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十个海子

一

朋友问海子去世的时间，我说是1989年3月26日。她又问，他的最后一首诗，我说是《春天，十个海子》。再问作于时间，我一时语迟。是1989年3月14日凌晨三点多钟，她说。

朋友北大数学系的，跨专业考到中文系现当代专业，勤学，这一点我一直不如她。她说海子选择那样的死亡方式，不是3月26日那天突然想到的，而是在写这首诗时——“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是最后的选择。

刹那，我一阵惶恐——

在那个血色的黄昏里，他横躺在铁轨上，身体断为两截，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场“蓄谋”。

她说，从海子的生存状况，自杀的过程和方式来看，他的死并不是源于冲动和绝望。他所选择的死亡里充满了独特的诗歌仪式——这是一场刻意的诗歌行动。

那天，我们在北大东门地铁口聊至十一点半，错过了最后一趟地铁。打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又想起朋友所说，疑信参半。

二

海子很“孩子”。

骆一禾写过的，海子是一个“瘦小的，红脸膛，迈着农民式钝重步伐的朋友和弟弟”；在西川的眼中海子也是这样“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苇岸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海子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海子已经是政法大学的教师了，但在苇岸看来，“他完全像个孩子”，“童子般的圆脸，满目稚气。虽然此时已二十出头”。

二十多岁的海子，依然有着天真烂漫，朋友说在海子身上，这种天真有着“农家子弟的温良与纯朴”，也有着“对世事的不谙与笨拙”。

她导给她讲过一件事，她讲给我听——

有一次，骆一禾夫妇去昌平看望海子，发现海子已经一连吃了数天的方便面，为了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他们夫妻俩便在那里住了四天。做菜时，海子坚决不同意放味精，骆一禾便问：“那怎么能鲜呢？”海子说：“我们乡下来人了，说吃味精要烂肠子的。”骆一禾这下给整不会了，一个知识分子竟对一个文化上的落后者（家乡人）的话深信不疑，甚至带着乡下孩子的浑蒙。可就是这样一个“傻弟弟”，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

在这里，“味精”是物质生活的象征，而高额的“誊印费”则是精神生活的象征。前者是物质的“简陋”，后者是精神丰富的庞杂。

她说，生活常识上的浑蒙并不会让人觉得海子是“傻”，这样的海子在不期而然中正好符合了读者心目中对一个“诗人”的想象——有诸多在自身领域天才型的名人于生活中却干出一些傻事，比如爱因斯坦找不着自己的家，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在常人的思维中，正因为他们对本身领域的热爱和专注，所以生活中的琐事反而显得低能和无知了。出于同样的想象，海子也如此。

西川曾回忆过一段往事，相比骆一禾的忍俊不禁，这段往事则很悲凉。那年冬天，落了很大的雪，海子走进了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便回答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海子愣在了原地，像一座石雕。

诵诗易酒的举动只是出于诗人浪漫的天性，可是遭遇到的却是别人对天真的嘲笑。

比起寻常人关心的生计，诗歌的价值和尊严无疑是诗人在常人眼中的“迂”和“傻”。西渡在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感慨：“写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即便写诗的朋友聚在一起，也很少谈诗。倒好像写诗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需要时时加以遮掩。”

历史回声隆隆，在海子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相似的影子。

三

海子生前，很信“短命天才”。

他将推崇的诗人分为两类：“王”与“王子”。命名为“王”的常与“太阳”和“诗歌”同义，他们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人为“伟大的峰顶”，是“诗歌王子角逐的王座”；而那些逐王位而居的就是海子所谓的“王子”，他们的名单很长：雪莱、叶赛宁、韩波、马洛、荷尔德林、克兰、狄兰、席勒、普希金……这些王子的身上具备同样的气质——“疯狂的才华”“悲剧性的命运”。

而“悲剧性的命运”即“短命”。朋友说，海子对“天才短命”的认同，构成了他自杀情结的一种——最终他也成了其中一员。

朋友讲了一个故事，海子小时候，公社里举办了一场毛主席语录背诵大赛，比赛已经开始了，台上的参赛者轮番登场：一个，两个，三个……每个村的参赛者都是百里挑一。当主持人念到海子的名字，观众把目光集中过来时，却不见台上有人出现。相互间正待用目光询问，却听见一个童声已经开始背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台下的人不禁哄然一片笑声。但是当海子接连背下了三十条语录后，他们开始默数，最后禁不住地数出声来：“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当时的观众与其说是在数数儿，不如说是在等待着目睹一个奇迹——因为海子背下了四十八条！得了第一名，最重要的是，那年他才五岁！

