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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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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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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有条路

   是什么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只是赣江中游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把高德地图放到最大也没有它的名字。连村名都有些含含糊糊,民间都叫寨里,石碑上刻的官方名称却是太里,似乎是谐音梗,感觉起来“寨里”的村名更合理些,但为何会有音误,名字又为何而来,也没谁说得清了。

这只是玉华山支脉下一个极普通的小村庄,依山傍水,背靠一座小山包,几支山水在村前汇聚和加强成溧江河,蜿蜒从村前淌过。河上一座无名无姓的清代古桥颇有些历史,虽饱经沧桑,但青条石垒砌的基座和拱圈仍相当完好。数十株古枫、古樟静静列队两旁,拱卫着这条河道。看保护牌上的标志,最老的古树已有465年历史,算起来已是明朝时期的老人了。两岸良田沃野,芳草萋萋,满田的油菜花开得正盛,还有三两闲逛的水牛,闲适恬淡的村民,古桥、古树、古河道,再加上温润的江南田园风光,也是挺吸引人的。

但这些都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一条沿河上行、穿村而过的路,这是一条隐藏进历史灰尘里、不显山不露水的路,一条草蛇灰线,却依然能触摸它的真实触感的路。这是条赣中地区的古商道,很长,很小,很久远,但我却不断与它砰然碰面。大洋洲的煞尾桥,城头村的维摩桥,板埠村的二披水,海木源的林间道,都是它真实存在的足印,它从赣江边的临江府、樟树镇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往着山林更深处执着前行,一直延伸到抚州、建昌府,直至更远的福建、江浙,渐渐湮没于山林和历史之中。

这条路同样寂寂无名,没有任何古籍确切记载了它的名字,人们只是依照古例,统称为茶马古道,但江西境内有名姓有记载的古道我只百度到四条,分别是梅关古道、徽州大道和广丰茶马古道以及湘赣边的茶盐古道等。新干的这条不在名录,也未曾大规模地修葺过。有的路段用石板沿阶铺就,还比较规整好走,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迹映示着它曾孕育的繁华;有的只是用卵石镶铺,独轮车就颠簸难行;更多的干脆就是黄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路边曾经建有一些遮风挡雨的凉亭,大都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今天已全然不见,隐身进了当地口口相传的地名和传说里。

它只是古代京广线赣江上延伸出的一条毛细血管,微小到你触摸不到它的跳动,但它真的渺小到微不足道吗?史官不知道,诗人不知道,但在这条路上捧着新茶换来一包盐巴的厨娘知道,有了它,贫瘠的生活里多了许多鲜美的味道;抱着夏布换回两贯铜板的织妇知道,这整个暑夏的通宵辛劳有了回报,给先生的束脩有了着落,家族又得以耕读传家,薪火相传……每一个重现生机的村落知道,每一户富足起来的山里人家知道,每一件走出大山的物产山货知道。车轮吱哑,铃声叮当,在这条路上,走过临江的绢帛,庐陵的竹纸、抚州的蓝靛,也来过广州的私盐,福建的番薯、土豆,在这里扎下根来,偶尔也会有吉州窑的贴花贡瓷路过,给人们带来一阵奢华的惊叹,倘是有一两件脚货遗留当地,那绝对是大户人家的传家宝了。

欧阳修讲过一个金橘的故事,颇有些传奇意味:“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至,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于尊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热而豆性凉,故能久也。”其实,不光金橘,赣地的黄龙茶、清江纸、四特酒、景德瓷等,无不是经由这样的商道走南闯北,成为驰名的行货,也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强大引擎。民国《庐陵县志》记载:“资生常货,用广而利厚者,无过蓝青白布,岁数百万金。”而据江西南北两大关口的统计数据,清中期赣州关一年的定额银可达八万四千四百七十一两之多,九江关更甚,国朝税额银一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一两三钱六厘有奇,这当中赣江水系的河运固然占了大头,但你怎么又能抹煞赣江两岸众多毛细血管的功劳?它们是这条南北大动脉上的倍增器和蓄水池,没有它们,赣江水道怎么可能这么血肉饱满,枝繁叶茂?

而我,在注视这条路的时候,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这条路上的主角——商队。站在路口怅望,我常常浮想:投身商路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出身,因为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走上了这条漫漫人生路,走州过府,随收随卖?当风铃飘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会是一支怎样的商帮?这些走南闯北的汉子,又是怎样的模样?在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中,他们是怎么度过这艰险又乏味的旅途?脚板下埋藏着多少心酸或惊险的经历?停下来的时候,会不会趴在山顶眺望远方的家园?

