这才知道逻辑学的深奥。

有一天，我路过原料车间，看到同学老李正利用午休时间背书。我知道过几天就要考试了，这次要考必修课《中国共产党党史》。他见到我，连忙让我帮他划重点。我故意逗他，便装腔作势地说要重点把握关于“文革”的章节。一听我这么说，他赶紧翻到那章捧读起来，嘴里还念念有声。我忍不住笑个不停，大哥，“文革”是浩劫，怎么可能成考试重点呢？您把精力放到我们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章节上。学习方式不得要领，抓不住重点，这是我这些老大哥同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时间紧是大家普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虽然车间领导通情达理，会在考试前批几天假复习考试，平时同事也会在工作上伸手帮一把。但那个时候，企业正在打破“大锅饭”，以岗定责，以人定岗，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很忙，自己的工作就得自己担起来。特别是一些孩子尚小的女同志，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家庭，还要忙乎学业，非常不容易。

我班有位大姐，孩子7、8岁，名字叫大勇。我们顺着孩子的名字，管这位女同学叫“大勇他妈”。大勇学校放假后，我们上录像或面授课时，大勇他妈就把大勇带到教室里，我们听着“之乎者也”，大勇在教室后面写作业。后来，大勇他妈顺利毕业了，大勇也长大了，不幸的是，再后来大勇他妈因为肺癌早早地离世了。

那张大专文凭对她来说失去了使用价值，但她为这张文凭而孜孜以求的精气神却是弥足珍贵。九泉之下，她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过，奋斗过。

四

于我来说，在“电大”学习中不存在两座大山的问题。刚从省重点学校高中毕业，高考不第的“大学漏”，基础不差。至于时间紧的问题倒是存在一些，不过没家庭、孩子这些负担。如此，我的“电大”生活相对轻松一些，肯定不像“北山愚公”，当然也不会像“河曲智叟”那般没定力。

轻松归轻松，完成学业从来没有轻易。每到考试的时候，暂时放下工作，集中一小段时间强化复习，看书背题常常是从白天到黑夜。那时条件差，冬天在家复习冻手冻脚，找个暖手袋捂捂手，继续读书。夏天能好一些，可以去公园里读书背题。我家不远处有个“中山公园”，是一座小山包修建成的公园。清晨，公园里僻静的角落，亭阁之上，静静的树林中，方方圆圆的石墩上，都是读书的身影，也能听到默念的声音，从年龄上很容易判断出这些人不是“电大”就是函授的学子。这一点没有夸张，那时读书真的是蔚然成风。如今，公园还在，晨练者挤满园内各个角落，鲜见读书之人，难闻诵读之声。时代变了，往事如烟，淡淡飘散在过来人的记忆中，像一首老歌，年轻人会唱的不多，上了年纪的人唱不全歌词。

寒来暑往，三年时间里，我修满全部学分，通过了毕业论文。记得我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朱自清散文的绘画美》，结合我通晓摄影的优势，从构图、光影、色调等角度诠释朱自清散文的美感。自我感觉写得不错，至少不像有些人那样拼凑抄袭，咱是真宗原创，可惜多次搬家、工作变动，这个论文的底稿遗失了。就这样，我拿到了一本红彤彤的“电大”毕业证，敲开人生路上一扇扇大门，一路前行。

1996年年底，我参加了公务员招录考试。报名的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拿着“电大”毕业证报名、考试、面试，一路过关，走进了机关大楼，与川大、吉大、浙大的学子成为同事。许多年以后，临近退休时，回忆起半生走过的路，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大”毕业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我知道，就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这多少有些“传奇”，今后或许不可复制。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些吃苦耐劳的五零后、六零后们，作为八十年代电大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书写了那个年代振兴中华的一段历史。“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回望三十年前，我们应该为这些电大生们鼓掌喝彩。

前几年，我被聘为东北财经大学的客座教授。第一次去授课时，我刻意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东财”，在校园里这看看、那瞧瞧，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得不说，未能在有围墙、有校园、有图书馆的大学里读书，是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丝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