在故乡人的记忆里，海子从小就是一个“神童”。

查振全说：“他是孩子王，村上的小孩都整天围着他转。因为他读小学时就开始讲小说，会讲《三国》《西游》和好多长小说。”慢慢地，“神童”长大了，十五岁就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十九岁时，他“结束了他在北京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涯，成为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最年轻的教师。十九岁，正是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年龄。”

在人们的常识中，似乎有着过人才华的人总是短命的。海子从小就异于常人，所以注定了“天妒英才”。

四

朋友找出一张图片递给我看，是张手稿。她告诉我，这是海子的祭日上骆一禾的发言稿，骆一禾写，海子是“英雄”和“烈士”。

朋友说，“英雄”这个词背后隐含着一个界定：英雄往往是单枪匹马的，是与大众和多数存在间离感的，因此，最接近英雄的词汇是“孤独”。

而查振全的回忆表明了，海子性格中的“孤独”是打小就有的：

海子自小个性强，孤僻，但人很斯文……他喜欢独自一人在池塘边钓鱼……上了中学后，每次从家里返回高河镇中学，都不愿和别的孩子一起走。

但我发现，父亲这里回忆的“孤僻”和上述被小孩们整天围着转的“孩子王”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朋友说这种断裂恰恰显示出海子作为英雄有别于众的“个”的特征。而且，父亲凭着大半生人世经验的直觉告诉我们，这样的断裂何在：

海子最后之所以走了那一步，主要是在政法大学时太孤独了——我当时去北京料理他的后事，一进他的那个房间就有这个感觉。

不单单父亲有这样的直觉，骆一禾他们也有。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多次提到海子的“空房间”，并且感觉到这个“空房间”背后的死亡阴影始终存在。

骆一禾说：

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他挂了一张西藏女童的照片，我很喜欢，名之为含着舌头淳笑的“赤子”，还有一块五彩缤纷的大花布挂在墙上，他所感到的压力使他从来不敢再挂抽象派大师的绘画，只有一张梵高的《向日葵》，他很喜欢没舍得摘掉。

西川眼中的这个“空房间”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之前这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空荡荡的房子隐含的意味是——无边无际的孤独。不过，很矛盾的是，我也看过一些人对海子的回忆，在他们的讲述中，海子似乎又不像是一个孤独者。西川说过好多次：“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

朋友打断我说，这并不奇怪，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海子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的“孤独”，那就是诗歌理想的孤独。

1987年，北京作协在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就坐在家里生闷气。

后来没多久，北京有了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王家新家里聚会，会上有两人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

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诗歌组织，海子都与他们有着某种疏离。这两次来自“组织内部”的否定对海子的打击很大，为此，海子还在骆一禾跟前哭过。

在北京没有找到知音的海子，把希望寄托在了先锋诗歌声响不弱于北京的成都，可携着几万行诗歌远行的他并未如愿，邻居孙文曾经谈起过这趟远行：“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得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找到知音。”

也是那时起，他绝望了。

那年的年三十没有雪，但空气冷得像思想者。

他收拾完行李回了趟老家。到了县城，他花五百元为爸妈买了一台星宇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

春节后，他又带母亲到了北京。他在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母亲拍了一个渺小的留影。在母亲返回时，他从兜里掏出仅剩的三百元钱塞到母亲手里。

之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海子的家境，骆一禾有透露过一些细节：

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家信里，都请他寄些钱回家，垫付种子、化肥钱和资助三个弟弟的学费。从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为单位寄回家去，也有的时候他不回信，那是他没有钱了。

朋友说，这种关于贫穷的叙述紧跟在对海子大诗创作的总结后面，“他的大诗创作直到今天还是孤独的存在……他的确是在‘赤道’上独自挺进”。家庭境况的不堪与海子自身对大诗创作孤独而坚决的挺进姿态相互渲染出了一个清苦的、不被支持和理解的，但依旧执着于理想的诗人形象。

五

朋友坚信的“诗歌行动”，是和而不唱，她读了太多别人或许是过度的阐释。

在青春脆弱的肉体与冰冷坚硬的现代技术产物相撞时，他的遗言是：“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生命的最后，他很清醒，他首先是查海生，是查湾村年迈父母的儿子，然后是一名人民教师，于诗，他只字未提。但“那帮人”却都把“查海生之死”遮蔽而凸显“海子之死”。

