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裁缝高玉玲

         　一

从古至今，乡村裁缝是乡村匠人中最重要的匠人之一。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所以，裁缝这个职业，很让人看重，学这门手艺的人，眼光较其他人高，其父母也是头脑比较精明之人。在我的记忆中，乡村裁缝匠，斯文达理，衣作讲究，走村入户。手里端着一个簸箕，里面装着一把剪，一根针，一把尺，一个熨斗，人称为“簸箕裁缝”。他们在一方方红、蓝、黄、绿、白、紫的布料上，刻画着人情世故，装扮了别人，也赢得了自信人生。但自从我见到高玉玲后，却让我改变了先前对裁缝的认识。

见到高玉玲的时候，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那个时候，周六是要上半天课的，我从中学放学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二点多钟了。听说高玉玲在给“五八腊”家里做衣裳，便急匆匆地赶过去，一是想见识见识她的手艺，二是想看看她到底是不是人们说的很漂亮。

这“五八腊”是我的同学胡莹的父亲，因有一手会做芝麻绿豆糕、月饼，还会熬甘蔗糖，会酿酒等好几样“绝活”，在当时农村有这样“手艺”的人并不多，每年的阴历五月，八月和腊月间，胡莹的父亲就会外出给农民家里或公社供销社干活挣钱搞“副业”，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因此比普通的农民家庭要富裕得多，她父亲也因此有了“五八腊”这个绰号。那个时候能搞“副业”的农民，属于“半商半农”的手艺人，古时有“无商不富”和“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由此可见，但凡手艺人给富裕人家里做工，都要格外小心也格外仔细的原因，就是怕他们有理无理找一些理由说事，或者是从“鸡蛋里挑骨头”，为的是借故少给或克扣工钱。好在这“五八腊”家里经济条件好，财大气粗，从不挑裁缝的毛病，那高玉玲基本上每年都要给他们家做几天活计的。这一次，听说他家要娶儿媳妇，光床上用品就是“八铺八盖”，而且还要是绣花的，这样的活计方圆百里没有谁能比得过高玉玲，她在接到主家的邀请后，她把家里快收尾了的活计安排给其他人后，便赶了过来接活计。

“五八腊”的家，是一处建在堤坡上的高大而宏伟的四合院。座北朝南的是五间正房和两间偏房，东厢房是三间正房，西厢房是两间正房和一间厨房。单从这房屋上便可以看出他的家境之丰裕，是其他以纯做农活的农民家庭没法比的。而我们家当年从湖北迁至湖南农村时没有住房，最开始便是在他家暂住的。对于他们家里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还没有走近“五八腊”的家，他的女儿胡莹就从家里跑了出来，边跑边哭，脸上还挂着泪珠子。毕竟与她是同学，我就上前地问是什么情况？是哪个欺负她了？谁知，这不问还好，一问她居然一头撞在我怀里大哭起来。那个时候的我们都还只有十一二岁，还完全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而且我们本身也“玩”得蛮好，关系也还不错，自然也没有谁会往其他方面去想，仍由她在怀里哭过一阵子后，就又搂着她好一阵劝慰，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胡莹得知哥哥要结婚的消息后，知道家里买了一大堆布料，请了裁缝要做好十几天的活计，既有做床上用品的布料，也有给新郎新娘做的服装，作为家里唯一“公主”的她，自然也是要做几件新衣裳的。可她看中了两件给嫂子做嫁衣的布料，她母亲就对她说，这是给新娘子做的嫁衣，不适合给你做衣裳，可她却胜地性地说，既然能给嫂子做，她能够穿我为什么不能穿？便吵着要家里也给她做。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样样商品都是凭票供应。这做衣服自然就离不开布票，那时候的布票都是限量的，一个人全年布票不足一丈布，勉强够一个成年人缝制一套衣服。所以，当时乡村有句俗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一套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穿了一年又一年，补了一疤又一疤，甚至于疤上连疤。虽然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好，但家里的布票却只有那么多，家里为了给儿子结婚，他们把积攒了几年的布票用了不说，还向许多乡亲们用白糖票、甚至粮票换了好多布票，这才能买那么多布料做衣服，哪还有多余的布票给她再买？但胡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从小调皮的她便在晚上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那匹她喜欢的布给藏了起来，裁缝师傅高玉玲第二天要下布料时就找不到了，这才有她被母亲打后哭泣着跑了出来。

正好这时，胡莹的母亲从家里跑出来，看见女儿扑在我怀里一个劲儿地哭，先是愣了一会，继而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许是因为她知道我在学校里是有名的“学生王”，又有村里人最怕的“惹不起”的绰号，便寓意深长地对我说：“今天我把女儿交给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我便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用尽了方法去哄她。除了对她说了嫁衣是不能让女孩子随便穿的外，还例举了许多农村里类似姑子“抢”嫂子衣服的一些事情，末了还拿“日后若你嫂子知道了，肯定要与你打架”之类的话吓唬她。然后，又哄她说“来日方长，明年还给你做新衣。”可胡莹仍旧不答应，我只得来“软”的，当着她的面对她母亲说，假若到你结婚的那一天，我让你妈给你做比这还多几倍的花衣裳，并让她母亲点头认可。她母亲知道我的用意，也很配合地答应了我提出的这一苛刻的要求，她自然知道，先过了这一关再说，至于女儿以后结婚到底给她做多少嫁衣，那是以后的事情，反正女儿现在才十几岁还早着呢。最后，我总算从她嘴里套出了可靠信息，把她藏的那匹布从她家草垛中找了出来，交到了她母亲的手上。

