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教”孩子

人也真是怪，有书读的时候不珍惜，没有书读的时候，又想书读。可能是出于一种条件反射吧，听到孩子读书声，已经辍学了几个月的严富春，就会有事无事往生产队的小学里跑。

严富春到底是上了几天初中的人，看习惯了中学里宽敞明亮的教室，就对曾经读过五年级半个学期的“母校”就有点“瞧不上眼”，甚直特别剌眼：教室是几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严富春曾经不止十次地在这些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们面前“吹牛”说，中学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漂亮，如何如何地适合读书。总之，把他们学校夸得是比什么都好。接着又把这破学校说得“一文不值”：“看看，你们的学校，这也配得上叫学校？教室没有窗户，屋里没有桌子，桌子没有板凳，连粉笔都没有，这算哪门子的学校嘛！”再者，他对学生们上课可以不穿上衣也感到不可思议。

继而他又发现，农村的教学质量确是太差。原先教过他的李老师，文化程度可能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在学校里语文、算术都是一个人教的。因为她不懂严富春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早被严富春瞧不起了，可她还在这里教学生。严富春就想，一个连“之乎者也”都搞不清楚的人，居然也来当老师，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好在当时他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后就跑出去玩。因为严富春已经上过初中，再加之他天生聪明，认为教他们这些三四年级甚至五年级的课程根本不在话下。最关键的是，前几天沈红玉对他说的那一番话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严富春就找了一个废弃了的破庙当“教室”，又砍了两个大树桠固定在屋内，将庙里原来的大门放上去，又把几家漆了棺材后剩下的黑油漆要过来，将那门板漆成黑色，权当了一块“黑板”。然后，再把这一群孩子们召集起来，煞有介事地教起了这些比他小二三岁，也有比他大二三岁的孩子们。先开始可没有学生到他的教室去听他“讲课”，可奈何严富春会捉蛇啊。他一大清早就捉了一条蛇，在学生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上堵着，连吓唬带威胁地把学生娃儿们“哄”到了他的“教室”里。只是没想到，严富春教他们时是那种“速成班”，即学校老师要用一天才教完的课程，他半天就教完了，之后就观看键盘着这些娃儿们跑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一元五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几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打一副扑克。

一天，严富春正带着他的“学生”们玩游戏，几个小家伙为谁先谁后吵得不可开交，严富春便给他们编出了一首歌谣：“点兵点将，点谁是谁。点子点菠箩，洋船拖海螺，金波银波，毛兰百波，将军跑马，回到一尺。”当最后一字落到谁身上时，谁就为先。给他们解了围，大伙既高兴，又快乐，玩得更欢畅了。

生产队里有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课余的时候，严富春就带这些小孩子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他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由严富春教他们游泳。有时，他们也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他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孩子们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小孩子居然每天穿着干净整洁的衣裳到严富春的这个“学校”里来“上课”，而不是到大队里的学校去上课。直到后来到学校上课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而严富春这里却“挤”不下的时候，校长这才发现，以为是学生们在“逃课”，正好那天有个学生家长到大队部来“打米”（机器碾米），就找家长问情况。家长就说，我儿子这些时可乖了，天刚亮就催促他妈做早饭，然后就背着书包去上学，晚上六七点才回来，哪里会逃课？家长哪里肯信？便随着校长去了教室一看，当时就傻了眼，班上哪有他儿子的影子？

校长就又找到了其他几个没来上学的孩子家长，他们也都和这位家长说的差不多。有的家长还说，自己的孩子现在上学还 “去得很早，回得很晚”呢！校长这一下可急了，这是他从教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心想，这要是出了什么事，那还了得？有家长就问，这样的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校长大致算了一下，就说有差不多十多天了，现在学校里每天有三四十个学生没能来上学了。家长们就不相信，说你校长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多学生不去上课，他们去那么早做什么？等听完校长说，他现在正在找这些孩子们时，这下家长们才庙里起火——慌了神，纷纷跑到各处去寻孩子。

要不是严富春让孩子们在朗读课文，校长和家长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废弃了的破庙当“教室”，一群孩子们个个笔直地坐在小板凳上，煞有介事地听一个和他们这些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在“讲课”呢！这间不大的“教室”里也有黑板——把一块门板横放在庙堂的台上，“黑板”的下面码了几层红砖，“老师”站在垫了红砖的“讲台”上，正好可以够得上在“黑板”上面写字。校长朝“黑板”一看，只见上面写的居然是一道小学五年级算术的应用题，用了二种方法在计算，其中一种是验算。

要不是校长亲眼所见，他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还真有“小孩子教小孩子”读书的。因为在他的眼里，严富春只是一个和他们这些孩子一样大的孩子而已，当年只有十四岁。

