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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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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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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上学趣事

前天晚上忽然做了个梦,居然梦见自己在父亲的引导下去读小学的一些点滴经历。想想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哪还读什么小学?醒来后的我猛然想起,今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是他老人家的祭日,仔细算来,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这分明是想要提醒我,让我记录一些点点滴往事。于是,我便披衣在床,记录了一些儿时在农村读书的往事,以告慰父母亲的在天之灵。

背书包的小牧童

深秋的清晨,晨雾在原野上悄悄地弥漫,生灵都在静静地沉睡。而晨雾却像轻纱,像烟岚,像云彩、像一层轻霭一般,绕在屋脊,漫在山路上,披在丛林中,藏在草丛里。一会儿像奔涌的海潮,一会儿像白鸥在翻飞。霞烟阵阵,浮去飘来,一切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人们只有从雾霭的空隙中,才能够发现时而隐匿时而裸露的山峦和树木的影子。直到东方一轮红日呈现,柔和的晨风才拉着晨雾的手渐渐远去。

此时,太阳还没有出来,寂静的黎明,在通红的朝霞的映照下,先前朦朦胧胧的乳白色的轻霭,顷刻间,便化成无数小小的水滴,洒在路面上,洒在树丛中,洒在人脸上。轻轻的,腻腻的,有点潮湿。人们吸进这带有大自然中野菊花药香味儿的气息,觉得有点微醺。

已经开学六十天多了,我看到和他般长般大的伢们,一个个背上母亲为他们缝制的书包,一蹦一跳地上学去了,而我却只能光着脚丫,将手指头放在嘴里,眼巴巴地望着同伴们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弯曲的小路上,那羡慕的表情不容言表。

由于家里没有足够劳动力出工,我已经快十岁了,早过了上学年龄却没有到学校上学。原因很简单,用我爹的话说,是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可我心里就不明白:为什么哥哥能读书,而自己却不能上学?

“孩子,我们可不能和有钱人家比啊,我们家里男劳动力少,挣不了多少工分,年年都是‘超支户',你都快十岁了,快长成男子汉了,要学会体谅家里的困难啊!”

当我把“我也要去读书”的愿望对母亲说过之后,母亲就把哥哥上半年读的五年级下册的课本,拿到我面前说起了“好话”。

我抢过母亲手里的书,一把将书扔在地上,哭着道:“这本破书我都看了无数遍了,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来了,你还要我看?我要读新的课本!”

当时,我家里有七姊妹,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最大的只有二十岁,早小的才四五岁。家里太穷了,不可能同时供我们四五个孩子上学。于是,我父亲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即让几个大点的女孩子先辍学在家务农,让我的哥哥富有先读书,等他把书拿回来后,让我再读他读完了的书。弟弟富贵也和我一样,接着读我读过了的书。而我呢,在不到五岁的时候,就给生产队里放牛,每天还可以挣六个工分。因为当时在农村,只要家里有男劳力,才不至于挨饿。我有时候就叹息道:我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么倒霉?!后来,多年后我仔细一想后终于明白了:哎!谁叫我是老二的呢!

我的哥哥富有比我大四岁,哥哥六岁上学的时候,我才二岁多一点,还不懂事。可当我五岁的时候,看到哥哥拿着书本读书,我也好奇地跟着哥哥读。母亲看见我仿佛对读书很感兴趣,就试着把哥哥一年级的课本拿来给我念,说有不认识或不懂的地方让哥哥教他。

谁知,我一拿到课本就爱不释手,坐在牛背上读起书来,遇到不认识的字或不明白的地方,就在书上的某个地方折一个记号,待哥哥放学后问他或者向父母请教。不知是我天生对书本有一种感知还是真的对书本有种渴望,反正不到二个月的功夫,我就把哥哥的第一本书“读”完了。

当我要母亲给我另换一本书时,母亲十分吃惊,她不相信儿子已“读完”了这本书,就让我背书中的课文。可不管她抽查到哪一课,我都能倒背如流。她当然不知道我在放牛的时候,生产队里有一个叫周清明的男人,因为脚残废了不能下地做重体力活,生产队就安排他放牛。我和他在一起放牛时,他看见我很喜欢读书,就偷偷教我学识字。这也就是我为何不到二个月,能读通一本书的“秘密”。当然,一开始我并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父母。

