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情深

一

大连市沙河口区鞍山路65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址。这里，曾经坐落一个百年老厂，我工作十五年的地方。青葱岁月，工作生活，都印刻在往昔的厂房里，时光老旧，却一往情深。

一九八二年春，高中毕业的次年，十八岁的我怀揣梦想，考入当时响当当的国企——大连玻璃厂。就业这件事，多年以来都是民生关注的热点。那时候，机关职员也就是公务员，在我们这个工业城市里，不如现在这么吃香，当然想去也不容易。最好的职业就是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国企，从事技术工作，比如钳工、电工、车工等工种。记得，那回企业共计划招工一百余人，报名参加考试的大约有一千多人。发榜那天，赶到企业俱乐部里，一眼看见贴在墙面的大红纸上，我的名字排在第四。

这下，可把我乐坏了。从今天起，咱就是国企职工了，从学子到工人，可以自食其力了，感觉就像小小鸟忽然化身展翅鲲鹏。嘴里哼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遮掩不住的兴奋，明晃晃写在脸上，而心头则如万马奔腾、浪遏飞舟。青春比之暮年，身体里似乎多了某种可燃的因子，一遇明火，便可点燃，而且燃得炽烈。

我甚至幻想进工厂后，可能从事的工作。会不会是钳工？手拿各种工具，跟着师傅组装、维修设备。会不会是车工？像小时候见过的“貮圆”钞票上的师傅那样，用卡尺精心测量，精益求精。最心仪的工种当然是电工，因为父亲是造船厂的八级电工，一旦当上电工算不算子承父业？半个月的上岗前培训结束了，我被分配到装卸队，成为一名装卸工，工种归类为“力工”。

这种情形，搁在现在，估计又是理想与现实、丰满与骨感的感慨了。但那个岁月里，似乎不会抒发这样的感慨。不是说，心甘情愿从事脏累苦的工作，而是面对生活的挑战，你无法退缩，只能敞开胸怀，迎接脏累苦。那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共同生活，支撑家庭生活的，是母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我不工作，身下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日子有多困难可想而知。

没有纠结，没有焦虑，我义无反顾地走上装卸工岗位。上班后居然还满心欢喜，因为钳工、车工、电工都要二三年不等的学徒期，每月只有十七元的学徒工资，而力工不用学徒，三个月试用期满后，直接上岗，起步工资就是每月四十五元。此外，考虑到装卸工出大力、吃得多，发给的“工种粮”也多，具体每月多少斤粮票记不住了，反正比其他工种多许多。兜里有钱有“粮”，心里不慌，脏累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下班后，洗个热水澡，祛除一身疲惫，天高云淡，活力重现。

钱是个好东西，粮票也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肩扛手提混合着汗水赚来的，没有理由不高兴。若干年后，读唐朝宰相张说的短文《钱本草》，他说钱这个东西，“善疗饥，解困厄之患立验。”诚如斯言。

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博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唱着刘欢的歌，看着电视剧《便衣警察》，我走上厂团委干事的岗位，成了一名“干部”，走进“白宫”工作。

“白宫”不是宫殿，就是一座L型的七层大楼，因为外墙贴着奶白色的瓷砖，通体呈现白色，被工人们戏称为“白宫”。除了比较形象，也暗含到这里工作就是脱离了艰苦岗位，算是蓝领中的白领。工人们的语言就是这么风趣多彩，从厂长、书记到处长、干事都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确实是权力集中的地方，说是“白宫”，也贴点边。过去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白宫”在那个时候就是一干工人的向往之地，梦寐以求。

初到团委工作，我担任的文体干事。一个企业的共青团组织，一般是没有经济指标或者刚性工作要求的，除了组织工作、思想工作，大多是自行安排一些团员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这倒是颇有些“我的青春，我做主”的意思。那时流行跳交际舞，我们就在俱乐部里组织舞会，请来乐队伴奏，有模有样。后来，青工们不满足这个层次了，就组织去工厂附近的舞厅“嘭喳喳”。实际上，我最乐意组织的是体育活动，比如排球、足球、乒乓球赛。时常组织厂内车间与车间之间的比赛，带着一帮年轻人参加系统内厂与厂之间的比赛，我既是组织者，又是运动员，还客串裁判员，赛事频频，龙腾虎跃。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国女排第五次夺得世界冠军。排球热迅速掀起，我们不失时机地举办青年职工排球比赛。决赛那天真的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办公楼的窗户挤满人头，居高临下看个真亮，赛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近距离感受激烈的争夺。正是午休时间，不少人端着饭盒，一口菜一口饭，遇到好球，忍不住大喝一声，真的喷饭了。不要笑话这不雅的一瞬间，工人们都是这样，从来不做作。也许就是受工人师傅们的影响，我后来在机关工作二十多年，领导或同事普遍的评价是真诚、不装。自己知道，不管职级怎么升迁，西装领带有多潇洒，我骨子里始终是工人。

