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才
网站用户
杨子
卖油翁
二零一九年八月的一天，县城大街上车来人往。柏油路边的杨树和柳树，迎着清风，身披绿油油的盛装，轻轻地舞动着婆娑的身姿。从树枝的叶子缝里飘下的丝丝缕缕的阳光，在路面描绘着美丽的夏日的图画。在临街的一家酒店里，在靠窗的一间雅间里，几位男士和女士优雅的谈笑着。言谈中不乏成功者的喜悦，也有奋斗者的艰辛。
这是几位当年高考的娇子。
虽然年过半百，但说起曾经的考试经历，仍然感慨万千。道说自己的不容易，感叹自己的幸运。想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鱼跃龙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自己也许是哪方田地里的一个农民，或者在那个工地搬砖头，最大的出息也许是成为一名技术工人，也不过是木工、瓦工而已。而现在，环视在座的各位，两名会计师，一名企业家，一位副局长。真是岁月照人，百味人生呀！
一位女士对我说：“杨子，本来你应该是一名律师，可让人顶替了。不过也就是少了一位律师，多了一位儒商，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的。”
“让人顶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国家的政策就是那样，咱们小老百姓只能认命哇。”我笑着说，同学们都叫我杨子。虽然对当年被顶替的事怀疑了三十年。
“你真是个老实憨，顶你的那个人的父亲当时已经不是老师了。他曾经当过老师，但不是当过教师就能享受照顾的。这个事全县的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她愤愤地说。
“不过三十年过去了，你现在也挺好的。”她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道。
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同学们岔开了话题，都知道这件事对我的伤害之深，都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刻骨铭心。
饭后，我回到了办公室，望着窗外西落的太阳，看着宝贝河清清的流水，我陷入了沉思。河对岸的柳树依依地摆动，仿佛故意招摇鲜嫩的枝叶。我的眼睛有些模糊，往事一幕
幕地在眼前出现。
一
自治区司法学校，我只去过一次。
一九八九年的八月份，我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让我去自治区司法学校面试。 我兴奋地向家里通报了这一消息。全家激动之余，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以示庆贺。祖祖辈辈的农民家庭，走出来一名在村民的眼里，像古时科考中举一样的人，真是光耀门楣呀！父亲给我凑了路费，我满心欢喜地前往学校面试。
司法学校在自治区首府。我家在首府南面，直线距离大概二十五公里，但没有通往村庄的公路。好在骑自行车可以走，穿过五公里的土路，就到了国道，然后可直达市区。我骑着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上路了。白云在天空流淌，微凉的风儿轻拂我的衣裳，田野里偶有野花冒出来，路边的青草郁郁葱葱，不时有牛羊伸颈张望。道路凹凸不平，大胶车，排子车碾下的车辙印里还有些泥糊糊。我推一段，骑一段，不觉得道路有多么难走。太阳升高了，到了公路上，不时有汽车从身边一呼而过，我骑着车飞快地走在黑色的路面上，哼着歌儿欢欣舒畅。
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颠簸劳累，已经到了司法学校的门前。面试的过程中，还遇见了县民族中学的校长，也是我母校的校长。在学校里，老师们和学生们大都认得我。我是校报总编，经常在上面写点自以为是的文章诗歌，小有名气。校长带一顶前进帽，中等偏高的身材，稍微有点胖，见到我很高兴。想不到的是，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忆很深的话，“这回咱们县要出一位好律师了。”
或许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的未来应该有所为。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除了英语之外，其它科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整个中学时代，课堂上老师念的范文基本是我的作文。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创办了《沙绿文学社》，主编社长一身兼二职，那是当时学校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县文化馆还专门把我写的诗发表在文化馆的板报上。当时青春年少，虽然大部分所谓的诗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也写了一大本子，用八开白纸叠起来，做成十六开书本杂志的样子。两面写，自己编了目录和页码，厚厚的一本。在我结婚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带在身边，可是经不住屡次迁徙，终于丢掉了。在中学时代，这也是我最辉煌的成果了。《沙绿》文学社还被县志记载。