父亲后来知道了儿子的“出息”后,高兴地对我母亲说:“看来他还真的是块读书的料!”就又给了我一本哥哥富有的第二册语文书。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不到一个月,我就又把它“读”完了。

我记得,当时父母看到这个情况后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我是个读书的“天才”,就把哥哥的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统统给了我。可没想到,当年年底我就把这些书又“读”完了。当父亲在对我进行“考试”后,发现我居然能对答如流,课文自是背得乱熟,就连算术题也做得丝毫不差。父母就问起了我的“学习情况”来:“你是怎么读的书?这么快就读完了?”

别看当时我人还小,可我的“心眼”却一点也不小,倒是有点“人小鬼大”的味道。我调皮地歪着小脑袋问父亲:真的想知道吗?父亲就说:“是啊,你就告诉我呗。”可我又歪着脑袋,不怀好意地说:“可我不告诉你!”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也就只好哄他:“你如果告诉了我,我让你和哥哥一样去读书!”

我听父亲这么说,真以为他当时就会“一言九鼎”,说话算数,这才一五一十地“坦白交待”了。后来,父亲虽然没有当时就兑现他的“诺言”,但他却带着我到周清明家里去好好地感谢了人家。而且以后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到周清明家去“拜年”。

如今,我已经快十岁了,哥哥都已经去读初中了,可我还没有进过学堂门呢!虽然我能把哥哥所读的书完全背诵下来,也能做出他所有的作业,但我的心里是不甘心的:凭什么哥哥能读书而我却不能上学?我又不是比他笨不会读书?一气之下,这一天大早,我去放牛前,又与父亲“吵”了一架,还说了他“不是男人,说话不算数”之类的大不敬的话语。反正,叛逆期的我,也没有什么好话,与父亲“吵”了一通后,就赌气地离开了家,流着眼泪去了生产队的牛棚——怄气归怄气,赌气归赌气,生产队的事还是要做的:牛一天不吃草就没有力气干活,还要扣工分!

当我迈出家门的时候,东方已泛出朝霞,翻腾着的紫红色的朝霞,半掩在白杨树的山路后面,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般的光芒。渐渐地,拨开耀眼的云彩,太阳像一个大火球一般出现了,把火一样的红光倾泻到大地上、丛林里,洒在人身边的树木上。而原本栖息在丛林中不同树上的各种鸟儿,也开始唧唧地叫响了,起初是怯生生的从树丛中传来,逐渐胆大起来,叽叽喳喳闹成一片,枝枝叶叶间都响彻颤动的、喜悦的欢唱。生产队里不知是谁家的公鸡叫了一声,其他家里的公鸡也高声随和,它们嘶哑的啼声穿过鸡舍的板壁,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细心的人们这时发现,田野上多了一个背书包的牧童,手拿一支小巧精致的笛子,朗朗的读书声和优扬的笛声不断从远方飘来,形成了一道清晨亘古的画面……

       九岁能读五年级

其实,说起来,父亲也很不容易,在我七岁的那一年,一介书生的父亲被人“整”得几乎“脱了一层皮”,母亲心疼不已,与在湖南省常德县蒿子港的舅舅商议,决定让全家迁到南县武圣宫公社任会计的大舅舅那里去“避乱”。于是,我们全家从江汉平原迁到了湖南省益阳地区南县武圣宫镇白蚌口这个偏僻的小村,直到父亲1981年回城要求给他平反昭雪,才得以回城。

这天,煤油灯下,母亲又在为“到底让不让我去上学”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与父亲据理力争:“如果不把他培养出来,扔了这样一个好‘坯子’实在有些可惜。”

父亲正卷着“喇叭筒”烟,他一边从口袋里摸出烟丝,将烟丝均匀地摊在一张小白纸上,认真地压紧并卷了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上舔了一下,就将烟卷好,迅速扭掉多余的纸,迫切地含在嘴里,用火柴点燃后猛吸了一口后,一股浓烟就在他面前升腾,一会儿屋子里就充满了呛人的烟味。

母亲用手扇了一下面前的烟雾,没好气地怪责道:“你不能少抽两口吗?呛死人的!”

