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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她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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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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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老王

老王是我的发小,生活中如你我一样再普通不过了。警察对他来说就是一份职业,然而当他穿上警服时,却始终不忘初心使命。谨以此文,纪念1月10日第三个“人民警察节”。

——题记

警察老王(散文)

我撂下电话,赶到老王家里时,他正斜靠在床头上。受伤的右脚被几个枕头高高垫起,脚踝处被纱布缠绕得一片雪白,看着挺瘆人。纱布下裹的应该是石膏一类的东西,厚厚的,整个脚看上去像非洲大象的脚,粗壮得有些夸张。

见我进屋,老王欠起身子想努力坐正,我伸手扶住他,制止了他的努力,在床边坐下。按常理,再龙精虎猛的人,一旦被缚住手脚躺在床上,不出三天情绪都难免低落。他却相反,脸上看不出丝毫痛苦,倦态中反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我知道他为啥得意,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他拿起烟,递给我一支,又往自己嘴边送上一支。果然,不出我所料,烟还没点着,他就迫不及待地说:“你说得对,我不是矢村,也不是杜丘,但这回真的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追捕……”

我和老王一起看电影《追捕》时,只有十五岁。

那时,我俩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他个子不高,挺瘦,脖子长,浓眉大眼,国字脸。撇开身高不谈,但就这张脸来说,他真是个小帅哥。后来,人到中年时,我们都说他长得极像军旅歌唱家郁均剑。他爸爸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一脸严肃,我去他家玩时,大气都不敢出。他从没有给校长老爸的脸上争光添彩,和我一样学习成绩一般般,所以我也从没见过王校长或者王叔叔笑过。

一九七八年,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当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那个时候,我们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深不透,更无法参透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毕竟是十五岁的懵懂少年。但是,那一年,我们和许许多多的人都对电影《追捕》,印象无比深刻,就像钱塘江大潮,冲击力太大,太过猛烈,一个不小心就能把人卷进去。在无数次走进电影院之后,牢牢记住了杜丘检察官、矢村警长,长发飘飘的真由美,还有一个神智不清的横路进二。

从电影院里出来,过一条马路就是一个街心花园。上了年纪的老人聚成一堆打扑克,吆三喝四。树荫下,拉着二胡唱着京剧,抑扬顿挫。攀援在水泥架子上的藤萝,垂下一束束紫花,生机盎然。我坐在紫藤下的长椅上,唱着《追捕》主题曲“啦呀啦……”,假模假样地背着一段段台词:“从这跳下去,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砰”“砰”两声枪响,是他嘴里模仿的枪声。伴着“枪声”,他从一堵矮墙上跳下,迅速跑到一把长椅前,双手一按椅背,人已经燕子般越过椅子。公园不大,他这一番打打杀杀,差不多折腾了大半个公园了。远远的,听他喊道,将来我要当一名警察,像矢村、杜丘那样追捕罪犯。谁也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他一生的执念,相随相伴三十多年,始终没有放下。

听到他的喊声,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不是瞧不起他,是他的身高属实不大适合做警察,太矮,只有一米六八左右。我觉得做警察至少得一米八左右,这样才威武。但劝阻一个看电影看到激动不已的发小别去当警察,我做不到,也不大忍心。只好顺着他的话说:“嗯嗯,你一定要当一名好警察,别去追捕杜丘,只追捕横路进二这样的彪子。”

彪子,在我们的方言中,意思就是傻子。追捕傻子,总比追捕罪犯要容易一些,也安全一些,尤其对身形不高大的人来说,更为重要。他骂我是狗眼看人低,小瞧人。但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我可没想过当警察,我想当作家。

风一吹,雨一淋,小孩子就长大了,像公园里的藤萝结出豆荚般的果实。三年后的秋天,我们从同一所高中毕业了。

他考上了中专,读的是财校。我哪里也没考上,进工厂做工。又过了两年,他从财校毕业,分配到一家国企做起财会工作。每天与财务报表、算盘、计算器打交道,至于当警察这事,他没再说,我也没再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和做梦几无差异,年少轻狂,权当做了一回白日梦,矢村、杜丘都是梦中人,当警察追捕罪犯不过是梦中事。

他成为一名警察的时候,是何年何月,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是接近而立之年的一个春天。花有清香的傍晚,他从头到脚一身军绿色,站在我面前。我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才相信,这世界上有时梦想真的会成真。后来,听说是他父亲托关系、找熟人,走了后门,才帮他圆了警察的梦。

