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江“驯龙”记

沂江乡，一个水灵灵的名字，位于新干的南大门，被赣江和沂江河两水环抱，是一块山川灵秀宝地。沂江河发源于丰城市石江乡坳上，横跨丰城、峡江、新干三个县市，最后在洪华山北麓东湖口注入赣江，流域面积921平方公里，年径流量26.6亿立方米，算是赣江水系中一条不小的支流，是沂江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据《寰宇记》载，沂江河原名为“泥溪”，因泥溪水流入东湖村赣江处，淤泥沉积故名“泥溪”，后经文人雅化为沂江河，沂江乡又因此河而得名。考究“沂”的本义，斤，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是“忻”的省略，表示欣喜。沂，意指古代的祭河仪式，祭河之日男女老少在河中欣喜玩水，感恩和讨好河神，祈求河神无滥无患，赐福一方水土。看到“沂”字，不自觉就想到“沂水春风、沂水舞雩”那些美到极致的词语。可以说，一个“沂”字，寄托了祖先对这条河所有的敬畏和期盼。  

沂江河迂回萦绕，人称九曲十八弯。别看她平日小家碧玉，山环水绕，着实有些脾气。由于流域广，山水多，再加上没有大型水利枢纽来调控水量，一到雨季下大雨的时候，往往山洪凶猛，泛滥成灾，毁堤倒屋、断桥翻船之事不胜枚举，不知吞噬了多少生灵。那时候，提起这条母亲河，两岸的老表往往一脸无奈，摇头叹息！这条河，如一条桀骜不驯的蛟龙，成了人们既爱又恨的冤孽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沂江公社自胜利公社分立之后，为了驯服这条“蛟龙”，沂江人民拿出了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筑圩堤、修排灌站，建桥梁，数十年如一日，几代人接续奋斗，终于让她收敛了那散漫暴躁的性子，把这块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变成了真正的“鱼米之乡”。

漫步沂江，举目可见的就是与江河一路携行的堤坝了。江堤厚实，稳重，河水平静，婀娜，小鸟依人，它们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小情侣，蜿蜒曲折，磕磕碰碰，直到融入远方的山脊。或者更像是山脉中分蘖出来的一支藤蔓，在这片沃土上恣意蔓延，坚实生长，田园村庄则是这株藤蔓上结出的枝叶瓜果，它们紧密依偎，连为一体。在大堤的荫庇下，一块块水田填满了机耕道交错格出的大格子，镜面一般镶嵌在大地上，田里一行行茁壮的希望排列整齐，铺陈出一幅“梦里水乡”的图景。屋舍村庄，依堤而聚，绿意葱茏，鸡犬相闻。人们对这条堤，这条河该是多么依恋和信任。这条堤里夯筑的不仅是祖祖辈辈的心血汗水，更注入了他们的辛酸苦辣、喜怒哀愁，一层层、一年年夯打沉淀在这粗粝的土粒中，成为一本厚厚的大地之书，整齐码放在历史的书柜里，不再被人们疯狂抄录传阅，而成了余晖中的高耸，静夜里的晚风，成为人们偶尔提及的家长里短、习以为常。

在淦风文学院，应约而来的周建老书记为我们翻开了这本书的一角，取出一枚枚鲜活生动的历史剪影，一种历史的峥嵘感扑面而来。周建书记1970年9月起，任胜利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沂江片区），1972年沂江公社从胜利公社分立之后，他又是第一任党委书记，走遍了沂江的山山水水，主持规划了沂江的水利工程。如今老人虽然已经退休，但精神矍铄，声若洪钟，中气十足。

周老的回忆执意要从1968年开始，似乎那里才是他记忆的触发点。他那时还在县公安局工作，派往界埠湖田防洪，与沂江正好隔赣江相望。这年赣江发大水，洪水位39.38米，比警戒水位高了将近两米。江水快漫堤了，风雨交加中，他正组织劳力紧张地用沙袋加高圩堤，远远地就听到一阵惊呼：“不得了了，沂江倒堤了。”他停下手中的沙袋，抬起头，只见宽阔的江对面陡然出现了一个缺口，滔天的洪水顺着那个缺口就直泻下去了，对岸顿时一片汪洋。人的惊呼、风的呼啸、水的激荡，交织一起，震得人心也摇摇战栗，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沉默不语。这个场景，如同锥子一般，刻入了周老的心里。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沂江的这场灾难就把他的心也冲出了一个缺口，要让他用后半生去缝补。

1970年，胜利公社重新组建党政班子，周老任胜利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沂江片区）。作为近万沂江人民的第一任班长，看着老表们饱经风霜的面庞和热切渴盼的目光，他深感责任重大。上任伊始，他就把全公社所有的水利工程全部摸底，将以往村自为战的小围堤重新规划整合，确立了沂江联圩、车头堤、大洲堤、水西江堤、江背堤、陂头堤、水东堤、水背堤、塔下堤、湖尾堤等十大重点圩堤，进行加高加固，提升防洪等级，防洪目标就对标那个已经铭刻在心里的数字——39.38米，一场轰轰烈烈的百里圩堤大会战就此打响。

百里圩堤，名头够响，但对于一个刚刚成立、底子薄得稀烂的小乡镇来说，如此大的工程量，无异于蛤蟆吞天，异想天开，其人力物力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党政班子没想那么多，他们不等不靠，不哭不闹，认准目标干下去就是了，愚公尚可移山，一万沂江人民为何不能移堤？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誓要埋头苦干，驯服这条蛟龙，啃下这个大骨头，让沂江的子孙后代不再整天生活在洪水的阴影当中。