父亲并不理女人的好心劝告,他经过一番“得与失、利与弊”的权衡思考后,最后还是决定让儿子去上学读书,就对妻子说:“嗯,我也知道他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说不定以后比他哥还要有出息呢!”当然,这里面还有他“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崇。

可决定了让我上学读书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到底该上几年级?按照常规的年龄计算,九岁多的我只能上三年级,最多也只能上四年级。可如今我已经将五年级的书全部“念”完了,而我可是要坚持要和哥哥一起上初中的,这一下子就让父亲有些为难了。父亲只好把我拉到一边,耐心地对我解释说:不是不让你去上初中,只是你一天也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根本不知道学校里的情况,读书要有个读书的样子。比如上课不允许讲话,不允许吃东西,还要举手发言回答老师的提问等“课堂纪律”,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要独立完成等等,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母亲为我“作主”。父亲最后还是听了母亲的话,折中了一下,让我先上五年级,如果成绩好,就“跳级”到哥哥的班上去读。我高兴坏了,屁颠屁颠地跑去了生产队的牛棚,去给牛送“夜宵”——喂草。

第二天,穿了一件哥哥的旧褂子,将袖子挽了又挽,背上母亲为我缝的书包,将书包左看看右瞧瞧,爱不释手地摸了又摸。我高兴地随父亲走向了学校,实现我梦寐以求的读书的“愿望”。临进学校的大门时,父亲对我说,学校可能要对我进行考试,到时可能要出题目考的,如果做对了哪个年级的题目,就上哪个年级。

“只要有书读,管他哪个年级都行!”我当时心里就这么想,反正我又不怕他们考。

由于事先和校长进行了沟通,校长一听说来了一位“神童”,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当然少不了要考我一番。校长就把我拉到他身边,考了一些常见的语文知识,比如用什么什么造句,怎么样组词,如何撰写作文等等,我都一一地给予了回答。

没了几分钟,校长就拿出了四年级的算术卷子给我做。我接过试卷做了大约二十分钟,原本要九十分钟才能考完的算术试卷,我就提前做完了。校长接过来一看,高兴地笑了。我从父亲和校长脸上的笑容就知道了答案:“满分”!

不一会,校长又拿出了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试卷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接过来看也没看就开始答题,不一会就做出了一小半。这时候,一阵钟声响了,屋子里一下子围进来五个老师,三男二女,这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师资力量了。

那时候的我毕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围着看我一个人答题,而且他们的嘴里还七嘴八舌地不知说些什么。因为要答题,我也没有听清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但我很不自在,心里便有些慌了,“学生怕老师”的心理顿时油然而生。心一慌就做错了一道算术题,额头上的汗也冒出来了。我知道这些围着我“看热闹”的人都是老师,记得父亲叮嘱过我不能随便乱说话,我只是不怀好意地盯了他们几眼后,就硬着头皮埋头答题去了。好在没过多久,又是一阵钟声响过,他们又都走出了屋子,我这才如释重负,又可以安心答题了。