当然，严富春是第一个发现有人“闯”进他们“教室”里的！

当学生们发现了校长和各自的父母后（有的来的是父亲，也有的是母亲），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没有惊慌，而是坐在原地不动，好像是等待“老师”喊了“下课”之后才能动弹。于是，严富春也就装着很“绅士”般地喊了一声：“下课！”班上有一个小名叫“华子”的男生，被严富春选为“班长”，于是，他就站起来大声喊道：“起立，老师好！”严富春就向他们道一声“同学们好！”然后才让他们离开座位。许多家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惹得他们纷纷大笑不止。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大队里的小学里，是没有学生对老师讲这些“礼貌”的。严富春教他们这一些，全都是他从中学里“活学活用”来的。

校长见严富春“抢”了他的“饭碗”也不生气，先让家长们把各自的孩子领回去，并吩咐家长们“明天让孩子们到学校去上课”之类的话后，就让严富春在庙堂门前坐下，仔细地问起了他“教书”的情况。

说实话，严富春刚开始不准备回答校长任何问题的，可校长一句：“你是不是很想当老师？当老师的感觉好不好？”却把严富春的话匣子给打开了。

严富春望着校长点了点头后，指着他写在“黑板”上的这道题，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怎样当老师了！你看，这道题，如果从表面上看，是不能够这么解题的，但你如果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又可以那样理解。所以，我昨晚上研究了半晚，终于想出了这道题！”

校长没有批评严富春辍学，也没有问起他为什么辍学，校长只是和他交谈一些“教学”的“心得体会”。一谈起如何教书，严富春就滔滔不绝起来，从如何“备课”说起，谈到如何注重观察学生的“心理活动”，从如何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入手，谈怎样为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末了还对校长说：“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校长不愧是当了多年老师的人，任何时候都在为学生着想。其实校长也知道严富春辍学在家的情况，他在肯定了严富春的“成绩”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对严富春说：“要想当好老师，首先要自已学好知识文化，这样才有资格和资本去当老师啊，你说对不对？”

其实，严富春从校长找他谈话一开始，他就发现，他肯定会让他“带”进去，带进他事先给自己设下的“圈套”中去。但此时的严富春，也意识到，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真的需要去读书。就在严富春正准备如何思考回答他时，校长拉着他的手道：“我们俩个打个赌好不好？”

严富春今年才十四岁，天生好奇，一听说要打赌，忙问赌什么？

校长就说：“我敢打赌，你绝对是一个当老师的好材料！这样，我们来做一个约定好不好？等你高中毕业了，我就把我这个校长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我说话算数，一言为定！”

说实在的，严富春到现在还佩服他的这位只教了他半个学期的校长！校长没有直截了当地劝他再去读书，也没有转弯抹角地要他去上学，而是通过与他“打赌”的方式，让他的思想一下子“开阔”起来，因为校长只是想让严富春知道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要想当校长，没有本事是不行的！”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毕竟“校长”这个位置，对严富春来说还是很有“诱惑”的！因为他知道，小学校长好歹也是一个“官”呢！

不过，后来严富春还是没有当成“校长”，因为他后来随父母进了大城市，再没有回到农村老家。但严富春却时常想起在农村老家生活的那段日子，应当算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他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当“老师”的情景。

严富春从他的“学校”回到家里，就对母亲说：“妈，我要读书！”

见到严富春主动要求读书，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好儿子，想通了？是怎样想通的？”

严富春就把校长与自己“打赌”的事说了，但他没有说自己偷偷“教书”的事。母亲刚开始不相信，心想：校长无缘无故跟你打什么赌啊？正说着话，却见校长和严富春的父亲笑眯眯地走了进来。严富春怕校长在他爸爸面前告他的“黑状”，吓得一溜烟地逃走了。严富春的父亲喊了他几声要他回来什么的，严富春只装着没有听到似的，没命地跑，生怕他赶上来打自己，唯恐跑得慢了，哪敢回头？

等严富春玩到晚上快要点灯的时候了，人也饿了，又想回去，又怕父亲打他，正当他左右为难之时，严富春的父母就打发富春的哥哥和弟弟到处找他。严富春听到哥哥叫他，忙问校长在我们家都说了一些什么？哥哥就告诉他说，校长在家夸你有本事呢，还说你是块读书的好“材料”，要爹不要“可惜”了你。

严富春还是不大肯相信，怕他哄自己回去挨打，就问比他小四岁的弟弟富贵说，哥哥讲的是不是真的。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富贵不知道严富春“教书”的事，严富春一开始就没有想让他知道，要是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岂不坏了自己的“大事”？严富春就问弟弟富贵说：“你给哥哥说说，是怎么回事，要说实话，要不然你不听话时我就打你！”

弟弟富贵被严富春打过一次，他是被严富春打怕了的，如今还记忆犹新：一天晚上，严富春和富贵一块去捉鳝鱼，刚开始去的时候，富贵拎的是空篓子，农村的水田有许多水沟，去时过沟轻而易举地就过去了，可等晚上回来时，鱼篓里装满了鳝鱼，差不多有近十斤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能有多大的力气？因此在往回走的途中，过一条水沟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那鱼篓又没有封口，人跌在水沟里，鳝鱼就全跑了。那可是严富春半个夜晚的心血啊，他能不打他吗？结果，富贵就哭着跑了回去，最后在自家大门背后写下了一首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今天听哥哥说又要打他，富贵当然有些害怕，自然不敢说假话，就讨好哥哥说：“我说实话有奖励吗？”当听说哥哥给他做一个漂亮的弹弓后高兴地说：“我看见妈给你煮鸡蛋了！”