随后，我便随胡莹进了她们家，在东厢房里，看到了正在忙碌着的高玉玲：一头长而飘逸的头发很自然地披在肩上，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上面是两条弯弯的柳眉，眼睛上方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那双眼皮的眼睛闪着令男人们为之疯狂的秋波。瓜子脸上化了一点淡淡的妆容，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娇嫩欲滴，既有些性感也有点娇媚。健康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虽为初冬季节，但她身上穿的衣服却并不多，一件紧身的开胸毛衣，将她迷人的曲线勾勒得别样紧致，可能由于做事出了汗的缘故吧，里面穿着的一件嫩黄色衬衫上面有两颗钮扣没有扣上，一对酥胸就暴露了一小半在外，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条乳沟，她原本就白皙的皮肤显得更加的白嫩。虽说没有传说中的倾国倾城貌，却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

在农村，很少看见过这般雅致清丽的女人。我从其他的人口中早已知道，她已经在当地做了近三十年的裁缝了，这样一推断，那她的年龄至少在四十五岁以上。可从她的长相和修长纤细的身材来看，最多也不超过三十岁，只能说明，这女人是很会保养身体的。在那个年代的女人，但凡是未出阁的大姑娘，是不会当众在别人面前露出自己的酥胸的，只有结过婚的女人，才敢把自己的胸襟在外人面前坦露。这一点，从农村随处可见妇女在自家门前或田间地头，撩开衣襟给婴儿喂奶便可见一斑。

现在想起来，如果那时候的我是个成年男人，估计高玉玲看见我进来，会将她胸前的衣服掩盖一下，但她只看了我一眼，见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屁孩”，加之胡莹家里当时也没有大男人，也就没有在意什么，继续做她手中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毕竟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见到女人将自己的酥胸坦露在外，就有了见到母亲一般的冲动，真想上前去咬住她的乳头，狠狠地吸几口奶水。猛然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方圆百里的人都喜欢她的原因了。

我在一旁就认真地看着她从案板上将一块块裁成半成品的布料，拿到另一边的一个更大的工作台上，那里是前几天主家为了方便她工作而临时搭建的，剪裁用的案板是杉木的，木质较为疏松，肌理颇有弹性。上面摆放着一些诸如剪刀、画笔、布尺的工具，还有那种古老的熨斗，周围是一些七零八碎的布料。

裁缝师傅是做手艺活的，都是走村串户，谁请就上谁家门。乡村裁缝最喜欢做的活，莫过于上门替别人做嫁衣了。人生婚嫁只有一次，乡下人家是很注重的。先都要准备好多的布料，有给新郎新娘做的，还有给亲朋好友做的。像胡莹家这样的“殷实”家庭，裁缝师傅最欢喜，总是忙个没完没了的，有时一做就是好多天。

由于刚才我已经把胡莹哄好了，先给她做一套新棉衣，外加一件花衣裳，她才答应把布料拿出来的，我没有食言，就把胡莹拉过来，好让高玉玲给她量尺寸。

高玉玲一边查看主家拿出的布料，先是计划着做什么衣服，先给她量好身高腰围，然后捏着一块画笔在新布料上做好各种标记，又细心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接着，她便开始在布料上绘制衣服的式样，用画粉从容果断地在布料上一勾一笔，一横一捺，绝不拖泥带水。 那时的裁缝有个画粉袋，也是用于裁衣料画线的，一条纱线索子从装有白色画粉的小布袋里左贯右出，其原理与木匠的墨斗无异。比如绗棉衣棉裤，便要将已经铺好絮棉的布面在案板上放好，左手捏着画粉袋口线头置于棉裤一端，右手拉粉线悬空而过，然后贴于布面，再用右肘根压住粉线另一端，右手拇指食指逢中拈起粉线，轻轻一弹，一根线条不偏不倚地完成。

等高玉玲画完绗（háng）线，也亲手绗棉（一种缝纫方法，即用针线固定面儿和里子以及所絮的棉花等）她的动作之敏捷迅速，左手捋着棉裤面，右手捏着长长的绗针——那针头几进几出然后针尾一拖，将绗线绷直，几乎将一条绗线绗完。没多大一会的光景，一条棉裤筒就绗完了。随后，她又一手伸进裤筒，一手举起竹尺将棉裤转面儿拍打，这应该是让绗线与棉布絮棉契合，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把布料放在桌上划线裁剪，只见高玉玲的剪刀娴熟地“咔嚓咔嚓”裁剪布料，至到最后“咔”的一声，戛然而止，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阻挠，我甚能体会到她那种轻松有序的剪裁节奏感。而我在一旁偷偷地观察时发现，她在用画粉画线和裁剪的一系列“绝活”时，居然是“捏”、“拉”、“勾”、“压”、“拖”、“拈”、“弹”等一系列很潇洒的动作，极富有立体感，也彰显了她的高超技艺。

没多久，高玉玲手里的裁剪工作便完成，接下来缝纫机也“嗒嗒嗒”开始工作了。先轻轻用手挪动机头转轮，然后踩动踏扳，机头右下方的针尖便会像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啄动，线梭在机顶上顺时旋转，针下的布料便自然向后移动，一看就是手艺娴熟的缝纫师傅，踩动缝纫机的踏板时非常有节奏感，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接下来，高玉玲就着手开始用边角余料裁剪口袋、搭盖和漂亮盘扣，她用的蝴蝶扣和菊花扣两种。蝴蝶扣是用在外面罩衣上的很好看；而菊花扣则是用在棉衣上的很耐用也很结实。当然，做盘扣要先绞布襻子，她先将布条裁好，再将布条双对折然后用小手针缝合对折口。少顷，一条条如新生豆角样儿的细长布襻（pàn）子（用布做的扣住纽扣的套）绞妥，接着将这些布襻条盘成一对对蝴蝶结，公扣母扣，结对成双。这种衣服全用布扣，杜绝塑料扣子或有机玻璃扣子，着实漂亮。