我刚把手中的二份试卷做完后交到校长手里,又响起了一阵铃声。我擦拭了一下头上冒出来的几滴汗水,看到墙壁上有条标语,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校长怔怔地看了我一眼,突然变了脸色,居然吓得瘫倒在了地上,一会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这时,我才想起来了,为什么这校长听见我喊一声“口号”,就吓得瘫倒在地。前年我在给生产队里“守夜”的时候,曾发现有人偷生产队的谷子,黑暗中只打了一个“照面”,但小孩子的记忆力很强,刚才由于专心答题,没有仔细地去想,现在安静下来,却想了起来。见到校长瘫倒在,人们还以为他得了什么急病,就有好心的老师去隔壁的大队部叫了几个民兵来,想请他们把老师抬到公社医院去。谁曾想,那校长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还以为是公社派人来抓他的,就一五一十地把当年偷竹产队里的谷子的事情给“交待”了。两个民兵一听,这还得了?这不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分子吗?于是就报告了公社,没多大功夫,就来了几个机械民兵拿着步枪,把校长给抓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校长先是被他们打得半死,等到打成遍体鳞伤后,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这才“招供”:当年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老婆又刚生了一个儿子,没有奶吃,不得已才到生产队的仓库里偷了一点谷子,就一次,仅此一次而已。这件事情让我终身感到悔恨,一个好老师就这样被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给害惨了。当时在农村,小学老师大都是民办老师,校长也是如此,都是靠“挣”工分吃饭的。校长先前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二个儿子,一家九口人全靠他们夫妻二人两个劳动力,校长的父母身体又不太好,经常生病,不到六十岁就不能干活了,要不是他妻子在菜园子里种一些菜,腌一些泡菜(校长的老婆是四川人)挣一点钱补贴家用,恐怕他们家的人早就饿死了。而当时供给校长每天的四两“粮食”,也不全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了。当时,校长的父亲已经六十来岁了,原本身体就不是很健康,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多久老人就饿死了。

从学校一出来,我就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当时我好像还顶了他几句,也跑了一段路程,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父亲的巴掌。当时我就感觉到父亲“下手”很重,以致于打得富春一瘸一拐地跑回家哭给母亲听。

        给同学起个绰号

我在学校里上了大约一个月的课后,没有受过约束,自由散漫习惯了的我开始受不了学校的管教,再加上这些课本他原来就学过,老师讲的课又没有一点“新意”,刚开始之所以能坐下来认真“听”他们“讲课”,完全是出于新颖和好奇。等把自己喜欢上的课听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不老实”起来。除了上图画课他可以认真学画画外,其他任何课我都没有好好听讲过,上课时我经常用一支笔在书上和本子上乱画一气,但大多数还是写字玩,什么“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抓革命促生产”之类五花八门当时的标语和口号。

后来,我想起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些地下党员都有“代号”的事情后,就想“心思”又把生产队里一些比较熟悉的同学的家长名字,用扑克牌中的三个数将它们串联起来读,很压韵也很好玩,比如“一二三——张云先”、“四五六——刘补厚”、“七八九——陈都友”、“九十钩——胡明秋”、“钩弹客——李墨黑”、“尖二王——沈忠强”等。以至于后来,同学们之间都不叫对方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我给他们这些同学取的“代号”。比如刘补厚的儿子刘有余叫张云先的儿子张明清,他不叫他“张明清”,而是叫他“一二三”;而当张明清叫刘有余时,也不喊他“刘有余”,而改喊“四五六,过来”。等他们叫了一些时候叫“顺”了口,却一时半会改不过来,有时当同学们上学时经过某位同学的家门口时,还大声叫唤。

一天,张明清在上学时照例又叫刘有余:“四五六,快点,要迟到了!”

刘有余就在里屋答:“好,就来!一二三,你等我一下!”

这天刘有余的父亲正好在家,听他们这么一叫一答,感到莫明其妙,就问张明清说:“你叫哪个?谁是四五六?”

张明清看了看脸面比较和善的刘补厚就说:“你就是四五六啊!”

刘补厚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我怎么是‘四五六’呢?再说,你不是叫我儿子吗?怎么叫他四五六?”

张明清就说:“你叫刘补厚对吧,这‘四五六——刘补厚’好不好听?”

气得刘补厚恨不得要上前打他一巴掌,欲上前,吓得张明清拔腿就跑。

正好此时刘补厚的儿子从里屋背了书包出来,见状就对他说:“爹,我们也不吃亏,他爹不是叫张云先吗?我就叫他‘一二三’,这样我们不是‘扯平’了,还好玩是不是?”

气得刘补厚就骂道:“老子让你好玩!”随即过来要揍他,吓得刘有余也拔腿就跑。

刘补厚回味刚才儿子和他说过的一番话,不由自主地念叨起来:“一二三,张云先;四五六,刘补厚”。感觉还很不错,就大声问儿子:“是谁教你们这么叫的?”

