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告文学有缘

我与报告文学是有缘分的。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刊授大学学习时，就有一本怎样写报告文学的阅读教材。当时自己没有写报告文学作品的想法，只是怀着敬畏之心去读大作家的作品。那本教材收录了好多名篇，有《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扬眉剑出鞘》《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等。

后来，我在乡镇忙忙碌碌工作三十年，写公文多一些，文学作品几乎没写。最近这些年，调回文联工作后，与作家们接触多了，才斗胆写起报告文学作品来。

二〇一五年我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题目是《彰显先民之智慧》，写的是寿阳岳生云收藏办“生云博物馆”的事迹。岳生云这个人在人们看来是个怪人，他靠自己的勤奋和精明，成了身家百万的企业家，可是他迷上了收藏，成了负债百万的博物馆馆主。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他走村串户收藏品。雇了车，饥一顿、饱一顿，白天黑夜在寿阳乡村和周边市县转悠。对藏品他像孩子一样呵护，细心地照相、登记，归整、摆放。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多得说不清。然而他的收藏不是为了赚钱，他“迷恋”寿阳文化和藏品文化，所有藏品舍不得出售，要用藏品的形式，存一部寿阳历史。二〇〇六年他办起了“生云粗瓷博物馆”，占地面积只有六百平方米。二〇一二年，他贷款对原馆进行扩建，建成了现在的二层四合院，全馆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博物馆更名为“生云博物馆”。收藏和办馆耗资巨大，过去边收藏边干其他活挣钱，后来顾不上干别的，一心一意收藏和办馆，全家的几百万元积蓄都让他花光了，办馆还欠了二百多万元外债。这篇作品，参加了晋中市“中国梦·讲述晋中故事”征文大赛，作品获得优秀奖。

二〇一六年下半年，我采访一位晋中市焦裕禄式好党员杨转红。这是市文联安排的采访任务，接到任务后，我有点提不起精神，心说一个护士能有什么先进事迹？可是当我采访时，听她讲了第一件事，我就感动得流泪了。她一九九六年卫校毕业，分配到本地最偏僻的卫生院，原想调离，后来乡亲们的热情感染了她，她竟舍不得离开了。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对中年夫妇，深夜带着女儿敲开卫生院的大门，很快女孩生出一个男婴。女孩未婚，女孩的父母接受不了，不要这个孩子。因长期无人住院，产房没有生炉子，房间很冷，杨转红抓过一块床单裹到孩子身上，也顾不得孩子身上的污秽，揣进自己怀里，跑回宿舍，把孩子放到床上，给孩子盖上被子，捅开地上的炉火给孩子取暖。安顿好孩子，天没亮，跑到供销社，叫开售货员的门，给孩子买了毛毯、奶瓶和奶粉，接着跑回宿舍喂孩子，给孩子换尿布，她像母亲一样精心看护孩子四天。她讲了这件事，我眼里的泪就流下来了，我认定这是了不起的壮举。还有很多感人的事，如有甥舅俩人失去亲人，一时想不开要自杀，她一晚上不睡觉，几次拽回要出门自杀的俩人，她陪着他们，耐心劝解；村干部把村里五保老人送到卫生院看病，她主动挑起护理老人重担，她给老人剃头、洗衣服，把老人打整得干干净净，与老人谈心，耐心开导，让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还有几位病人大便干结，便不下来，用药效果很慢，看到病人痛苦的样子，她下手为他们排便，减轻了老人的痛苦……我把她的事迹写出来，题目叫《山里的护士》。这篇作品参加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山东文学社、大众网举办的“阳光下的风”主题征文大赛，获得报告文学一等奖。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获得最高级别的奖励。获奖后，市文明网和县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二〇一七年十月，我参加全市文联工作会暨《乡土文学》组稿会，《乡土文学》主编讲了我的获奖情况，他说我在全国大赛中为晋中市拿回一个一等奖，参会的领导和作家全体起立为我鼓掌，那一刻让我激动不已。我知道，大家的鼓掌，一方面是对我写作的肯定，但更多的是对文中主人公的赞美。

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写作报告文学的兴趣更浓了。

二〇一八年十月我写了一篇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采访了一位老支书老李，文章的题目叫《放羊娃，山村，荷包蛋》。文章写老李从一个放羊娃到村干部，再到乡干部，奋斗几十年的故事。这篇作品获晋中市“我与祖国同行”主题征文二等奖。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晋中市委宣传部要出一本新农村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的书，需要稿子，我选择了精准扶贫题材。我知道，精准扶贫行动的春风，在农村气势磅礴，它像土地一样宽广，像大海一样壮阔，我就想写一写在这爿土地上，在这片海洋里，呕心沥血的党员干部。我采访了一位获“全省农村模范第一书记”称号的魏曰隽。二〇一五年八月他到寿阳县上湖乡上湖村党支部任第一书记。他积极帮助村里筹措资金，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生产的难题。短短两年多，他和两委一班人带领村民打深井、建漫水桥、街道硬化、建全民健身广场、建文体活动中心和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发动村民种植梨树和药材、嫁接枣树、试种农作物新品种等等，还规划建设综合采摘示范园区、帮村民联系贷款、销售农产品、组织村民美化环境。这一系列的努力，让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采访中，党的扶贫攻坚力度、农村的巨大变化、干部群众的努力，还有魏曰隽勤奋工作的事迹，让我感动。我多次到村采访，多次修改，最后定稿时，篇幅近两万字的文章，修改了六十多次，稿子的题目叫《山沟沟里来了第一书记》。二〇二一年八月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登载了这篇文章（篇幅有缩减），题目是《第一书记》，同时京报网、北晚新视觉网、中国作家网和中国青年网进行了转载。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文章收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记录小康——晋中市乡村题材纪实文学作品选》。

尽管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而且有的还获了奖，但是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基础差、水平低。还要解释一点是我修改文章次数多，上面写《山沟沟里来了第一书记》修改六十多次，平时一般作品修改也在二十次以上，这并不是说我多勤奋，是因为我比较笨和年龄大记忆力差，几次都改不好，老是发现文中的毛病，因此改的次数多。改得多，写得就慢，别人几天能写好的文章，我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现在我还在尽力弥补自己的不足，看能不能尽量写得快一些。我做着两件事：一件事是继续学习充电，另一件事是持续写作练习。

几年的写作，有两点感受最深。

报告文学既是报告，也是文学。是报告就要真实，只有真实，才会有正能量的效果，否则吃力不讨好，适得其反。我每次写出初稿就要让相关人员看，再认真修改。如我写《山沟沟里来了第一书记》时，我让文中的主人公先后审核两次，让当地的村支部书记审核一次，让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审核一次，我要确保自己写的故事不失真。是文学，就要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山里的护士》该怎样讲述，我想了几天，后来采用采访式的叙述，一问一答，中间穿插故事。我力求语言简洁，一个开头，改了写，写了改，最后删除二百多字，只剩一句，用一句话开了头。还有我尽量少发议论，让文中的故事说话，让读者发自内心地把我要议论的话讲出来。

还有一点是自从与报告文学结缘，我就不再独坐斗室闭门造车，我愿意下乡，愿意深入基层一线的生活中。在那儿能捕捉生活的精彩，为自己写作提供好的素材。同时，与他们相处多了，感情发生了变化，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与他们共悲欢、同命运，这样坐下来写文章，写得顺，表达效果会更好一些。

写作是苦差事，写报告文学作品需要认真采访，详细了解，就更辛苦，何况自己写起来还费时费力。但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再苦也愿意，俗话说有钱难买愿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