只有一个缺憾，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提不起来。他占去了每天的早晨时间，占用了大部分的课余时间，但终究还是提不起来。最后，在高考的时候，只能选择中专，当时很时髦的高中文科中专。这种中专就是专们为我们这些英语成绩差，其它科目还行的学生准备的，也是一线美丽的生机吧。国家也包分配，学制二年。早工作早赚钱，早点贴补家用，太适合我了。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贫寒子弟准备的。
老师们也许有道理。从学识、文笔、口才，他们认为我学法律，是我的最佳人生之路。
面试很快结束了，在绵绵的阳光下，在细细的微风里，带着美好的希望，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返回了家。在同学们和村民们的赞叹声中等待着梦中都盼望的录取通知书。
二
鲤鱼跳龙门，是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每个学生都希望自己能跳过高考这道龙门。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尾小小的鲤鱼。当时是八十年代末，高考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弥漫硝烟。全国的学子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八日、九日这三天里，都要在考场里冲锋陷阵。特别是农家子弟，实际上是当时唯一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机会。农家子弟知道农民的苦楚，他们看惯了春耕秋收，夏锄冬藏，田野风光对他们而言稀松平常。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就不是讲真正的种地人，那么辛苦，披星戴月，怎么还草盛豆稀？陶老先生至多是装装样子，让他在七月的骄阳下锄上一下午地，他就没有诗兴了，不过是一地主文人的文骚雅致罢了。
高考的日子，是神圣的日子。这一天，全国有高三毕业生的家庭，都处在最紧张，最兴奋的状态。当然，也有例外，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祖辈以来就没有吃过皇粮，不知道跳过龙门吃上皇粮是啥样子。他们只知道考上以后就不用种地了，仅此而已。所以我考我的试，他们种他们的地。只是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在需要生活费的时候，把汗水换来的劳动所得给我带上。不够了，或借或贷，总不能让我饿着。但我相信他们心里，热切地盼望他们的小儿子能够考上，能够脱离祖祖辈辈的土里刨食，辛苦劳作的农民生活。这是一个深植于他们心中的愿望，一定深埋于他们心底。
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高考开始了。
我是应届生，当时流行补习，补上三年，五年参加考试不是稀罕事。甚至有自嘲为八年抗战者。连考八年，有考上的，也有最终遗恨终生的。这些人中有不少受了刺激，有精神失常者，有离家出走者，百态考生，百态人生。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就因高考失利，离家出走了，到现在也没有音信。
补习生有补习生的优势，久经沙场，内容也重复学了几遍。但应届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心理负担轻，临场发挥好一些。但总体上，当时的考场上，特别在县级的普通中学，补习生优势极大，每年录取的学生中，应届生寥寥无几。我们那一届学生，全县文科班考上本科大学的只有一人，据说现在在国家社科院工作。应届生考上文科中专两人，我和另外一名考生。
考试时，我发挥极好，一点也没有浪费平日之学。当时的政治课试卷，里面包含有二十分时事政治，许多考生大搞复习资料，考试前三个月就开始背诵。但我认为不应该，那样的话，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买时事复习资料，要花不少钱，我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二是总共二十分，投入那么多的时间不值。另外，我认为，时事政治平常注意一下就行了，它一定是考国家想让人民群众知道的时事政策，不会生僻。否则就失去了放在高考里考察的意义。目的就是培养同学们的家国情怀，关心国家大事和时事的习惯。所以，在考试前夕，我把同学的复习资料借过来看了一天，结合平时的积累，重点浏览了一些当时国家提倡的内容。结果，二十分一分未丢，相反，许多背了几个月的同学得满分的几乎没有，有的甚至得分一半。