已经跑出三十多米远的儿子就答:“是我的同学,就是那个跑在前面的那个!”

刘补厚就不由自主地将我骂起来:“这狗日的家伙,小小年纪不学好,将来长大了还得了?”

那时候我在生产队里是出了名的“调皮鬼”,在上学之前给生产队里放牛,家家户户菜园里的植物,都被我养的牛吃过。而且我后来还学了一手“绝活”——捉蛇,小小年纪捉到蛇后,便将蛇缠在手上,一些妇女自然是吓得“飞跑”,哪有心思管自家菜园地里什么东西被牛糟蹋了?当时我的名字,便成了许多小孩甚至是大人们“惹不起躲得起”的代名词,从此在农村里便家喻户晓。

      老师不知有《论语》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甘心读老师上课时的那几本教材,等我把书和本子都写满了之后,我又开始把眼光盯向了图书室内的图书。当时的农村的中小学,因为经济条件差,是没有设置图书室的。只是因为当时我在走亲戚时多了一句“嘴”,之后我们大队的小学和镇上的中学,也就配置了图书室。

事情的经过说来有些不可思议:那时候,我们大队因为出了个全国劳动模范田启发,社会名气很大,当时有“南有田启发,北有陈永贵”的说法。当年他多次参加过全国的代表大会,毛主席曾接见过他几次,据说还要调他去中央工作,他以没有多少文化、自身条件有限为由,拒绝了主席要他去北京的邀请。不过,他虽然没去成北京,却在省、地(市)、县、公社都挂了个“副书记”的头衔。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我舅舅的儿子,也是我的表哥,我们之间也算是亲戚。还在我六岁时的一天到他家去走亲戚时,就从他家的书柜中找书看。那时的我虽然还没有上过学,但却也知道当时学校里没有图书室的情况。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对田老模说了,没多久,不仅中小学图书室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省里还批专款修了一条从白蚌口到南县的公路,在白蚌口河边的松澧河(沅水的支流),还修了一个专用码头,码头边常年停靠着一艘快艇,以便田劳模到省城长沙开会之用。当然,这事也是我后才知道的(有关田劳模的故事,另行文)。

我先开始是借小人书看,等我把小人书看完后,就开始看图书室里面的小说了。《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激战无名川》等战争类型的小说,每本他都差不多看了三遍。那时没有什么“四大名著”,更没有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和莎士比亚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唯一的一本外国小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第一次看到外国小说是在哥哥的一个老师家里看到的,是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母亲》。当时我看到后翻了翻,爱不释手,老师见我喜欢读书就悄悄地借给了我。我只用了二天的时间就看完了。当我还书给老师时,老师还不相信我已经看完了,直到我背诵了书中的几大段话后,他才确信我是真的读过了。后来他又借给了我几本外国小说,以至于后来我读书读上了“瘾”,把这位老师家中的藏书《静静的顿河》、《复活》、《苦难的历程》、《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都读了个遍,从那时起,我才开始真正明白“读书”的真正含义:读精品、读经典。

 七十年代中期的青少年,大多是伴随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歌声,读着《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和《地道战》等书籍成长起来的。而我则是欣赏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崇拜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走向未来的。

我在课堂上看书的事,老师们也大都知道。他们并没有管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一天,上数学课的是一位叫李琼花的女老师。她人长得很漂亮,除了声音比其他老师好听之外,再也没什么能够吸引住我的了。只要上她的课,我理所当然地拿出“课外书”看起来,看得得意忘形的时候,会突然笑出了声来,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被的邻桌听到了,邻桌就向老师告了密。李老师见有人“告状”,也就向我走了过来。

我见“好事败露”,急忙将这本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收藏起来,换成一本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在当时,外国小说是不准看的,莫说是我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就是当时的大人们也很少读到。因此,我的书包里都有几本“国产”小说,随时作好老师来检查的准备。