那一身警服不打扮人,他个头又矮,甩袍大袖的。但他很兴奋,整理一下衣着,“啪”的一个立正,接着一个敬礼,一副摩拳擦掌的架势,好像即将出征的战士。

“得了,给我敬什么礼?我又不是警长。”我拿起他的大盖帽,扣到自己头上,对着穿衣镜照了照,一米八的身高,加上翘起的帽檐,足足有一米八多。我从镜子里看到,他正挺起胸膛,努力地往上伸展着,就差翘起脚后跟了。

我问他,你现在可以抓捕罪犯了?像矢村警长追捕杜丘,杜丘追捕横路进二那样。他憋了半天才说,现在还捞不着追捕,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我笑个不停,原来和我一样,执笔为业。在他执着于成为一名警察的时日里,我考取了公务员,在机关从事文字综合工作。

往后的日子里,他穿着警服写材料,我着便装写材料,都与追捕没有半点交集,平淡得如同一片树叶飘落到池塘里,一圈涟漪都没有。但我坚信,依照他的个性,是不会甘于写材料的。是警察就得抓坏人,况且他心中还长着一棵执念追捕的大树。

事实胜于雄辩。在办公室工作两年,他就憋得受不了,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锻炼,增长才干。其实,还是惦记着那个执念,呆在办公室里永远没有追捕的机会。组织上考虑他确实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调到黄河路派出所。

不得不佩服,他的“算盘”确实打得好。到派出所工作不久,他果然“追捕”到了第一个坏人。说追捕不准确,应该说是抓捕。也不对,准确地说抓到的第一个坏人,是一个捡破烂的。

派出所离他家很近,每天他两点一线,步行上下班。一个寒冬的清晨,上班途中,遇到一个不甘心拾荒的捡破烂的人。这人正在偷工地上的建筑材料,被他抓了现行,连人带赃物带到派出所。如何处理这个小偷,所长有些挠头,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横竖都是没钱,放人吧,又没有达到惩戒目的。他灵机一动,建议让这个小偷在所里烧小锅炉。冬天所里取暖的小锅炉,一直没找到烧锅炉的,都是干警们谁得空谁烧一把。所长一听他的这个建议,频频点头,好主意,就让那个小偷烧七天锅炉吧,算是行政拘留七日。

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夏花灿烂的季节。派出所不需要烧小锅炉了,他被调到经侦处工作。

经侦处办的都是一些金融诈骗一类的案件,他在财校学到财会知识,这会儿倒是派上了用场,查看银行流水、公司财务报表,轻车熟路,如鱼得水。不过经济案件波澜不惊,与矢村、杜丘真刀真枪、惊天动地的追捕相去甚远。他兢兢业业,踏实办好每一件案件。这些不大不小的案件,虽说与心中的执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每每看到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公私财物得到法律保护,他就觉得对得起这身警服。

而在我看来,侦破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更像一剂剂精神药剂,安慰和调剂他的生活,让他暂时把执念撂在一边。追不追捕的,都是警察,他曾经这么说过。

他已经请好假,准备去医院照顾生病的父亲。偏偏在办公楼门口,碰上一对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夫妇,报案称被骗价值五十多万的阀门、法兰等产品。五十万元的案子,真心不是什么大案,屁大点事。但是处长协调几个小组,都托词手头案子太忙分身无术,谁都不接这个案子。

他心里明白,这两口子一看就是没钱的主,办这个案子没好处白忙乎,哪里有给大公司办案好处多,又是提供办案车辆,又是提供办案经费。半年前,他和同事就办了一起涉案金额一千五百万元的大案,逮住了犯罪嫌疑人,及时查封公司账户,成功追回全部被骗资金。公司老板乐坏了,当即拨款三十万元给处里作为奖励。

眼前,那对夫妇一脸焦虑地恳求,警察同志,俺求求你们给俺立案吧,帮俺讨回货款,那是俺们全部家当呀。说着就要跪下。他受不了这个场面,跟处长说,这案子我来办吧。

带上两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开着处里的破桑塔纳,白天跑银行、跑公司,摸底排查。银行没有流水,公司大门紧闭,这实际都在他料想之中,没有那个犯罪嫌疑人会等着警察上门的,或者在账户里留一大笔钱等着警察来冻结。

夜幕降临,像一只大手扯过一块巨大的黑幕,罩住了白日里的绿树红花。他守在桑塔纳里,死死盯着骗子的住所。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鬼影也没见到一个。三个人在街头匆匆吃了油条、豆腐脑,回到经侦处,办好协查手续后,直奔电信公司。电信部门的电脑资料上显示,昨晚蹲守的那个房子里的电话,当晚竟然有多次通话记录。这可把他气坏了,狡猾的狐狸把他们都耍了。

出了电信大门,远远看见,一位交警正准备给停在路边的桑塔纳贴罚单。两个小年轻的,边跑边喊,别贴罚单,警察办案呢。他在后边却不急不慢,罚吧,才一百元,罚一千才好呢,不过是一个公安部门的钱交到另一个公安部门而已。他心里急的是那五十多万货款,抓不到骗子追不回钱款,那河南两口子的日子怎么过?

