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小时候，我是个电影迷，看电影成为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看电影是难得的娱乐。乡下没有电影院，看的都是露天电影，但也不是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月能享受一次就算不错了。有时，为了看一场电影，还要跑到三五里路外的邻村。那时，农村不通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村子里悄无声息，偶尔听到几声犬吠。在寂静的夜里，如果哪里传来发电机的响声，就会被敏感的人们捕捉到，然后呼朋引伴地循声而去，到地方一看准是在放电影。

我上小学那会，看的露天电影最多，几乎一星期一场。这是我们大队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时大队里有工厂，不缺钱，对镇上下来的放映员好吃好喝好招待；再加上大队书记是女的，年轻漂亮，又热情好客，放映员自然来的次数多，只要有新片子，全镇首映必然在我们大队。这种优越感，让其他地方的乡民眼红得不得了。

小学校、工厂和大队部离得都不远。一到周末下午课结束，我们就会背着书包，在大马路旁等待一辆架子车的出现。镇里的放映队，两人一组，放映机、发电机、银幕及所有设备用两只大木箱子装着，放在一辆架子车上，一人拉车，一人推着，步行到乡下放电影。当我们远远地看见那辆熟悉的架子车时，便欢呼着迎上去，帮着推车，或者干脆替换掉放映员，一人拉车，众人助推，一路小跑直奔学校操场。

首先是挂银幕，用尼龙绳把银幕四角系在操场一头的树干或现埋的木桩上，绳子必须拉直绷紧，不让幕布有一点倾斜和褶皱。然后，一个放映员把发动机拉到100多米外的地方，人工手拉发电。另一个放映员让人搬来一张桌子，把放映机和相关设备摆好，接着通电调试各个电器和镜头。最后借着试机的功夫，放映员会打开扩音器话筒，操着浓重的乡音开始预告：“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晚在徐园大队放电影，播放的影片是战斗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欢迎老少爷们吃过晚饭，抓紧时间前来观看，到时不候，准时放映！”一时间，放电影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四邻八村。

晚饭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搬着小凳，有的拎着马扎，还有的扛着长条凳，笑逐颜开地纷纷从四面八方向学校操场涌来。天一傍黑，银幕前就坐满了人，万头攒动，黑压压一大片，好不壮观！大家或坐或站，大人们说说笑笑，小孩子吵吵闹闹，都在热切地等待着早点开映。随着有人喊“来了来了”，放映员酒足饭饱，打着响嗝走出了大队食堂。不大一会，发电机“噗噗”响起，放映桌上挑起的灯泡骤然点亮，操控台立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放映员有条不紊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潇洒的做派让人羡慕不已。那时，我就做过当放映员的梦，天天看电影，多过瘾啊！操场上的观众不断在增加，有的小孩爬到了周围的墙头上、树上，甚至连银幕的后面也坐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粗质卷烟的味道和发电机散发出来的汽油味，这种混合的味道是那个年代乡下放映场地特有的气息，它氤氲在我童年的时光中，成为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一抹沉香。

放映前，一般要先放一段新闻纪录片，都是国家领导人开会和接见外宾的内容。之后就开始放映正片。每部电影都有一个片头，比如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有红五星标志，北影的有天安门标志，上影的有工农兵标志。那时的电影大多是战斗片，诸如《南征北战》《车轮滚滚》《地道战》《上甘岭》《兵临城下》《平原游击队》之类，也有反特片《黑三角》《羊城暗哨》《跟踪追击》等，还有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仙配》《白毛女》《刘三姐》等等。先是黑白的，后来变成彩色的。每一部都让我如醉如痴，每一场都舍不得落下。有时看一遍不过瘾，又跑到其他地方，看了一遍又一遍。最难忘的是儿童片《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小嘎子和潘冬子成了我追慕的偶像。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个动作，一句台词，都让我久久回味，经常模仿。受他们的影响，我做过木头枪，收藏过红五星，还爱上了绿军装。

每当看完电影，第二天早自习前，我们一些男同学总会坐在课桌上对昨晚的电影评论一番，兴奋之际，还夸张地表演一些剧中的情节。大家旁若无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直到老师来了才不情愿地打住。

露天电影，给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在我幼小的心田种下了爱国的种子，也塑造了我正直、果敢、坚强的品格，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影响了我的一生。

几十年过去，很少再看到露天电影，偶尔在公园里看过一两次，却找不到过去的那种气氛和感觉了。每每想来，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伤感。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孩童时代那一块洁白的银幕，会永远悬挂在我记忆的天空下，成为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