其实,我从李老师面带微笑地向自己走过来时就知道,她并不想把我怎么着,只是为了维护她当老师的“威信”罢了。

李老师走过来,把我的数学书拿了起来从头翻到了尾,她发现自己还没有讲到的地方,我就已做出了章节后面的作业题。李老师看着我完成了“未来”的作业,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她也知道我早就将这本数学书读完了。但她想考考我的能力,于是她从自己的简易《备课本》里翻出二道题写在黑板上,让我当着同学们的面做出来。我一看题目就知道,这不是他们书本上面的题目。我略加思考后,便很快就把题目做了出来。

当我看到老师赞许的目光后,便准备回到座位上,老师却把我叫住了,问道:“你为什么不听我讲课?是我讲得不好吗?哪些地方不好,能给我提出来吗?不要紧,尽管说!”

我见她一本正经地说,以为她真的不在乎我说真话,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地对她说:“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听你讲课,一点新意也没有,差不多全是照着书本念的。听你讲课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就看我想看的书!”

现在回想起来,那李老师工作其实还是很努力的,从她精心备课并查找资料这一点上,就足以证明她还是比较热爱她的教育事业,因为那时还没有课外辅导书籍。可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太小也天真得很,还分不清什么是“善意的欺骗”,毕竟“童年无忌”,也就大胆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哪个老师听得了这样的话?李老师一听我说听她讲课是“浪费时间”,一下子就火了:“你啊你,真是的,给你脸你不要脸!”她忽略了我还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便把一头的火气全撒在了我身上:“你小小年纪不学好是不是?其实,你每堂课都在看书,你以为我们老师不知道?只是因为你一是没有影响到许多同学,二是因为你学过这本书,原本只想让你学会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也就都没管你什么。哪知你竟然这么猖狂,简直狂妄得到了极点,居然把老师一点都不放在眼里了。我今天要是不刹刹你这股歪风邪气,不治治你的话,恐怕你的尾巴要翘上天了!”说着拿起教棍,做出一幅要打人的样子。

我一看老师的脸从通红变成了紫色,知道今天闯了大祸,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又看到老师拿起棍子要打人,吓得哭了起来。老师一听更来气了:“我还没打你呢,你怎么哭起来了?”

李老师也被我气糊涂了,她把我当成了班上十二三岁的孩子了。虽然我的“块头”和班上比较矮小的同学个子差不了多少,但明显还是看得出要比他们要小几岁的。老师没有理会我,就让我在课堂上哭,她原以为我哭几声就算了的。可谁曾想,我一哭就没完没了,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老师一下子就慌了。

我这一哭,把这老师可急哭了,委屈的眼泪巴拉巴拉地掉了下来。刚开始我还没有注意,只顾大声地哭,可当我听到老师的哭声后,我自己反倒不哭了,凑到老师面前战战兢兢地问:“李老师,你怎么了?”

老师见我不哭了,也没再怪我,忙哄着我道:“你回到座位上去。”可我天生是一个犟脾气,心想:你还真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子了?你越是哄我,我越给她来真的,硬是站在讲台上不肯下去。

李老师一看这阵式,估计不是一会儿能解决的事情,就看了看手表,一堂课已经过去了一多半时间,知道今天这课是没法上下去了。但她又怕我再生出什么事来,就蹲下来试图想同我这个九岁多的娃娃“讲道理”。

李老师讲了一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道理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听说你读过不少书,你应该知道‘温故而知新’这个道理吧?”

我点了点头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李老师一下子没听明白我讲的是一句什么话,她没有读过《论语》,而且当时正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九岁多的孩子居然会读《论语》里面的一句话给她听。但她又真的不明白我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是说她没有听清楚,要我重读一遍。我就又真的大声地重复了一遍,可她还是不明白,她以为是我糊弄她的一句话,于是她又对我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头一歪道:“我没有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就什么意思!”

其实我的意思很明显:你刚才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可她一下子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给她“叫板”呢!就又来了气:“你啊你,还真的无可救药了!”