尔后，便是将熨斗后盖打开，放入燃烧的材块升火，待火旺时，加入木炭备用。没过多久，等所有工序都完工后，一件新棉衣就这样做好了，虽然布料不是当时最好的，但经熨烫后，穿在身上也还是很合体。这是一件新棉袄加罩衣，原本是准备用来她过年时穿的，可她吵着要先给她做，她母亲也没有办法只得依了她。看来，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只有一个女孩子的家里，偶尔在家长面前撒个娇什么，还是很管用的。

等衣服做好后穿在身上，把胡莹乐得一蹦老高，高高兴兴地出门，找她的女同学去“显摆”了。这是那个时候女孩子特有的一种心情和行为：但凡穿了新衣服，是要在第一时间让好朋友、好同学来与她一同分享欢乐和喜悦的。

          　二

裁缝这个古老的职业，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果要认真地计算的话，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大理冰期之后，迎来了全新世冰后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改变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繁殖生活资源。他们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穿衣、佩戴首饰的文明生活。

裁缝这个行当，应该从这个时期算为始祖。在中国已公布的全国7000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石纺轮出土。如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晚期地层原始工具石纺轮、陶纺轮的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大量陶纺轮，形式不下10种，多数还绘有花纹。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过织布的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这些都是裁缝始祖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

在西周时期的《尚书》、《诗经》等资料中，记载有多种衣名，如玄衣、衮衣、黄裳、绣赏等名目，朝廷设有掌管王宫缝纫之事的“缝人”。《周礼·天官·缝人》中有“女工八十人”的记载，汉代郑玄给予的注释是：“女工，女奴晓裁缝者。”汉代时，服饰制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经过几千年的进步发展，形成了内容十分广博精彩的中华服饰文化。南朝时宋代鲍照在《代陈思王》中描述：“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宋代戴复古在《木兰花慢》词中也写道：“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清代顾张思在《土风录》卷六中，也有记载：“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翦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由此可见，裁缝这一行当，不仅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国工匠，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民间艺术瑰宝，我们从世界各地展出的一些服装艺术珍品便可见一斑。

或许，有的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个会做衣服的工匠吗？又是“大国工匠”，又是“艺术瑰宝”，至于把他们的成绩说得这样“玄乎”吗？可谁人能知道，这些看起来很粗俗的“缝衣匠”、“成衣匠”，古代甚至称他们为“缝人”、“缝子”、“缝工”、“成衣人”等，可他们所崇奉行业的祖师爷却是轩辕、嫘祖、黄帝，还有“针神”薛灵芸。而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却成为了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发明者和创造者。

再说，裁缝这个行当所崇奉的“针神”薛灵芸，虽为东方神话体系里的人物，但却是一位真实的缝纫妙手。《拾遗记·魏》记载：“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火之光，裁制立成……宫中号曰针神。”这薛夜来，便是魏文帝所宠爱的“针神”薛凌芸。

东晋王嘉所撰《拾遗记》中记载，薛灵芸是三国时常山人，其父薛业是亭长，母亲陈氏随丈夫住在亭旁。他们家里十分贫穷，夜里妇女们聚在一起纺纱，点燃麻藁以照亮。待薛灵芸十七岁那年，已是容颜绝世。闾中的少年，都暗慕薛灵芸，趁夜色悄悄潜来偷看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与她接触。咸熙元年，谷习任常山郡守，他听说乡亭长有美女而家境甚贫。当时魏文帝曹丕选良家女子以充入六宫。薛灵芸入宫后受到宠爱，外国进献火珠龙鸾钗很重，文帝怜惜薛灵芸弱不禁风，于是说：“明珠翠羽都不胜其重，何况这么重的龙鸾钗。”可薛灵芸缝制衣服的那根针出神入化，虽然处于深帏内，夜里不用点灯烛，她也可以缝制衣服。凡不是薛灵芸缝制的衣服，文帝一概不穿。宫中称她为“针神”，魏文帝为之改名“夜来”。

薛灵芸的故事在正史里没有记载，许多野史笔记偶尔提及，如《拾遗记》、《太平广记》、《艳异编》等。李商隐有“一夜芙蓉红泪多”；贺铸《石州引》有“画楼芳酒，红泪清歌，顿成轻别。”其中“红泪”即是薛灵芸的典故。《拾遗记》中说，薛灵芸离别父母登车上路之时，用玉唾壶承泪，壶呈红色。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后世多称女子的眼泪为“红泪”。清代冒鹤亭《太清遗事诗》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其中的“夜来”亦指薛灵芸。《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叙众人玩象牙箸：“黛玉宝钗取出几根来看，一面刻的是古来美人，一面是词句并各种饮例。当下说定由宝钗起令。宝钗抽了一根，刻的美人是薛灵芸……”由此可见，历史上是确有“薛灵芸”其人的。

先不表裁缝的由来和相关典故，再来说说本文的主人公高玉玲，那是在我们农村老家方圆一百多里，乃至镇上、县城里都是人见人夸、人见人爱的裁缝师傅。先不说她人长得如何漂亮，但讲她的身世，便令人咋舌：这高玉玲的鼻祖可是太平天国的绣花女馆，她的太祖奶、天祖奶和曾祖奶，也都是从事缝纫这项工作的。就算没有那些祖先的传承，在旧时的妇女，远的不说，就说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的农村妇女，哪个不会做衣裳、做布鞋、绣花？

而这高玉玲之所以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自然也是与她的“好手艺”分不开的。在她看来，裁缝不仅是一个汉语词汇那么简单，也不单是为人裁剪、缝制衣服那么单纯，更不是以制作或拆改衣服为职业的工人。高玉玲认为的裁缝，是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号型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后，还要倾注自己的设计理念、审美观点，要考虑顾客穿着的舒适度，还要考虑服装的耐用性、适用性和多用性。