两个月后,他和同事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塞进了桑塔纳后排座上。马不停蹄地提审,发现这个家伙早早与妻子离了婚,财产全归女方,自己无存款,名下无房产。案子告破,坏人被绳之以法,那对河南夫妇却拿不回一分钱被骗钱款。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就像当天夜里的一场大雪,覆盖了城市每个角落,白茫茫一片,谁知道雪下掩藏了什么样的杂草败叶。为这事,他郁闷了很长时间。

我是在喝酒的时候,听他说起这个故事的。说到这里,从来不喝酒的他,端起我面前的杯子,一盅白酒,一饮而尽。

“妈的,真想拿警棍抽死那丫的。”他忿忿地骂道。

后来,我们都忙着教育孩子、过日子,所谓滚石上山、爬坡过坎,都挺忙的,相互联系就少了许多。这个时候,我和他都步入中年,曾经的小王变成老王,四十岁出头。也就是这时,他长得越来越像郁均剑了。

偶然听一位公安局的朋友说,老王竞聘副处长时,遭遇潜规则,既没请客,也没送礼,最终副处长这朵“花”落到别人家里,小他两岁的孙科长当上副处长。他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好像心里某块地方塌陷了,空寥寥的。没过几天,他主动要求调到看守所工作,图个所谓眼不见心不烦。

我是在一个下午,换乘好几路公交车,费了很大的劲,才来到位于郊外的看守所。已经是深秋季节,灰蒙蒙的看守所孤零零地伫立在四周一片荒凉的庄稼地之间,看上去像一处颇具规模的古建筑群,没有青灯古佛,只有高墙铁网。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见老王一手一只哑铃,正一上一下地举着。我笑着问:“这是练三角肌,还是肱三头肌?”

“没啥事,闲得慌,锻炼锻炼。”他边说边放下哑铃,招呼我坐下。

“哈,练不练都一样嘛。这回,彻底不用像矢村、杜丘那样去追去捕了,看守住别人追捕、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了。”我坐在沙发上调侃着。

他没回答我,将目光移向窗户。窗外,夕阳余晖把远处的山、近处的地,染得一片金红。

我知道,他心中的执念还没放下。如同此刻窗外的景色,虽然马上就要隐入夜色中,但这最后一抹金红却是那么耀眼,像一幅斑斓的油画,留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说,别发呆了,去喝一杯吧。蹭了老王同事的车,赶往城里,我打电话又约了几个发小。人到中年,最大的特点就是越来越爱回忆,喝酒时总是喜欢聊小时候。我们说,回头看看小时候,真的是太单纯了,像矢村警长穷追不舍的追捕,像杜丘检察长永不放弃的追寻,都是艺术形象,现实中的警察普通又寻常。

他仍旧是不喝酒只喝茶。咽下一口菜,瓮声瓮气地跟我说,咱俩就是被影视作品中虚构的情节带偏了,你跑偏在那些电影台词经久不忘,我跑偏在真的当了警察,却没有追捕任务。

时间飞逝。一过而立之年,就是不惑之年,如今眼瞅着奔向知天命的年龄。那天,老王突然在电话里跟我说,借调到公安部工作一段时间,收拾一下就要去北京了。

我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给他送行。听他的意思,局领导觉得把一个业务能力较强的干警,放在看守所是一种人才浪费。恰好公安部要从我们这个副省级城市抽调干警,局领导决定让他参与部里的专案组。专什么案?有没有追捕?他一直是只字不提,守口如瓶。我也不问,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了,不该问的不问,这个规矩咱还是懂的。

老王这一进京就是一年多,其间,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家住上几天,然后匆匆返回北京继续工作,一直到专案组工作全部结束。部领导考虑再三,给他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公安部工作,组织出面办理调转手续;二是回地方工作,警种由他选择,组织来安排。谁知道,他竟然选择了“二”,到地方海关当了一名缉私警察。

我有些恼火,电话里责问他,你是不是有点“横路进二”呀,分不清大小王吗?公安部这可是个“大庙”,能念的经多了去了,回地方干嘛。做一名警察或者像我这样的公务员,图的是啥?不就是一级一级地往上升嘛。在一个处级单位拼死拼活,干到头就是个科长,在部级单位轻飘飘就能混个处级。你不是一直想在退休前弄一身白警服吗?

