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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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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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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窑洞

我写这样一个题目,是想写写自己病逝多年的父母和早已不再住人的老窑洞。

那时我们住的窑洞,是我三爷的,三爷只有一个人,他是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去世的,此后,我们家就搬过来了。

这院子是二进院。一进院,已不能算是院了,因为前面的大门,只剩一个门垛,东边的院墙倒塌了一半。院内西面靠近西边土塄,安装一盘石磨,往东一点在平地挖了一个大坑,四周用石头砌起来建了个猪圈。有猪时喂猪,不喂猪时,在猪圈的东边上堆上烧炕的灰烬和挑来的黄土,村人叫灰粪。我们一家住在二进院内,院子很小,有正窑四眼,我们家住了两眼,我五爷家住了两眼。两边有厢房,已残破不能住人,只能放些杂物。

那天父亲出二门,站在猪圈边撒尿。他穿了一条大档棉裤,系裤带时裤子要打个褶,他裤子的褶皱打好,返回窑洞内,人就倒了,人们说是中风了。

那天是四十二年前的大年初一。

母亲是春节期间的导演。

除夕晚上几乎不让睡觉叫熬夜,半夜要到院里放一次鞭炮,到了初一早晨天还没亮,我才刚迷糊了一会儿,母亲就推醒我,也不准大声说话,拿上父亲的一支烟点着,未出窑门先在门内放一声鞭炮,然后开门再到院里接着放。母亲说放炮一是要迎财神,让财神进门,二是让村人听到,说一句某某家起来了,借别人一句吉言。我放炮的同时,父亲走到立在二门外的一捆谷草旁,从谷草底部点燃,火光照得四周明晃晃的,那叫旺火,其意不言自明。我向四周望一下,看到不少人家的门前都点了旺火,星星点点,把灰黑的夜色撕了一个又一个豁口。

早上吃了一年难得一见的饺子,接着去给长辈拜年,我们只有五爷一家,就在一个院内,很快就拜完了。

走完这些传统程序,就剩下玩了。出门时,我从柜子里找出父母给买的鞭炮,小心地拆下那么十几个,拿几根火柴,再找个空火柴盒,把这两样东西放进去,装在衣兜里,出门后边走边放炮,那种感觉真爽。除了放炮,我还要留心别人家门前放鞭炮的碎屑,伸手拨拉一下,看有没有没响的炮,如果有,掐去一截,然后点燃,那炮嗤嗤喷着火焰,快速飞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给那炮起了个名字,叫出出火。

中午当然要吃得好一些。家里再穷,也要做白面蒸的馍馍、用红粞做的油柿子、包着红糖的茶食、还有用糕面做的三道子和糕卷儿。区别是家境好点的人家,在用料上讲究,还要请村里手艺好点的人帮着做,做得量也多一些。我们家是自己做的,母亲主厨,父亲打下手,也做得不多,得省着吃,初一吃了后,这些食品就是招待拜年的亲戚时才吃。菜是海带、粉条、冻豆腐、白菜、山药蛋,再少加点猪肉的炖菜。父亲爱喝一点酒,他拿过灶火旁已经温热的白色小酒壶,把酒倒进一个比拇指大一点的小酒盅里,酒盅里清澈透明的酒面上,缭绕一缕若有若无的水气。他酒量也不大,慢慢地呡,只用两盅。

吃过午饭,我、弟弟和二姐接着出去玩。父亲吃过饭,就躺在热炕上睡觉。母亲则在家里洗碗,寻找着做点细碎的营生。据母亲说,下午两点多,父亲爬起来,穿上鞋子,迷迷糊糊走到院里,接着出二门,下四个石阶,站在右手边的猪圈边上……谁也不会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他病倒了。

祥和的氛围被疾病打碎,全家奔忙起来。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村,有姓郭的一家,父子俩都是医生,我们常去请老郭和小郭医生。有几次是我一个人去请的,那个村里有狗,我怕狗,从家走时要拿了一根打狗的木棍。医生到家看了病,开了药方,我再跟着去拿药。后来医生又来看了几次,还给父亲针灸。我们还去别的村请医生,再后来还请过一个县医院的针灸医生,那个医生来村走亲戚时让母亲知道了,母亲央求让人家给父亲看,那个医生也给父亲针灸。

母亲忙着为父亲熬药、喂药,帮着他活动身子。那段时间,父亲的每一点变化,成了我们家的大事。慢慢地,父亲的半个身子能动了,能说话了,尽管他起初说的话,我们听不大懂。过了一段时间,他舌头也稍微灵动了一些,说话我们也能听懂了。紧接着父亲慢慢能下地,扶着墙能挪一两步了。

但母亲还是忧心忡忡,她担心地说父亲的身子不行了,得早点准备后事。

母亲打听谁家有木料。她在村里打问,利用中午收工的时间,跑到别的村询问。家里没钱,想便宜点,母亲跑了七八天,不知她走了多少村问了多少人,终于从附近的一个村拉回了几截杨木和柳木。