因此，高玉玲在缝制服装时，大多是独自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等各项工序一人完成，即社会上俗称的“一手落”，这也是作为一个裁缝，以缝制衣服为职业的人的最基本的功底。当然，由于缝制服装的品种不同，又分中式、西式等不同风格，比民国时期的中山装、外国时髦的西装，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列宁装，六、七十年代时兴的军装和学生装，都是不同种类的服装，所耗用的时间、材料不等，其制作工艺也各不相同。

在当时的农村中，一个裁缝有这几样“手艺”，那是非常了不起、也可以说是非常“能干”的，但如果仅凭这些“本事”，就能让方圆上百里的人们，包括镇上和县城里的人们都对她褒扬有加，那就真的“小看”她的“才艺”了。高玉玲的“才艺”，除了能做各种不同材质的不同服装之外，她最擅长的还是那一手“飞针走线”的绣花绝活——刺绣。

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达到较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四大名绣”便是中国刺绣的突出代表。这“四大名绣”，分别指的是湖南省的“湘绣”、四川省的“蜀绣”、广东省的“粤绣”和江苏省的“苏绣”。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向来以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品类繁多而闻名海内外。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湘绣制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墓葬出土的一件丝织品，它所使用的针法与现代湘绣所差无几，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湘绣工艺就已经产生了。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湘绣逐渐将国画传统特点引入其中，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至清末民初（20世纪初期），湘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甚至超越了苏绣，在中国刺绣业中独占鳌头。新中国成立后，湘绣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致力创新，使湘绣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苏绣是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苏绣制作的记载。此后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明代时，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一项普遍的群众性副业产品，形成了“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局面。清代的苏绣以“精细雅洁”而闻名，当时的苏州更有了“绣市”的誉称。清代中后期，苏绣在绣制技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出现了精美的“双面绣”。民国时期，由于常年战乱，苏绣业曾一度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苏绣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后，国家专门设立了苏绣研究所，并开办刺绣训练班，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通过培训，也能生产出一些优质的刺绣作品。主要可分为零剪、戏衣、挂屏三大类，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备。其中以“双面绣”作品最为精美。

而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粤绣”，是“广绣”和“潮绣”的总称，它出产于广东省广州、潮州、汕头、普宁、揭阳、中山、番禺、顺德一带。唐代苏颚《杜阳杂编》记载，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广东南海县（今广州）一位名叫卢眉娘的少女曾在一块一尺左右的绢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粤绣从此名扬天下。唐玄宗时，岭南节度使张九皋进献精品刺绣给杨贵妃而获加官三品，可见当时最高阶层对粤绣欣赏有加。

而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被称之为“蜀绣”，也称“川绣”。它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针法多达100多种，充分发挥了手绣的特长，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蜀绣题材大多为花鸟、走兽、虫鱼和人物等，品种除了绣屏之外，还有被面、枕套、靠垫、桌布、头巾等等。早在汉代时期，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进行管理。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到了宋代时期，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清朝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在我的记忆中，人们常说高玉玲的刺绣如何如何好，说她用的丝线好、用的布料好，还有的说她的针线活好，说她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还把苏绣的针法由原来的28种发展到了40余种。也有的说她画的图案好，除了湘绣中烟雨蒙胧的山水中国画之外，还有蜀绣中的粗犷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各种山珍野禽。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反观高玉玲的这些“绝活”，既有巨幅条屏，又有袖珍小件，她的作品每一件都是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精美艺术品。

小时候，我做事一向以细致、精巧而出名，常听父母催促我说：“做事麻利点，硬是像绣花一样的”，或者说：“你看你，那么过细做么事，又不是绣花”。我便知道这绣花是个“慢工出细活”的手艺，其动作是快不得的。其实，我也知道，刺绣这个“细工慢活”，掌握了基本功夫之后，便就是熟能生巧了。当然，这还要考核刺绣者的头脑是否精明，手脚是否灵活，不然，这刺绣的活计一样也快不了。

          三

解放前的裁缝，游走于乡村院落，那时没有缝纫机，全是靠手工缝制衣服，靠一针一线完成所有工序。过去的衣服都是长布衫，短褂子居多，布料也是阴丹阳布，或把白布用膏子染成不同的花色。这些布料大多数是自已用绵花纺线，然后再织成布，所以布料粗糙，线疙瘩多，不柔软，像人们做布鞋打的布片壳一样，穿在身上很不舒坦。建国后，穷苦百姓当家做了主人，缝制衣服的人也多了起来，紧接着缝纫机、锁边机也相继面世了，乡村裁缝的手艺也跟随时代发展一日一日地创新。不只是单纯的做长袍、短褂、对襟衣、长布衫、棉袄、夹袄、找腰裤、通带裤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里也都有了机织布，不但有各种花色，品种也多了起釆，蓝布、的确良、昵子布、料子布，厚的薄的样样都有，缝制的样式也多了，背心、长袖衫、短袖衫、无袖衫；长裤、短裤、棉裤、夹裤、背带裤、开裆裤、布衫裙，大人小孩穿的，男人、女人穿的衣裤样样都在行。再后来，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西装等新式服装也普及到了乡村百姓家。

我因一直未能见识高玉玲刺绣的手艺如何，便经常催促同学胡莹，问高玉玲在她们家里现在的活计做到什么程度了？可问了好几回，得到的答复都是在做衣服或被子和枕头之类的床上用品。等终于有一天得知她要绣花的时候，我便飞快地跑了过去，想看过究竟。

那天，也是一个周六放学后的下午，得到消息后的我，急忙小跑着赶到了胡家。可等我跑进胡莹她家的东厢房后，发现高玉玲当天并没有绣花，而是因为临时加了任务，在赶另外的活计。那时候，裁缝师傅上门做新衣，东家是要管饭的。胡莹的祖母是个很善心好客的人，裁缝在她们家的做事日子里，每天早上都会给师傅们来上一碗酒糟蛋，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鱼肉好生招待他们。所以，当东家需要加活时，裁缝们自然是乐意的，毕竟加了活计后，也是要加工钱的。至于那刺绣的活计，是要等所有的“粗活”干完了之后，才能静下心来，慢慢做这些“细活”。那时农村里将做衣服比作是做“粗活”，而将刺绣之类的活计称之为“细活”，是需要人静下心来后，慢慢“磨”的。