我见她答的驴唇不对马嘴,本想告诉她这是孔夫子的话,一想起如今正是抓“批林批孔”阶级斗争,也就没有作声。

还没等下课,李老师就把我叫进了学校唯一的一间办公室。当李老师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我知道不能告诉她,也不能告诉她自己家中有《论语》,不然的话,以当时家里的“成份”,估计父亲是要被他们拉出去批斗的。我曾亲眼看到许多人在挨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遴伤的,我当然不想让父亲被人打成那个样子,尽管当时有些恨自己的父亲没有让我上学,但现在好歹也让自己上了,我还不至于想要父亲的“命”。于是,我就不肯说实话。可李老师却偏偏硬是逼着要我说出来,她越是逼,我就越是不说,末了还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

正在这时,新来的校长不知何时来到我们面前,当他听了李老师断断续续的“汇报”后,校长就过来悄悄地问我:“你刚才到底读的是什么?是什么书里面的一句话?”

俗话说:“人小鬼大”,此话一点不假!尽管老师这样“逼”我,但是我还是不肯说实话,但我也知道今天肯定是瞒不过去了,只好撒谎说是小时候爷爷教给自己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五年多了,心想,我爷爷埋在远在几百公里的地方,你们总不会到地下找我爷爷“算账”吧 ?!于是,我就大声地告诉校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校长是读过“四书五经”之类的有“学问”的一位老师,他马上意识到不能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好在刚才办公室里只有校长和李老师二个人,要不然,倒霉的可就不止我们这两个不知深浅的师生了,恐怕他这个校长自己也要受到牵连。因为李老师的“温故知新”也出自孔子的《论语》里。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居然还读“孔老二”的书,还大谈“孔孟之道”?岂有此理?不把他们俩逮起来才怪呢!

新来的校长是个好人,他叫我不再说任何话,马上回到班上去,也不要和谁提起这件事情。李老师还不以为然地问:“我说错了什么吗?”

校长指着她的鼻子点了几下后说:“你啊你,我真的不知如何说你才好,要不是当初大队的书记说你是他的外甥女,谁敢要你做老师?就你这水平,你还教学生?学生不教你才怪!”

李琼花仗着她有大队书记的“后台”,就和校长“抬杠”起来:“我又怎么了?还说我水平不行?学校里有几个老师的水平高过我了?”

校长让她小点声说话,随后压低声音指着我对她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回答你的话吗?他小小年纪都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的,你可倒好,还拼命地追问他。你知道他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什么意思吗?和你的‘温故知新’一样,出自一本什么书里。”

“谁啊?我怎么不知道?”李琼花还想说什么,我本想上前去提醒她一句,可我是“犯了错误”的孩子,“犯了错误”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是没有“发言权”的,除非老师问你,你才能说话,否则,你就会“自讨苦吃”。这些课堂上的“基本知识”,是我的同桌在我进学校之后告诉我的。我没敢忘记,所以一直听校长和老师在说话,我没有插嘴。当然,也有意看老师笑话的那点意思。

校长看她确是无知,只好告诉她说:“你们俩人刚才说的话,都是出自‘孔夫子’的《论语》,你还敢这么大声嚷嚷,你不怕坐牢房啊?”在当时,尽管《论语》不是孔子本人写的,而是后人根据他与学生们对话的思想所撰写,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论语》当成了孔子的个人著作。

我注意到,此时的李老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半天才缓和过来。末了,她感激地对校长说:“谢谢您校长,感谢您的提醒!”

“没什么,你以后注意不要乱说话,也不要再为难他了,他还是个小孩子。”校长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对李琼花说道。

李老师看着我吐了一下舌头,对我做了个怪脸后,就把我带出了办公室。一路上她反复叮嘱我,不要乱说话。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已经“解放”了。

听了刚才校长的表扬,又听到校长吩咐她以后不要为难自己,于是我就又肆无忌惮起来,说起话来就又不着边际了,一副教训她的口吻,好像自己真的是老师而她是学生一样:“以后没什么事的话,多读点书,你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明天我给你拿几本过来。”

李老师也不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笑了笑说道:“好啊,你可要多注意啊,只是不要让别人看到了哟!”

                2024 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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