他们只是些挑夫马卒,在商帮中也是最卑微低贱的底层,大多因为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赋税横征、天灾人祸,不得已外出谋生,走上了这条路,属于流民运动的产物,靠一副挑子、一双脚板维系起了一条条经贸交流的通道。 “江西之民,莫众于抚、吉。抚、吉之民齿姓既众,生计鲜少,不得不逐末为事。”“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县志中这些忠实的记录,让我们真切看到了求生的不易,商路的艰难。一路之上,蛇虫虎豹、瘟疫瘴气都是常规操作,山洪爆发、断桥毁屋也是常事。明清年间,江西自然灾害频发,我查阅过一份吉安灾情的记录,仅从清嘉庆到光绪这一百年间,吉安遭受的水灾便有32次之多。风、雹、雪、冻也比比皆是,几近无年不灾。记录中动辄地裂山崩、冲墙拔屋、溺死无算、岁大饥,人相食的字眼,原住民尚且如此,如浮萍一般无根漂泊的他们怕是更难抵挡,货物折损只是常事,甚至于身亡荒野、死无葬身之地也不是不可能。

路再难也要走,货再重也要背。明清时期,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等是江右商人经营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全部。举凡江西的一切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如茶叶、瓷器、纸张、苎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笈、石炭、烧酒、柑桔、甘蔗等,只要有微利可图,皆可成为江右商人负贩经营的物品。这些商品中,茶叶最轻松,也最暴利。“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粮食、盐铁则最重,最考验脚力。

运输中也要讲究技巧。丝绢、茶叶要以油纸包裹以防受潮,瓷器要以稻草、草纸扎紧,以防碰碎。我看到过一段人力肩挑贩运鱼苗的描写,甚是生动写实: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着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便汲新水,日换数度。别如小篮,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养鱼之具。又有口圆底如罩篱之状,覆之以布,纳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择其稍大而黑鳞者,则去之。不去则伤其众,故去之。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于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用大布兕于广水中,用竹挂其四角,布之四边出水面尺余,尽纵苗鱼于布兜中。其鱼苗始见风波微动,则为阵顺水旋转而游戏焉。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或曰:初养之际,以油炒糠饲之,后并不育子。”这段文字,有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有路途的心酸勤苦,俱在其中。

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经常碰到的走乡串户的卖货郎形象,戴着草帽,挑着一对货柜,货柜分两层,上层盖着玻璃,一个货柜分成一小格一小格,分别装着针头线脑、梳子纽扣、皮筋发卡、鱼钩鱼线、剪子鞋钻等小件家什,另一个货柜则装着粘掉牙的大块牛皮糖,货柜下层则是储物的暗格,用来放存货和收购的村民物品。扁担上挂一杆秤,有时也会挂些纸风车、糖葫芦等花花绿绿的玩意招惹小孩子的眼球。拿着一个用宽嘴凿子和小锤子组成的快板一样的物件,一步一摇,晃晃悠悠,一到村口就甩起了快板:“叮嗑叮嗑叮叮嗑,破铜烂铁换糖咯。”响声清脆,立时传遍了整个村庄,寂静的村庄立马有了生机。妇女们赶忙拿出灶头上被火烘成一张脆皮的鸡胗,把墙头上晒的鸭毛收拢来,孩子们则找出早就收藏好的牙膏皮、烂塑料鞋底等一拥而至。大伙儿围成一团,仔细挑选心仪的物品,嘴馋心急的直接就拿破烂换了糖。货郎掂量一下收的破烂,拿起凿子,用锤子敲下一块带着糖丝的糖块,咬一口,又黏又甜,满嘴都是糖香。那种香气,现在依然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些都是底层最接地气的商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诸如此类。“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在重农抑商的古代,他们地位很低,一贯被塑造为重利薄情的形象,为人所轻视。他们没有太高的索求,小富即安,缺乏狼性。他们很多,也很平凡,多得就像长满赣鄱大地的小山包,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齐,散而不强,留不下太深的印记。但他们,还有这条路,仅仅他们平凡低贱,就应该被忘记吗?是他们,吹来了山外的季风,吹皱了乡村山野的一池春水,带来了各地商贸、文化的交流,是他们,盘活了赣鄱的资源,互通有无,带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也是他们,一点一滴,积沙成塔,终于支撑出了一个负贩天下、称雄一时的江右商业大厦。位于基座上的他们,以羸弱之躯,受不可承之重,生如蝼蚁,却有逐梦之心,这才是吸引我的原因。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有之,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而止于至善。”平凡中的伟大,低贱下的高贵,是每一个现实社会必不可少的能量元素,值得所有人去善待和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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