高玉玲见我又来看她做衣服，就微笑着与我打招呼。毕竟我上次帮了她的忙，替主人家找回了被胡莹藏起来的布匹，也算是帮她解了围。我一边看着她做活计，一边观察她的表情。此时的她，手里正在做一个小表袋（就是胸前有一个口袋，上面加了一个屋檐似的小盖儿的那种），她的操作程序很简单，拿下起一块边角余料，剪裁时轻松自如，用剪吃布很干脆——咔哧，咔哧，咔哧，这像极了农夫耕田犁地，当犁尖插入土地，只听得一声吆喝，那黑色土壤便顺着犁头往右翻去。咔！最后一声特别干脆，听起来很果断，我猜，那肯定是剪刀将出，剪断布头了。她一边做事，兴致来了还哼上一些不知名的曲儿，旁边的缝纫机依旧在“嗒嗒嗒”地为她伴奏，她就像是在演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

趁她要转入下一道工序，起身换坐时，我便向她提出了一个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裁缝？是跟着师傅学的，还是家里祖传的手艺？

高玉玲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屁孩，居然问了这样一个让她想回答却又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为何？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狠抓“阶级斗争”，你让她如何把这个问题向一个小孩去解释？倒是我看出了她的脸色有些难堪，便急忙把话题给岔开，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做一个好裁缝难不难？”

高玉玲把她面前的裁剪刀、竹尺、皮尺、画粉、手针、顶箍和熨斗等各式各样的工具放到一边后，盯着我足足看了一分多钟后，对我说：“你个小屁孩，哪有那么多的问题？”似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问她这样的问题，是对她智商的侮辱。随即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也仍然难忘的话来：“做人的根本是手艺，做出衣裳的是针线。”这句质朴的话语，既道出了乡间职业裁缝凭手艺吃饭的职业特点，也包含着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敬重。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创意，但从一名乡间职业裁缝口中说出，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在我的一再“纠缠”下，高玉玲告诉我说，那时候乡村裁缝这门手艺很吃香的，学这门手艺的人也多，一个人要真正学会裁缝手艺，至少要三年时间。农村有许多地方缺衣少食，做新衣的时间大多是在临近新年的冬天，村里的人们拿出积攒下来的布票，去城里或者是镇上的供销社里扯上几尺可贵的布料，便可以请裁缝师傅上门了，裁缝们挑着缝纫机、熨斗一类的家当来到了家门口，一般是师傅都会领着一位徒弟，徒弟是给师傅打下手的。

令我想象不到的是，这个手有绝活的乡村裁缝，她的儿子却不愿做她的接班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手艺失传，她只得另寻“有缘人”来接她的班。如今，快五十岁徒弟刚开始学做缝纫时，只能做一些绞纽扣、锁扣眼、钉扣子、绞衣服边线的简单活；半年或一年后，才让你上机踩缝纫机，把师傅裁剪好的布料组合成一件衣服。组合衣料也是一项很复杂的基本功，该打褶皱的地方还得打褶皱，走弯线直线也有规矩，倘若手艺不好，缝纫的线路就会歪歪斜斜，影响整件衣服的美观，所以打工很重要。

学缝纫最关健的技术还是裁衣服。当你能够熟练地使用缝纫机了，师傅才会真正教给裁剪的技术。有些保守的裁缝师傅，为了怕徒弟提早学会手艺另立门户，抢了自已的生意，一般要到第三的年，才会把裁剪这门技术传授给徒弟。但高玉玲却不这样，只要是她看上了的女缝纫工，而且头脑灵活也聪明能干，她都会提前教一些比较难点的活计给她们做，一来是考验她们，二来也是为她们拓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创造。当然，高玉玲精湛的裁缝功夫，也得益于当年她的父亲对她的严格要求。如今，她也把这种“师带徒”的方式往下传，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玉玲告诉我，她十二三岁开始给父亲拜师学裁缝，别看那是自己的父亲，但仍然是要行拜师礼的，毕竟是一个行当的传承，有些“规矩”还是要讲的。因此，高玉玲在家里也要像学徒一样挑水打柴干家务活，好在那时的她也很懂事，父亲说什么她便做什么。后来，她又渐渐地开始学缝扣眼、绞襻子、钉扣子。翌年，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学习缝制衣服，第三年开始学绗棉做棉衣，最后学剪裁。她父亲的手艺高超，也很严厉，连立身坐姿、穿针引线也有规矩，弄不好便举起尺子打过来。高玉玲说，她小时候没少挨父亲的训罚，怎样打罚都必须忍着，那时她母亲还在世，就劝父亲不要那么狠心、死板，可她的父亲仍然如故，还是对她严格要求，并对她说：“熬过了三年，便有出头之日了。”三年后的高玉玲便能提着裁剪刀行走乡里，独当一面，还真是多亏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因此，她做事非常认真，身上总是带着一支钢笔，除了在算账立据时才派上用场外，更重要的是记载客户资料。以前，客户要做什么衣服什么样式，她从不记载，将客人拿来的布料随手往一堆颜色不同、花色各异、质地不同的材料中一放，从不张冠李戴；二是量体裁衣的尺寸，她拿皮尺往来人身上左一拉右一扯，嘴里念叨着，只量体并不当面记录，也不开制衣单，按期取衣，从不失信。可当她收了徒弟之后，有一次因有急事外出，结果有顾客上门来取件，徒弟却错将为他人所做的衣裳给了顾客。虽然最后她把事情处理得很圆满，但为了防止徒弟们出错，她便认真记载每个顾客的信息，从此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她做出的衣服不但经久耐穿，而且合身合体。那时候，做新衣的款式很简单很单调，都是千遍一律的，男人中山装，女人开领外套，而孩子们的上衣是带“表袋”的。