朋友辩解，这是替海子“正名”，其实不是，那帮人是自私的——

在那个历史的拐角（1989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脚步加快，大众文化兴起，知识精英话语的权威地位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当大众传媒担当了“人生指南”和“金钱神话”的再造职能，人们在其指引下渐渐远离了精神话语的反思，诗人当然也成了一个个被边缘化的零余者。在时代的文化重组中，面对理想的挫败、身份转型的焦虑和自我的边缘化，他们需要一个理想主义的图腾来重新维系自我想象的历史诉求——他们需要海子“形而上的死”！

于是，海子个体的生命选择被搁置，种种形而下的原因被忽略，山海关那个日落的黄昏倒下了一个叫查海生的年轻教员，而在一些人的私欲庆典中复活了一个“诗歌烈士”——海子。

陈东东说：“死亡对海子和他的诗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超越。”此前，西川呐喊过无数遍“海子之死”是件凄凉的事，说“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但陈视而不见，持续编造着谎言：“他的死亡是因为这样一个灿烂的事实，他进入了太阳，并且，他给我们一大片浓荫的桃林。”真是可笑，海子走投无路的自杀，在这些人嘴里由“凄凉”变得“壮丽”，他绝望中的“被动”变为了“主动”，他生前面对的巨大精神压力在这些人眼中通通消失不见了……

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说：“海子是用死亡语法去反抗世界之夜的黑暗语法的殉道者”。

吴晓东在《诗人之死》中说，海子之死意味着他“诗歌的最终完成”。

……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个神示——

那些发声者可以把一个落魄的诗人，轻而易举地塑造成“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的“先觉者”，海子“自杀”的意义己经由为诗歌献身的“烈士”，跳脱出单纯的诗歌小圈子，成为一个以“自杀”这样的方式“同死亡宿命主动抗争”的“存在主义”勇士。

在这些人的谎言中，海子“脆弱”的生命被无限放大，而他的诗歌本身，意义却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实际上，朋友就是这些观点的拥趸。

颜峻是个有良知的人，他曾站出来说过：

写诗的人离开文本，怎么个献身法？肉体的人离开了真实，谈什么精神伟大？而且话说回来，死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为诗歌献了身？死本是走向无，有人偏要给死加上个意义，这起码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既然梵·高没有“殉画”，茨威格没有“殉文”，为什么中国诗人一去世就是“殉诗”呢？

颜峻很清醒，所以他的话一针见血。

六

不过，有一点，朋友说得是对的——

我们无法评估海子的死亡到底为海子的诗名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海子之死”的确使先前那个在昌平连发表作品都极其困难的诗人从此浮出地表。

1989年，《人民文学》在第6期推出了“纪念海子专页”。紧随其后的是《诗刊》在9月以专辑的形式推出了海子的长诗。凡此种种，于海子生前而言，莫不是一种奢望。

随后，“海子神话”的影响也撬动了出版市场。

海子死后，骆一禾和西川跑了几十家出版社想出版海子的诗集，但所有出版社皆顾虑重重。直到1995年诗集《海子的诗》的出版。

经过西川无数次的辗转和交涉，人民文学出版社才签了字。不过，让出版社意想不到的是，诗集“第一次印刷3000册，未及进入书店就被抢购一空”。后来又不断加印，累计印数达到二十多万册。在那个诗歌边缘化的时代，海子是少数没令出版社赔钱的诗人之一，并创造了一个市场神话。

不久后，海子的短诗入选了教材。生前寂寞的海子终于迎来了一份属于他的迟来的认同。

随着海子诗名的家喻户晓，海子诗歌的市场潜力被进一步地开发出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入选语文教材那天起，一个单向度的诗歌意蕴的剥离历程就开始了，温暖、明亮、积极向上等处于诗歌表层的部分被极力地挖掘，商业话语更加缩减这个表象，将“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义直接抽离为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从山东威海、上海到深圳、海南三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成为房地产海景房广告文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词。

翟永明说：“海子对时代贡献了一个诗人在当今社会的可供想象的生存形态，对社会贡献了一个可供房地产商用一辈子的广告词。”于这一贡献，不知海子对自己无意中引领的海景房“生活时尚”作何感想。