其实，富春的弟弟富贵肯讲实话给他听，除了小孩子不会说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富贵惹了母亲生气，母亲打了他一顿，他伤心地哭了好半天。姐姐见他哭得伤心，就有意打趣他说：“富贵，你知道妈妈为何打你吗？你不是她亲生的，你的妈还在滨江呢！你是后来妈妈把你捡回来的。”富贵信以为真，吵着一定要回滨江找他的“亲妈”，硬是赌气躲藏在蚊帐后面不出来。一家人都看着他怄气觉得很好玩，只有富春感到这样“作弄”弟弟不好玩，就来到弟弟面前问弟弟：“你说你不是妈亲生的，你有何依据？”

“妈打我，她以前从不打我的。”弟弟富贵答道。

“那妈为什么打你呢？”富春开导弟弟说。

“因为我把家里的油瓶打碎了。”富贵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是家里要吃一个月的油啊，你把它打碎了，妈能不打你吗？莫说是你，要是我早就被爸爸打断了腿。我们小时候，谁没有被父母打过？”富春安慰弟弟道。

富春见弟弟不吱声，就又问他道：“你说哥哥是不是妈生的？”

“是的，你们都是妈亲生的，只有我不是的。”富贵固执地回答。

“你也不动动脑子想一想，我们都是妈亲生的，你怎么不是呢？要说谁不是我妈亲生的，只有我们的大姐才是，她是我爸前面的一个女的生的，因为难产死了，后来爸爸才娶了妈，也才有了我们。”严富春对弟弟说。

“真的？”严富贵不相信地问道。

“是真的，你不相信可以下来问爸爸和妈妈！”

富贵这才从蚊帐后面出来，真的就去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得到证实，富贵终于笑着端起碗来吃起饭来。

一听弟弟说妈煮了鸡蛋，严富春就知道是好事。果然，当严富春跑回家的时候，发现校长已经在他们家里开始和爹喝起了酒，看见富春一身汗一身泥地跑回来，妈就给他倒水洗手，然后从锅里端出一碗饭来，对富春说：“就在这里吃，里面给你打了二个鸡蛋。”

其实严富春知道，妈给他们三个儿子碗里每人一个鸡蛋，只是怕“大鱼欺小鱼”，让哥哥把他的抢过去罢了！

第二天，严富春的父亲就帮他联系学校。父亲找到白蚌口中学的领导，人家不但死活不肯再收他这个顽劣的学生，还让他父亲挨了一顿抢白。后来，严富春的父亲想起严富春有个表姐在县三中读书，就通过亲戚找到了她们班上的一位姓陈的老师，给人家送礼送钱，可能是严富春老实巴交的表姐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很好，所以陈老师才答应帮忙。但在严富春的父亲临走时，又说，光老师同意接收还不能算数的，得要校长点头同意才行。不过，他又说了个“活话”，说可以帮忙在校长面前说说好话，活动活动。严富春的父亲自然是千恩万谢！

几天以后，严富春就到了县三中读书，被分到了文科班——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严富春的班主任叫彭斯文，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女人，很严厉。一开始彭老师对严富春并不怎么看好，因为一个被白蚌口中学这个重点中学踢出来，到三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劣迹斑斑，就是成绩特别差。因此，当严富春来到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曾经被石灰灼过眼睛，那时严富春的眼睛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根本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已经鼓起勇气要好好学习的严富春，此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异常刻苦。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课堂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严富春的母亲心疼他，给严富春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

严富春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远比在农村做劳动要多得多。严富春刚到十六班时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后的，暑假里进行的摸底考试成绩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当时彭老师让每一个学生订下一段目标计划，严富春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

其实，严富春那样订计划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劣势之后做出的。当时严富春班上第一名学生是学英语的，外语成绩严富春是自然没有可比性的。但是他们的其他功课好也有很大主观色彩：语文好是因为作文分数高，政治好是因为论述题分数高。而其他几门，历史、地理、数学，都比自己强不了多少。因此富春就把第一名当参照物，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嘲笑，觉得他这个人是在说大话，直到考高中时他们才相信了富春当时的分析是正确的。

到了那年期中考试，严富春的名次一下子就进了前十名。彭老师是个很惜才的人，见到严富春几个月长进这么大，顿时对他刮目相看，就把他从最后一排调整到了第二排。严富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老师真是敬业。彭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脊柱严重弯曲，背上还有一个大锅似的罗锅，每天早晨六点多就骑个自行车到学校，晚上十点多才回家。那时她见严富春下课也不活动一下，就走到严富春面前对他说：“功也是要用的，但下课后还是要活动一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