这个时候的警服,早就不是军绿色的了。常规制服分为白色和藏蓝色,白色的是处级以上的着装,藏蓝色的是处级以下的。即便都是着藏蓝色“作训”夹克,处级以上的内着白色衬衫,处级以下的是天蓝色衬衫。有一次,他着便装上班,上身穿了一件白衬衫,这没啥问题。问题是来通知要求着警服去市局开会,匆忙中,他只换上了外套,忘了换衬衫。到了市局,走廊里迎头遇到李副局长。李局长呵呵地笑着说,老王啊,这白衬衫挺漂亮呀。他这才发现着装不对。打这以后,他无数次地和我念叨,退休前一定要整套白警服、白衬衫。

“处长大?还是爹大?”电话那头,老王发出了直击灵魂的一问。

老王母亲早几年去世了,最近父亲又查出了胰腺癌,回地方工作是为了方便照顾父亲。我琢磨一下,他说的在理,他家就兄妹二人,伺候老人的事也不能全交给妹妹,自己当甩手掌柜。他在电话里唏嘘,这人生吧,平淡也就罢了,关键是还挺不容易,刚把孩子拉扯大,父辈们又进入衰老多病的年龄。我却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叹息,老王呀,老王,你离白警服渐行渐远了。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我终于见证了他作为一名警察的高光时刻。他在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身着警服,端着微型冲锋枪,正从一块搭在船帮上的跳板上,冲向一艘破旧的渔船。

他说,是负责宣传的同事抓拍的。

我说,这是在哪儿训练,挺逼真的。

他说,不是训练,是真的抓捕。为防止走私犯罪团伙暴力顽抗,所以带上了微冲。

听说犯罪嫌疑人没有抵抗,束手就擒,我心安一些。瞅着照片,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矮,腰身看起来却粗壮了许多,头发也有白发了,看上去比早年稀少了许多。

小酒馆里,发小们又在吃喝,还在谈论小时候。他因为单位有事,来得稍晚一点,粗壮的腰身挺得笔直,郁均剑般的脸庞透着一股坚毅,整个人蛮精神的。我想起那张照片,跟他说,都是四十五六的人了,年龄不饶人,以后遇到抓捕的事,还是悠着点,你不是矢村警长,更没杜丘高大。他笑,指着电视上正在直播的欧洲杯足球赛说,真到追捕的时候,我就来个门前假摔,让战友们冲过去。

说实话,这个主意与让小偷烧锅炉一样,都不太高明。不过,我还是不管不顾地说,可以一试。《追捕》就是个电影艺术作品,大英雄都活在银幕上,小警察却活在现实中,犯不着把生活等同于艺术。

不管是艺术的生活,还是追求生活的艺术,日子都是不经混的。我和他就像两股平行的铁轨,各自跑出各自的节奏,他风风火火,我安安静静。

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读着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电话打断了我的阅读。一位老朋友打来的,没有寒暄,直奔主题:“喂,你知道吗?老王受伤了,刚出院,在家养伤。”

我坐在床边,听他讲述着追捕的故事。

故事不复杂,但的确惊险。那晚,他和专案组组长,还有一名同事,一起研究案情。组长接到线人电话,说是一个走私团伙头号目标,出现在近郊一栋别墅里。事不宜迟,三人带上枪,一边请求调集警力增援,一边驱车赶往目标所在地。

一个由高墙围起来的院子,别墅里亮着灯。三人守在院子大门外,等待增援到来。忽然,别墅的灯关闭了,一个跟班发动了停在院内的大吉普。组长说,不好,这家伙要离开这里。等不及增援了,咱们冲进去。

话音还没落,三人就冲到院子里,朝别墅跑去。跟班的见有人冲进来,一个劲地按喇叭,一个黑影闻声闪身向楼后跑去,他紧跟了过去。黑影踩着院墙下的杂物,跨上足有两三米的高墙,不顾死活地跳了下去。他也不含糊,想都没想,跟着纵身跃下高墙。落地时,右脚一阵剧烈疼痛。他咬牙站起身,朝着黑影连开两枪。尖锐刺耳的枪声,将黑夜的沉寂连同人生的沉寂,都推得很远,很远。枪声过后,黑影踉跄倒下。

说到这里,他问我这算追捕吧?我说先不管算不算,到底伤到哪里了?右脚跟腱断裂,已经接上了,养一阵就能恢复。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叹口气,有些埋怨地说,不是说好了“门前假摔”吗?

他又一次把烟放在嘴边,示意我点上。我掏出打火机给他也给自己点上,我俩各自吸烟,都没说话。少顷,他吐出一口烟,轻烟缭绕中,我听到他说,说“门前假摔”的那个人是老百姓。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摔断跟腱的人,是人民警察。

我起身朝窗户走去,揉了揉眼睛说,被烟熏出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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