母亲买木头,拉木头,请木匠,是背着父亲秘密进行的,她怕父亲知道了心里难过。这样,母亲只好把拉回的木头放到我们原先住的窑洞,然后请木匠给父亲制作棺材。

原先住的窑洞在村外,在一条大沟东边的山坡上,离村有一里多地。这个窑洞不知建于何是,但肯定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从山顶切下个九十度的三角,正面挖了两眼窑,东墙边挖了一眼。东窑里有一条地道,地道中段有一眼小点的窑,那窑内还盘了火炕,可以住人。地道有几十米长,出口在一个很隐蔽的小山沟内。

母亲家里家外忙不过来,叫嫁到本村的大姐帮忙。大姐跟她一起给木匠做饭、送饭,还要过去看木匠缺少什么,做活行不行。

母亲还做着一件重要的事,他给父亲准备寿衣。她计划着用什么布,用多少钱,又出去打问该做什么样式,然后就去买布料。接着母亲跟大姐拿画粉在布料上画,用剪刀裁,然后蹬着一台旧缝纫机,开始忙碌的缝制。

母亲给父亲做的寿衣是一件蓝色长袍,她早晚忙着做,很快就做好了。

父亲身体恢复了很多,他一手柱根拐杖,能慢慢地走到院里,再从院里走回屋里来,他能上茅房了,有时还坐在笸箩旁,用一只手剥玉米粒。但他的嘴有点斜,恢复不了,拄着拐杖的身体弯曲着,走路还是摇摇晃晃。

父亲病了那年的端午节,正好学校放假,我在家里做作业。上午母亲拿出荞麦,用湿布擦一遍,然后手摇小石磨,“咕隆咕隆”磨面。磨第一遍用粗点的罗筛筛去荞麦皮,磨第二遍才用细点的罗筛筛出面粉,筛出的粗粒她还要再磨,直到只剩下一点黑黑的麦麸。磨好面,她忙着和面,然后抱出木头制成的饸饹床,用针扎一下漏底,接着捅火烹汤,炒臊子,熬汤轧面,做出饸饹。面磨得枯,面条有点黑,但是也很好吃,毕竟当时吃一顿饸饹也是很稀罕的。她身体不太好,一不舒服就会紧咬双唇,那天她就一直咬着双唇,做了中午饭。

没想到,母亲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病起来。她常生病,常吃药,我们习惯了,也没当回事。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她的病更重了。

父亲让我把大姐和大姐夫喊来了。大姐和大姐夫看母亲病重,一时不知该咋办,让我快去叫邻居家三嫂。那个三嫂离我家近,经见得事多。我跟三嫂一说,三嫂就放下手里的针线,跟着我急匆匆地来了。到家时,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三嫂一看母亲不成了,叫我大姐快找衣服。母亲没有给自己备下寿衣,大姐只能找她稍好点的衣服。大姐、三嫂和大姐夫忙着给母亲换衣服。母亲知道自己不行了,拼着力气,说了一句话,是对我大姐夫说的,她说要看好二昧!二昧是我弟弟的小名。那年弟弟只有八岁,那么小的孩子,是任何一位母亲都放心不下的。

给母亲换衣服时,父亲拄着拐杖站在地上,父亲的身旁站着我和弟弟。当时我二姐在县城打工,事发突然,没有来得及告她。

我靠着柜子,脑子里木木的。父亲一直面无表情地站着,拄拐杖的手,微微有点抖。我又瞅弟弟,看到他怯怯的,害怕的样子。直到姐夫从门上摘下门板,把已经咽气的母亲抬上去,父亲跟我和弟弟还在地上站在。当时站在地上的映像,在我脑子里永久储存,直到现在异常清晰。

当天晚上,母亲躺在了给父亲准备的棺材里。

母亲走了,父亲拖着病体,给我与弟弟做饭,供我们上学。

家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家里生活着的三个人,几乎很少语言交流,只是默默地做各自的事,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闷。

我在八里外的中学读书,每天步行到学校。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从炕上爬起来做饭。他穿衣服很慢,那条腿和那只衣袖很费力才能穿好。穿好后,他手撑着炕,慢慢地一百八十度后转,再两腿哆哆嗦嗦伸到地上穿鞋。穿好鞋,站起来,扶着墙慢慢往窑里走,走到黑红色的木柜旁,然后身体后转,两手平伸,在身体的摇晃中,扶住对面的灶台。然后开始做小米饭,炒山药菜。他下米、焖饭、切菜、炒菜,都很慢,很吃力。饭菜做好,父亲叫醒我。我吃饭的当儿,他又开始烧炕。他拄根拐杖出去抱柴火,一手拄着拐杖,另一个臂弯里吃力地夹着柴火,摇摇晃晃进门来,把柴火慢慢放到炕口下,把柴塞进炕洞。他看我快吃完饭时,站起身,拿起饭盒给我盛好饭。我放下碗,接过父亲手里的饭盒,就匆匆忙忙上学去了。