在乡间，这个行业有个笑话段子：“裁缝不落布，穿个冒档裤。”意思是说，如果哪个裁缝不留下布头，那是有可能穿“开档裤”的。可高玉玲从来不做那种“贪小便宜”的糗事，每上门做完一家的衣服，她就将剩下的布头交给东家。若是在家做的活计，每做好一件衣服，她也将剩下的边角布料扎成一绺，塞进衣主的新衣荷包里。衣主自然高兴，因为这些边角布料又可去做千层布鞋底。乡村裁缝心地原本就很善良，处处都为主家着想，一块布料都要反复丈量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目的是如何才节省布料，连布边布角都能派上用场，用于做鞋帮或打布片壳。给小孩缝制的衣服，尺寸上都放得宽一些，因为人在长，今年穿了明年还要穿，裤脚边留得长，人长高了可放边。遇到做夹祆缺布料，裁缝师傅还会把不穿的旧衣服用来做里子，外面套新布，做出来的衣服也还象模象样。

除了在家等客上门做衣，很多时候是做“乡工”，也称“上门工”。这种方法是按天计收工钱，东家只管三顿饭，不需一件件算钱。但高玉玲并没有因此懈怠，只管埋头干活。东家为此就非常客气，尽可能地弄些好饭好菜招待，但她却坚持让主家不要客套，只吃些粗茶淡饭。奈何农村里尊敬技艺高超的民间工匠，她也只有入乡随俗了。

早些年，高玉玲行走乡里一直是手工制作，后来家里添置有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但凡有“上门工”来请时，便会告诉东家某日过来挑担子。到了指定的时间，一大早东家的肩膀上就多了一副挑子：一头是缝纫机头，一头是机脚。而高玉玲和她的徒弟们，则紧跟在后，很有点昔日同父亲一道“走十家村、吃百家饭”的滋味。因为，每年临近年关，都是裁缝们最忙的时候，因为年成好的农家年终分了红，有了钱便扯布做新衣。此刻，高玉玲她们常常从东家忙到西家，忙完这些活计后，年的脚步也就悄悄近了。他们收拾好吃饭的家当，告别最后一家主人，哼着自编的小曲往回走。回去后，总是点灯熬油为客人赶做送上门来的活计，等自家做新衣时，总是安排在除夕夜里。

高玉玲从事职业裁缝三十多年来，从手工到机制，从坊间织的家纺布，到土洋布、咔叽布、灯芯绒、凡呢丁、毛哔叽、的确良、呢子，从普通童服到成年内衣裤、罩衣、棉衣棉裤，从青年学生装到中山装、、列宁装、学生服、连衣裙……既亲自经历了这些服装的全部制作过程，也见证了民间服装的嬗变发展，几乎可写一部湘北民间裁缝与服装断代史了。

很快，在孩子们的期待中，新年到了，大人拿出了做好的新衣，一家人穿上了新衣，个个精神抖擞，孩子们的脸上也漾开了如花的笑靥。而她就像一枚绗针，行走乡间，缝紧了乡情，缝暖了家庭，也缝美了生活……

          四

我之所以对刺绣感兴趣，还是那年冬天在家里看母亲夜间坐在床头刺绣时，对这门古老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时不时就凑到母亲身边问这问那。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她小时候就是坐在“绣楼”上绣花的大家闺秀，她对中国的“四大名绣”都有较深的研究，家里白色的枕套上、绸缎面料的被面上、床单上，到处都留下了母亲的佳作。而且母亲的绘画功底很好，经她绘图后绣出来的各种花鸟虫鱼栩栩如生。那时，母亲还告诉我，旧时候有许多男绣工，而且手艺还相当不错。我听说男人也可以做绣花的活计，就对刺绣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虽说多次遭到哥哥的冷嘲热讽，但仍旧挡不住我对刺绣的热爱，便从母亲那里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听说这高玉玲刺绣的技术很高，这才多次慕名而来。

这之后，我过几天便过来看一看高玉玲做衣裳，大都是放学后过来，等她晚上做完活计吃完晚饭后再回家。渐渐地与她“混熟”了之后，她这才向我说出了她一家九代人从事裁缝，当然也包括刺绣这个职业的传奇故事——

原来，太平天国时期有“女营”和“女馆”制度。这高玉玲的祖上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绣花女馆，而且是一位女绣锦指挥（职同现在的指挥官）。昔时的妇女中，有许多善女红者，将她们组织起来为军队服务。战时设置女营，营中多是将士的家属，多做后勤工作，有时也有出战致捷的情况。平时设置女馆，将占领区的妇女收置在一个地方，据说，天京城（今南京）内的女馆，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人。高玉玲的祖上是广东人，粤绣便将这门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高玉玲告诉我，粤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影响，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绣品主要取材于龙凤、花鸟等，图案构图饱满、均齐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在针法上具有“针步均匀、纹理分明、处处见针、针针整齐”的特点。在种类上粤绣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三类，品种包括戏服、厅堂装饰、联帐、采眉、挂屏和各种日用绣品等。