最近卡塔尔世界杯赛事正酣，每晚必看。这不正在看阿根廷对阵沙特，屏幕上阿根廷攻入一球，队员相拥庆贺，我淡定地说：“越位。”果然，进球无效。转眼，阿根廷又攻入一球，我笑：“还是越位。”裁判手势很明确地指向球门前。随后，阿根廷再入一球，这回我有点拿不准了，自言自语：“好像还是越位。”很快，VAR系统判定越位，进球无效。坐在一旁的妻子看着我说：“把你空投卡塔尔吧，你比VAR系统反应还快。”她哪里知道，我在厂团委工作时，无数次担任足球比赛的边裁，专盯越位好多年。

那些年与工友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排球，还是踢足球，总是快乐无比。没有名牌运动服，没有正宗球鞋，都不妨碍快乐地打一场排球，或踢一场足球。按照工会相关规定，代表工厂参加比赛可以享有训练和比赛补贴，不多，每天几块钱。训练或者比赛结束时，大家随意找个小酒馆喝一杯。先由一人垫付饭钱，等补贴发下来，平摊后将各自的份钱还给垫款人。没啥硬菜，都是家常小炒，酒是散白，热辣得很。

“王三，下半时那球，闭眼都能踢进去，你咋高射炮了？”在家排行老三的小王，笑而不语。

“得了，还说人家，你那防守纸一样薄，一捅就破。”守门员大李不屑地说道。

“呵，你的意思是这场球没输，你大门把得好呗？”

嘻嘻哈哈说笑中，举杯，仰脖，滋溜一声，接着深深地“哈”一声，输球赢球，你臭他孬，一二三五七，都在酒里，辣在喉头，醇香心头。

三

在老厂，我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做人做事。实际上，在企业里人与人之间很好相处，普遍的性格是率真朴实，有话说在当面，很少遇到两面三刀的人。

有一天，上午路过干部处，听着屋里杨处长与老冯激烈争吵。我想，这下俩人关系要闹掰了。下班时，行政处的老李喊住我，打一锅扑克再回家。我指着干部处说，凑不成局了，杨处和老冯吵翻天了。老李问，啥时候的事？我说今天上午。老李笑了，没事，现在都傍晚了，俩人指定和好了。果然，老李一喊打牌，他俩屁颠屁颠地跑来，俩人一帮，密切配合，有说有笑。那时的企业干部就这样，为工作上的事，可以争吵，可以拍桌子，甚至可以骂娘，但不伤感情，哪说哪了。

说起打牌，那时还经常打麻将。一到午休时间，赶紧跑到食堂打饭，再一溜小跑回办公室，一边吃饭，一边出着“幺鸡”“三饼”的，就为能多打两圈，真是分秒必争。吴副处长是位女同志，爱人罹患胰腺癌，但她对工作一丝不苟，对生活也充满希望，天生乐天派。她特别爱打麻将，又牌技不精，几乎每次都输。打完麻将，她还要记账，把每个人的输赢记在出勤簿上。年底，她拿着算盘，对着“出勤簿”加加减减，一声惊叫，哎呀妈呀，今年我输了一件羊绒大衣。

打牌认真，工作也认真。记得有一次，企业普调工资，当月各个车间的薪水合计与应支付少了六分钱。差在哪里？吴处长带着我们几个，对全厂五千多人的工资逐个复核，算盘、计算器一起上阵，最终找到六分钱的差头，这时都是晚上七点多了。吴处长快人快语，小朱打麻将最近常赢，请我们吃饭吧。于是，我们聚在饭店里，吃着喝着，说笑着。

后来，我到机关工作。一段时间里，不那么适应机关的氛围。人人和和气气，却个个谨言慎行，把我这个老厂出来的人，憋得只喘粗气，常常是一拳打在棉花垛上的感觉。前两天，机关工会组织去旅顺太阳沟参观。回来后，我写了篇散文《静静的太阳沟》发表在“江山文学网”上。我把此文转发机关工会群，一百多号人，竟然无一人回应。反倒是一个个私下里微信单聊，赞誉有加。原因很简单，在群里点赞有拍领导马屁的嫌疑。其实，我差三个月就退休了，无职无权的一个小老头，能拍出啥屁来？

每当这时，我便怀想在老厂工作的日子。师傅们或者工友们会毫不掩饰地说，你的文章真棒，也会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文章里还有俩错别字。