我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家,回家匆忙吃了晚饭,就开始写作业。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我坐在桌旁,桌上放着课本和作业本。弟弟在一旁玩。父亲在地上摸摸索索洗碗,准备第二天早饭的小米和山药蛋。准备好这些,他坐下来,歇一歇,然后又捅火,添煤泥。煤泥烟很大,他开着门散一下烟,等烟小了,关好门。我们家的窗户最上面开着孔,怕煤气中毒,就是数九寒天,也开着的。他要看几次灶火,看火眼是否堵塞,要是堵了,就要拿火具捅开,要是煤泥太软,他要找点干泥块,撒进火眼里,用火具轻磕干泥块,让它嵌到煤泥中吸点水分。等这一切做好,他就默默地展开被褥躺下来,他会看我两眼,然后呼呼入睡。

除了做家务,父亲还要种菜。二门外的院里,有一块菜地,他一有时间,就拿着铁锨和一个小铁铲到地里去。他身体摇晃不能用镢头刨地,只能用铁锨。他一只脚用力地、分几次把铁锨踩进地里,两臂用力把土翻过来,再用铁锨拍碎土块,接着再翻下一锨。铁锨既是他的劳动工具,又成了他稳定身子的拐杖。他干一会儿累了,放下铁锨,跪下来,用那个小铁铲去翻,那个小铁铲是挑甜苣菜用的,翻地很慢,他就那么一点一点地翻。

除了在院里种菜,还到村外老窑洞屋顶的地里种。有一次,学校放假,父亲让我挑着茅粪去种大葱,他跟我一起去。他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胳膊抱着一捆小葱。走了有三百多米,他就哆嗦着走不动了,他靠在路旁的地塄上,头上流着汗,脸涨得通红。我俩走走歇歇,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地里。我起垄,他跪着摆小葱,我覆上土,舀点茅粪撒上去,再覆点土,用铁锨拍一下,他还要摇晃着身体细细地踩一踩。

现在我一直在想,当时的父亲,是怎样忍着病痛,咬着牙做家务和种菜,他的内心,肯定不是表面那样平静。

两年后,父亲动作愈加迟缓,走路更摇晃的厉害。

刚过了元宵节,大姐到家看望父亲,父亲正在翻炒中午吃的挠。父亲告大姐说,他觉得身体没力气。大姐说要不我不用回了。父亲说你回吧,你家里还有孩子,要觉得不行就去叫你。大姐就对我说,晚上注意点,一旦有事,就去喊她。

大姐一家住在村北山沟坡顶的窑洞里,需要下一道约一百米的长坡,再上一道很陡的坡,才到她家。

就是那天晚上,父亲早早地跟弟弟睡下了,我在小桌上写了会儿作业也睡了。到了半夜,忽然听不到父亲打鼾的声音,我爬起身喊父亲,父亲没有答应,我又喊,还是没声音。我慌了,忙穿上衣服,跑出门。那天夜很黑,很静,天气很冷。我胆小,平时我是不敢走那么远夜路的,可是那天我没顾上害怕,跑了几分钟,一直跑到沟边上,接着下坡、上坡,喊我大姐。

大姐跟着我跑到家,父亲已不能说话。天还没大亮,我又去请来老郭医生,他拿着手电晃父亲的眼,接着叹口气,说父亲的一只眼睛已什么也看不见了。在外打工的二姐也请假回家伺候父亲。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请医生给父亲看,给他针灸,让他喝药,但父亲的病却不见好转。二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父亲气息奄奄。大姐、大姐夫和二姐给父亲穿好寿衣,又把父亲抱到门板上,父亲很快就走了。

没了母亲有父亲在,虽然气氛有点沉闷,可还多少有个家的样子,可是没有了父亲后,就没有了家的感觉。

父亲病逝后,弟弟跟着我大姐生活,我读了一段时间书,外出打工后就参了军,此后一直在外工作。

我们那两眼窑洞锁着门,再也没有住人。几年前,我回村想拍张窑洞的照片留着。村外的那个窑洞,就不用说了,坍塌得只剩三个黑黑的洞穴。村内的这个窑洞,屋顶曾塌了个孔,我大姐和大姐夫把它修好,后来又用灰渣打了顶。五爷家的两眼窑洞也不住人了,五爷五娘去世后,他的儿子(我的伯伯),跟其他村人一样,在村内的坪地上修了新房。两边的厢房全部坍塌,大院的院墙已不见踪迹,整个院子长了荒草,一片凄凉。

进入屋内,大体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覆盖着厚厚的尘土。我小时候玩的九连环,弹弓什么的还在。有我父亲给村人记工的本子,上面那字是斜的,像风吹的雨丝。不知为什么,觉得阴凉阴凉的,有压抑的感觉。我不想多待,很快就出来了。

站在屋外拍了几张照片,心情很复杂,不时闪出痛心的过去,感叹父母没赶上现在的太平盛世。我安慰自己,虽然父母过早地离开了,但是他们的血液还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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