宋元时期，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至明代初期，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 。到了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喜欢广东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继位后，进一步倡导英国人种桑养蚕，发展英国的丝绸工业和工艺，使广绣艺术传播到英伦三岛，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到清代的乾隆年间，第一个粤绣行业组织“粤绣行”在广州成立，当时从事刺绣的艺人众多，粤绣在工艺和针法上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藏有粤绣。粤绣18世纪风靡了英国皇家及上流社会。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广州开办缤华艺术学校，岭南画派始祖高剑父任校长，这高剑父便是高玉玲的曾祖。当年，高剑父专门设立刺绣教学项目，致力于刺绣高级人才的培养。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广州缤华艺术学校选送的绣品获三等奖，他的弟子余德的《孔雀牡丹》（荷包）获二等奖。并有《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大幅刺绣挂屏参展。而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展出的绣品，全部由24名男绣工通力合作刺绣，一时轰动全国，这24名绣工也被誉为“刺绣状元”。据目前能够考查出名字的有林涛生、蔡戍子、尾仙、张桂泉、林件、如伯、王炳南、王钏南、蔡钟、林新泉、李和彬、卢海清、冬瓜师、本江宁、洪钟、吴坤、吴钦、托伯、乌糖、白糖等人，全都是男绣工。1915年，余德的绣品《孔雀牡丹会景》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被行内誉为“绣花王”。1922年，余得的绣刮画《瑞狮》在英国伦敦大桥开幕赛会上获二等奖。1929年，高玉玲父亲的弟子莫傅精绣的列宁头像被莫斯科列宁纪念馆收藏。20世纪50年代，高玉玲父亲的弟子梁纪设计，苏文、朱开、许炽光等多人绣制的《紫荆孔雀》入选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也是由20余名男工刺绣而成。

十年前，高玉玲的父亲离世，又把他们高家的绝活传到了她手里，高玉玲便成为了“高家刺绣”的第十代“掌门人”。为了能把自家的“绝活”发扬光大，她便从身边发现并挖掘“人才”，从中找出一些适合做刺绣的妇女。那时，在农村的农闲时节或下雨天不能出工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有很多从事绣花这一行当。由于不需要什么设备，这些村姑村嫂们的绣花，往往就是在门口的树荫下，坐在一把竹制或木制的小凳子上，手持一个小“绷子”，绷子上平平展展地绷一块索净的布料，手臂上挂几缕红的绿的紫的几种丝线，纤指捏一绣花针，神情专注地往那素布上缀。平日里，她们都是在旱地里抡锄头、水田里薅稗草的“赤脚大仙”。别看她们说话高声大嗓，做事风风火火，但到了干绣花这活计时，一个个则认真得不行，嘴里虽然说笑着，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手中的活计，唯恐哪里出错后，要挨师傅骂不说，搞不好手中绣了好几天甚至是十几天的活计成了“废品”，那就得不偿失了。当然，也有忙中出错的时候，有时候听着某人在讲笑话时一不小心分了神，细小的绣花针也会毫不犹豫地刺中她们的手指，她们便迅速将手指放在嘴里吸吮几下，等手指上的血珠凝固之后，再继续操作。

当然，因受高玉玲的影响，她们在做这种针线活的时候，身上穿的衣服就不是农忙下田时泥汗的装束了。一来，那些脏兮兮的衣服很容易把她们所绣的物件弄脏，其次，穿那样的衣服做这样的“细活”，看起来也显得特别刺眼，有些格扣不入，更有些说不出来别扭；其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哪个女人不想穿得好看一点？至少，她们这样从别人面前走过，也不会带起一阵烘烘的汗臭了。再看那一个个花衣服熨帖地穿在身上，平日里让人懒得一见的身子，线条也有起伏了，平日里汗渍黑红的糙脸，此时看上去，也居然于健康中现出许多圆润可人来。让自家的男人或未来的夫君，产生些许幻想，这或许就是真实的民间绣女吧。

当然，乡下的民间绣女，于绣花这行当，是属于业余的。未出嫁的姑娘，绣的多是她们日后出嫁时的物件。已婚的小媳妇们，所绣大多也就是她们自己所用的鞋面、手绢之类。那些纯属工艺品的绣挂和官服龙袍之类，不是乡下民间绣女们的营生。对乡下民间的绣女们而言，刺绣，只是一种业余的爱好。而高玉玲却硬是从这些村姑中，找出了一批 “有培养前途、有头脑智慧”，而且还是“手巧心灵”的一类可塑型“人才”。

高玉玲告诉我，苏绣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而且自古便以精细素雅著称于世，其构图简练，主题突出，技巧精湛。仅以苏绣所用最细的线以为一般人的肉眼所能看清楚为例，足见其精细之极。而湘绣是在吸收苏绣和其它刺绣的优长处发展而来的。湘绣使用不同颜色的线相互掺和，逐渐变化，色彩丰富饱满，色调和谐。湘绣的图案借鉴了中国画的长处，所绣内容多为山水、人物、走兽等，尤其是湘绣的狮、虎题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但比起粤绣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制平整光滑的特点，粤绣的题材广泛，多为百鸟朝阳、龙凤等图案。于是，她便取众家之长，集中国四大名绣之大成，扬长避短，所用面料多以纯丝、硬缎、软缎、透明纱、尼纶等为原料，配以各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既具有苏绣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又融合了湘绣构图严谨，形象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的艺术效果；更兼具蜀绣12大类共122种针法，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的技术工艺；并与粤绣一样，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其绣技又具有“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特点，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她刺绣作品的选材丰富，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鱼虫、人物肖像等，绣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画屏等，绣品中既有名贵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

终于有一天，我能亲眼目睹并见识了高玉玲精湛的刺绣艺术。那天放学后，我照例又是跑到胡莹家去看高玉玲做活计。一进门便发现她坐在一个较大的绷棚之旁，不用看，那一定是她在做刺绣的活计。我赶紧地凑过去一看，果不其然，绷棚中是一块很大的大红色的绣面，上面已经绣出了一对栩栩如生的鸳鸯。再仔细看，发现她用的是齐针和施针。齐针是湘绣的基本针法之一，也是各种针法的基础；而施针则是绣制动物、飞禽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稀针分层逐步加密，便于镶色，丝理转折自然，线条组织灵活。而且还是平绣，即起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线条排列均匀，且紧不能重叠、稀不能露底，力求齐整。而平绣按丝理不同，又分为直、横、斜三种，即直缠、横缠、斜缠。