1992年后，北大每年春天都会举办一场纪念海子的诗会。柯雷曾亲眼目睹过祭奠，他说：

那天是海子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北大有诗歌朗诵会，由谢冕开幕，参与者包括西川、减棣、俞心焦等著名诗人。当台上有人朗诵《阿尔的太阳》的时候，几百个观众也跟着朗诵。

海子生前在饭馆颂诗易酒而不得，死后却成为象征资本，连北大纪念他的诗会也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享有的权利。

还有一些热爱海子的学生不满足于隔着山海关的遥祭，他们自发地去往海子自杀的地点进行悼念，只是这样的一场喧嚣祭奠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集体狂欢游戏。伊沙在看到2001年3月26日海子忌日这天山海关学生们行为艺术般的照片后，这样写道：“我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紧闭双眼，做体验状……他们站在一列火车头前，个个紧抿嘴唇，双目圆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伊沙的字里行间不乏讽刺之意，“可怜的海子曾在一首诗中言及，他不得不和英雄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也一语成谶，只不过现在遍地是小丑，英雄在他途。”这样的行为艺术的方式的悼念的确让人感慨他们是在向海子表达敬意还是在玩一场体验死亡的游戏。

喧嚣的校园外的纪念活动也不落其后——

安庆查湾每年都能迎来形形色色的造访者，他们或专程为海子而来，或顺道看望，在海子墓前朗诵他的诗，为他祭酒，甚至夜宿在他的墓边。如今，海子故居、海子墓成为政府开发的旅游景点，“海子”的符号意义已经大于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海子，而成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

海子也出现在酒吧里。

一些地下歌手将他的诗谱成曲子弹唱。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盲人歌手周云蓬的《九月》。海子诗中的那种荒凉感、无力感与身处地下的民谣歌手身上“流浪”“底层”的疏离感叠加在一起，一下感动了听众。

只是这样的《九月》早已经不属于海子，在“纪念”与“消费”纠缠在一起时，它是属于周云蓬的，属于那些被感动的听众的。

七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

朦胧诗崛起后，诗歌的火焰越烧越旺。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年轻一代的诗人渴望更多自由的表达，于是，他们向朦胧诗的前辈发出战书——

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歌1986年现代群体大展”，共同推出了“非非”“他们”“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三脚猫”“病房意识”“情绪流”“呼吸派”“撒娇派”等几十个诗歌团体。无疑，这是一个“主义”四起的黄金时代，有时一个人就是一个流派。

但随着海子自杀，这个黄金时代落了幕。

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诗歌再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不久后，又闹出以“保卫诗歌”为名的“诗人裸体朗诵”事件。一时间一场场喧嚣无比的诗歌事件在诗歌已经边缘化成为小众范围活动的时代拉开来帷幕，诗人、学者、有名的、无名的、写诗的、不写诗的，形形色色的人参与进来，还有报纸、杂志、网络……

斯时，距离1989年春天的诗歌悲剧才过去了十多年，诗歌就这样从一场悲剧演变成了一个个闹剧。人们惊讶心目中优美的、富有诗意的、富有节奏感、能震撼人们心灵的诗歌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把一句话分成几行写的、语言直白、充满废话的所谓的诗歌。而诗人是黔驴技穷到需要脱衣服、裸露身体来“保卫诗歌”？

对于这些滑稽而贫乏的诗歌马戏，网民们的嘲讽与戏仿四起。而海子这个诗歌爱好者们心目中诗歌理想与精神的象征，在这一场场闹剧中又再次成为一面“理想主义”的风旗被祭起。

八

一切皆如西川的预言：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现在，距1989年那个血色的黄昏已过三十三年，但海子的诗名却并未冷却——每至春天，这位以瘦弱的身躯去撞击工业文明的钢铁车轮的诗人都会“复活”，生前的他斯人独憔悴，死后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座无法绕过的界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话。

在一个文化失语的时代，越来越多人们虔信过的东西正在陆续崩塌，当庸碌的日常和物质将精神逼迫进更趋逼仄的角落，人们需要一个纯洁的“抒情诗人”来重新扛起理想旗帜。而海子无疑就是那个合适的人。

只是，在各种话语的功利性和消费性的合谋下复活，成为一个欲望所指的“神话”符号，恐怕海子这位人们标榜的“诗歌先知”，自己也未曾“先知”。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这样的复活，不是他想要的。

（原刊于《散文》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