四

因为文笔尚好，有一段时间，我被抽调到临时组建的工作小组，从事厂史编撰工作。每日里守在档案室，翻阅那些泛黄了的卷宗，寻找老厂的前世踪迹。

老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是由日本人建立的，名叫旭硝子株式会社。大连解放后，收归国有，更名为“大连玻璃厂”，主要生产经营平板玻璃，老百姓说话，就是窗户玻璃。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以及以后很长一段计划经济中，老厂焕发青春，为祖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大兴土木，玻璃作为建筑材料，销售看好，企业效益蒸蒸日上。企业选定了厂徽、编写厂歌，还统一制发了新款工作服，一派欣欣向荣。尤其是福利待遇、工资奖金，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但也有烦心事，就是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因为高温艰苦岗位居多，城里的孩子不肯再吃这样的苦，不会像我当年那样当个装卸工，还豪情满怀。我们就把目光放到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老区，山东临沂市农村成了招工地之一。企业盖了一座大楼，作为农民工宿舍，每天早上和下午发一趟班车，保证农民工通勤。

有一次，一名来自临沂农村的工人决定不在工厂工作了。这原本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他临走时竟然把同寝室其他人的衣物、用品偷走了。保卫处的同志非常恼火，执意要“绳之以法”，遂决定赴其老家“缉拿”。这批工人是我在劳资处工作时招来的，保卫处便让我一起去，为他们带路。车马劳顿，终于来到大山沟里，走到一座土房子前，我们一眼看到门窗上挂着塑料布，没有一块玻璃。说实话，我们厂但凡是上级来检查卫生时，从来没有擦玻璃的习惯，直接砸碎旧玻璃换成新玻璃。现在作为玻璃厂的职工，家中门窗没有玻璃，我们内心一阵纠结。

一位老太太，大概是那名青工的母亲，看见我们有些吃惊。当听说我们是大连玻璃厂的干部时，连声问是不是孩子惹事了？保卫处张科长反应迅速，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受企业委托来职工老家走访慰问的。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五十元钱，递给老太太，说是厂里给的。

那天晚上，我们几人在县城里一家羊汤馆喝酒，喝了好多酒，每个人都醉了。

五

从十八岁到三十四岁，我一直在大连玻璃厂工作。做过装卸工，开过龙门吊，当过团总支书记，从事过共青团、党务、销售、劳资等工作，而且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那个穿着略显肥大的卡工作服的白净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但于我而言却错得美丽。桑大姐的爽快、利落在全厂是出了名的，当团委书记跟她说有一团干部喜欢你们车间的一位姑娘，你给搭个桥、牵个线时，她连名字都没问一下，想当然地认定这人是我，就去抓落实。在她的撮合安排下，第二天我和这位姑娘见面约会，开启“若非月下即花前”的时光。就这样，我和那位姑娘将错就错，错成一段姻缘，错成一生一世的情分。

那时候，工厂大而全，俱乐部、卫生所、幼儿园，什么都有。所以当我们的女儿出生后，也就送到工厂的幼儿园了。我们一家子有四人“工作”在老厂，岳父在玻璃棉车间，妻子在六级窑分厂，我当时在团委，女儿在大玻幼儿园。家离工厂很近，我们两口子用童车推着女儿，边说话边向工厂走去，不时会有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的工友，按按车铃，互相打个招呼，平淡而又和谐。

一家人有好几口在一个单位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接班”进厂的，有的是企业兴办大集体、小集体分厂时，在职工家属中招聘进厂的。所以，经常这样介绍某人，老李师傅的儿子，或者老张师傅的闺女。那时有个词叫“爱厂如家”，一家人都在厂里，其乐融融，能不爱厂如家吗？

一九九六年，妻子调离了大连玻璃厂，第二年我也离开了老厂，女儿就近在家附近的教师幼儿园上大班，结束了一家三口都去老厂“上班”的生活。

六

说不清什么原因，只能归之于体制问题了。这样一座百年老厂，在经历了改制、搬迁改造之后，仍然没有逃脱掉“黄”了的命运。

鞍山路65号，现在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居住小区，叫做丽景春天。这个小区离我居住的地方很近，每当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楼和那路，仿佛要看穿那楼、那路，看到曾经的熔窑、烟囱，看到曾经坐落在这里的老厂，看到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酸甜苦辣咸。

工厂“黄”了，工人们只能下岗再就业。自我离开工厂以后，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如果不是刻意回工厂看看，是很难见到过去的工友。现在，工友们下岗后，有的开出租车，有的经营服装，也有的做餐饮。这下到好，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就能碰上个工友。每当这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叫一声师傅。

每一声师傅，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真挚情感，都是对老厂不能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