而最让人叹服的是，高玉玲在鸳鸯的四周配套的图案，如水波、水纹、涟漪中，又运用了散套的针法，这是目前欣赏品中最常用的，也是运用得最广泛的针法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等长线条，参差排列，皮皮相迭，针针相嵌。由于线条的组织形式比较灵活，丝理转折自如，镶色浑厚和顺，绣面细腻平服，因此能够细致地表现花草，翎毛等的生动姿态。

我高兴地说出了“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八大特点。

高玉玲见我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内行话”，便像看怪兽一样地看着我，又问：“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多？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八大特点分别是代表什么吗？”

我这才对她说，我的母亲和她年龄相仿，当年也是坐过十来年“绣楼”的富家小姐。我就是从她口中得知中国有四大名绣，才得知有“打点”、“接针”、“戳纱”、“滚针”、“擞和针”、“鬅毛绣”、“正枪”、“反枪”等湘绣的“十大针法”。

高玉玲一听，便有了想见我母亲的兴趣。就对我说，可否将我的母亲请过来，她想与我母亲交流刺绣技术。我便高兴地跑回家，看到母亲正准备做晚饭，不由分说就把她拉了过来。等我母亲来到胡莹家后，她们俩便拉起了家常。得知我母亲也姓高，她们就从祖辈开始对“家谱”，还真的对出了一些“亲戚”，而且还没有出“五服”。由于她们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手艺”和爱好，俩人便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我见她们聊个没完，便从高玉玲身边拿过来一个她刚绣好的枕头问母亲：“妈，我考考你，阿姨这个绣品中，都用了哪些针法？”

母亲接过来端详了片刻，一眼就看出了高玉玲用了虚实针和乱针绣。随后，又对我解释说：“虚实针即由虚虚实实的线条组成，线条等长参差，由粗到细，排列是由稀到密，针脚亦逐步由长到短。而乱针绣粗看似乱，其实乱中有律，它是利用长短参差的直斜、横斜线条交叉掺合而成，能一次、再次地掺色。由于线条组织成交叉形，因而在掺合后，仍能保留多种色线的固有色。色彩掺和的次数不拘，直至光、色、形都符合要求为止。这种针法，因其表现力强，已经成为独具一格的新品种。”

由于这次高玉玲在胡莹家里做的活计多，她先后绣了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我便让她都拿出来，放在我妈面前，让我母亲来评判她的技术水平。母亲一一拿在手里认真端详，一会儿用手摸抚，一会儿又将绣品举到眼前，用眼睛仔细观看针脚的疏密，然后告诉我说，高玉玲先后用了“打点”、“戳纱”和“集套”、“接针”和“滚针”几种方法。随后，怕我不懂，又耐心地对我解释道：打点是传统针法之一，历史上多用它来绣制日用品。戳纱也是传统针法之一，用以绣人物的服饰，装饰性很强，戳纱以纱为底，用许多小几何形花纹组成图案。但她用的集套针法却不常见，它是绣圆形纹样的常用针法，以等长参差线条分皮顺序进行，绣时后皮线条嵌入前皮线条中间，丝丝相夹，并衔接着再前一皮线条的末尾。每一针针迹都要对准圆心，在近圆心处要做藏针。

当然，这些绣品中，我母亲也发现了其中的“八大特点”：其中，“平”是指绣面平展；“齐”是指图案边缘齐整；“细”是指用针细巧，绣线精细；“密”是指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和”是指设色适宜；“光”是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是指丝理圆转自如；“匀”是指线条精细均匀，疏密一致。绣制在刺绣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一幅好的绣品与一个技艺精湛的湘绣艺人是分不开的。最后，母亲还不适时机地夸起了高玉玲：“通常一名湘绣艺人要达到绣制精品的程度，非十余年刺绣经历不可，千针万线游走于绣稿之上看线，选线，辟丝，分线穿针，断线，一丝一缕上都极见功底。”

母亲一席话，倒让高玉玲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就对我母亲说：“姐啊，你不愧是在绣楼里呆了十多年的大小姐，你对湘绣的艺术造诣一点也不比我低，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无地自容了。”我母亲则告诉她说，自己是实话实说。最后，见时间不早了，母亲要回家做晚饭，便与高玉玲告辞。后来，她们还真的成了一对好姐妹，两家人经常有往来。

等母亲走后，高玉玲便开始拆绣棚，因为她绣的是结婚用的喜庆被面，绣品绣制完成之后，应将其整烫。因为绣线在近一百多度高温下更能折射出丝质的光泽，让整副绣品充满了动感和活力。而在整烫前，需要进行拆绷，拆绷相对于绣制来说比较容易。只需要将绣好的绣品细心拆下，除掉上面多余的绒线和线头，将已经绣好的绣品放松，拆下，但是整个过程需要非常的细心。等高玉玲麻利地做完这一切之后，天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也就唱着自己改编的电影歌词，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多年后，高玉玲的裁缝店已经被更名为玉玲湘绣公司，先后为国家提供了出国展礼品达到180件（套）。其中，虎虎生威（现藏于中国湘绣艺术馆），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极高赞誉。听说，如今裁缝职称也可以评定了，有初级、中级、高级到技师几个等级，但乡村裁缝这个行业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如今的制衣、家纺行业已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产业，但成衣、床上用品等的设计制作依然离不开裁缝，而高级品牌的产品设计制作和面向国家领导人等特殊人物提供产品定制服务的裁缝，更是位尊薪优。

昔日乡村裁缝挥动裁剪，舞动针线的身影，以及“哒哒、哒哒”的机器转动声，已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挥之不去的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