从1970年开始，每年筑堤的工程量都接近万米，由各生产队分段包干，出工出劳，肩挑手扛，早出晚归。每年等不到农闲，栽完连作稻，圩堤的准备工程就要动工，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大家把这叫做前哨战。等连作稻收完，筑堤大军就扛着红旗，自带干粮、铺盖浩浩荡荡上堤了，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攻坚战，持续时间往往长达一个多月。最后还有扫尾战，用来完成各生产队自己的一些水利工程。各队之间还要开展劳动竞赛。半月一督查，在大喇叭里面播报各队完成进度。排名在前的生产队自然脸上有光，更加攒劲，想着上台领奖授红旗，领毛巾，把这视作一份天大的荣誉。落后的队可就挂不住了，赶紧安排加人提速，生产队抽不出壮劳力了，老人婆娘也拉过来齐上阵。修堤体力消耗大，生活却是清汤寡水，民工们每天都是就着自带的腌萝卜、咸菜下饭，只有紧急加班，队里才会安排加个餐，炖上一锅红烧肉，这对民工来说简直是泼天的富贵了。

周老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依然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中，不止一次感叹：“当时的老百姓真好啊，觉悟高，听党的话，说咋干就咋干，布置的任务就是起早摸黑也要完成。吃的那么差，条件苦得很，年年如此，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也从不讨价还价，多么敦厚、多么纯朴的阶级感情啊！”

有一个场景，周老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也正是沂江联圩的三年攻坚收尾之年。公社直接把追悼大会设到了堤坝上。天幕低垂，江水呜咽，举国同悲，在会场上，党委提出一个口号：“化悲痛为力量，决战二十天，用最高的斗志、最快的速度、最牢的圩堤来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场上喊声震天，每支队伍都对着红旗，高举拳头上台喊口号，表决心。所有人都噙着眼泪，加班加点日夜苦干，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一个多月的任务，竟然只用二十天就胜利完成。

直到1978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建设，百里圩堤逐渐成型，百姓的生产生活初步有了保障。除了圩堤，沂江还陆续修建了排涝站、提灌站等一系列水利设施。形成一整套完备的防洪抗旱体系。1975年，争取到上级四千元水利资金，在沂江东湖建起了第一座排涝站，党委指定当地的村小组长负责施工。工程缺少水泥，他就去找沂江籍的水电局帅局长到县里批水泥。钢筋买不到，就找沂江籍的物资局江局长出面解决，砂卵石和土方则由当地自行解决。就是靠着这样七拼八凑，第一座排涝站顺利建成，东湖人民终于告别了大雨大涝、小雨小涝的日子。第一座水轮泵式提灌站则建在陂头，利用拦水坝抬高水位，带动水轮泵运转，既可汲水，又兼顾发电，改变了陂头人种田靠天、点灯靠油、大米靠人力用砻礳的落后状况。凭着这么个稀奇玩意，陂头村的人们第一次用上了电灯，成了轰动十里八乡的大新闻，把一些外村的大姑娘小伙子羡慕得不得了。

修好了圩堤，并不代表着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这些堤坝都是土堤，防洪等级也并不高，如遇高水位、长时间浸泡，难免出现管涌、渗漏险情。每年的防汛抗洪，沂江都是全民皆兵。水位超过警戒线，就是进入一级战备的号令，物料、人员全部到位，党员干部带头，分段负责。可以说，每一次防洪，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役，风险不断，波澜起伏。老百姓也深知抗洪抢险的重要性，不需要多作动员，一个广播，所有的正劳力就自觉赶到大堤上巡堤查险，也涌现了许多激流勇进、舍身忘死、舍小家为大家的抗洪抢险人物事迹。每遇危险，大家都是倾囊相救，把被子拿来堵管涌、拆房梁用来打木桩的，数不胜数。

在周老的记忆中，记忆尤为深刻的险情有两次。一次赣江防洪，当时高水位已经延续了很久，大堤开始出现了部分堤脚松软的迹象。巡堤人员打起万分小心，一寸寸摸排，不放过一处疑点。当走到沂江村委会的李家村时，看到堤脚有几户民宅。巡堤员坚持要到屋里去排查，这一进去不要紧，发现灶下的地面竟然软得跟发泡的面似的，脚一踩连长筒胶鞋都直陷下去，险情一触即发，把所有人吓出一身冷汗。大家赶忙搬来草袋围成一圈，卵石压脚导水，前堵后排，排除了一次危在旦夕的管涌溃堤险情。还有一次则是在水西江堤，堤岸因为长时间浸泡，内坡多处出现部分坍塌，大堤摇摇欲坠，眼看不保，堤段负责人果断叫人打开水闸，把洪水引进堤内，降低堤内外的水位差，减轻洪水对大堤的压迫和冲刷。看着自己的家被一寸寸上涨的洪水淹没，百姓对此却毫无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虽然家园被水淹了，但大堤保住了。堤坝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只有堤坝还在，他们的家园才有恢复的希望。

走在堤上，极目远眺，红霞满天，风息微凉，天地寥廓，岁月静好，成了沂江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人们的日子在大堤脚下茂盛生长绵延。脚触摸着大堤的肌体，还能感受到血脉雄浑的跳动，肌肉有力的伸缩，就如同祖辈们劳动时的号子一样充满豪情，激荡人心。他们，从来不曾远去，也不会远去，他们就一直栖息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呼吸与共，脉络相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