在县一中的三楼，我眺望远处的云朵，白的那么迷人。我甚至想摘下来，和我一起享受愉悦的心情。考生们鱼贯走出了考场，有愁眉苦脸者，有喜笑颜开者。甚至听到了声音不太高的哭声，也许是激动，也许是悲伤。但高考本身就是考生的解脱，不管怎么样，中学时代结束了。补习生辛苦复习的结果，不管是好是坏，终于落地了。
考试结束后，我和另外两名考生在一中宿舍里呆了一晚上。夜幕降临了，我们一起走进操场，三个人之间话语不多，各自想自己的心思。坐在地上，望天上的繁星点点，想不久后公布的高考分数，到那时也许喜气洋洋，也许悲伤。但都有可能眼泪汪汪，激动的，痛苦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高考分数公布后流眼泪没有人笑话。也许想着刚才小饭馆的三碗面条，共同点是三个人都没有钱了，还是我搜寻出三碗面条的钱。
我回到了家，一个土默川平原普通的小村庄。等待是痛苦的，有这样一句话，等待是痛苦的一种幸福。那几天在一种洋洋的自信中，等待高考成绩的公布，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只能按大概的时间去教育局招生办询问。白跑了几趟后，补习过的同学告诉我，公布时会把名单贴在招生办的玻璃上，时间每年都差不多。并告诉了我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按照这个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像风一样来到了教育局招生办。果然，在窗户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高中文科中专总共录取八个人，我位列第七名，我被录取了。
我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办公室。主任给了我成绩条，我仔细地看了各科的成绩，和我预想的基本一样。我急切地问主任：
“我肯定被录取了吗？”
主任微微一笑：“肯定的，这几年高考是绝对分数，差一分也考不上。分数上去了，谁也取代不了。你报的是自治区司法学校，面试时间已经定了，不要耽误了，放心的回家准备吧。”
啊！多么敬爱的老师！他的话就像温暖的春风一样从我身上抚摸过。我感到招生办的办公室那么温馨，老师那么和蔼可亲！主任像灿烂的阳光一样，让我感到暖洋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甚至给主任鞠了一躬，放大了声音：
“谢谢！谢谢赵老师！”主任姓赵，叫赵老师没错的。而且，我认为老师最值得尊敬，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应该称呼老师的。
“不用谢，祝贺你！回家告诉家人吧，他们都等急了。”赵老师笑眯眯地说。
我离开了招生办的办公室，离开了这个让我感到温暖和温馨的房间。这是一个让我体味了像梦一样喜悦的地方，并刻下了痕迹，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一个清晰的符号！久久难忘，永远不能忘怀！
离开了招生办，向县一中走去。挺拔的白杨树迎风招展，阳光从树丛中投射下来，在地上摇曳着美丽的倩影。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路边的柳树枝条纤纤，娇滴滴地摆动，向人们闪烁着夏日的热情。听人们说话的声音，看他们的笑容，没有素不相识的陌生，竟觉得像多日的朋友，似乎向我表达他们的祝贺。我穿一身破旧衣裳，骑着自行车，想过年一样；就像开一辆吉普车，神气昂扬。
不知不觉到了一中操场，迎面遇见了几位同学。他们早知道了消息，向我祝贺着，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他们没考上，准备补习，下一年再考。在操场里头，听到了喊我的身音，我返回头一看，原来是初中时期教物理课的阎老师。他瘦高的个头，白净的脸，穿一身干净的衣服，说话慢言慢语，温文儒雅，典型的知识分子。当年在乡中学时，对我很好，和学生们的关系很融洽，同学们非常喜欢他，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当时已调到县一中教高三物理。
他高兴的对我说，现在是绝对分数，分数高于一切， 录取没有问题了。
阎老师问我：
“报的什么学校？”
“自治区司法学校。”我抑制不住喜悦，有点小小的得意之情。
“太好了！”阎老师高兴地说，“祝贺你！初中时我就看好你，可惜家在农村，英语基础不好，要不然一定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不过，在咱们这个小地方，这回要出一位律师了，你肯定是一位好律师！”
阎老师和校长说了一样的话，我将要成为一名律师，或许真的要成为一名律师了。
阎老师接着说：“另外告诉你，司法学校是要面试的，回去准备吧！祝你成功！”
“好的，谢谢阎老师！刚才招生办也告诉我了，准备面试的。”我的声音像清脆的铃声。
我谢过了阎老师，离开了操场，离开了县城。哼唱着不着调的自我陶醉的歌儿，在自行车吱吱扭扭的旋律声里，在一路花花草草的微笑中，回到了小村庄里的家，和家人享受着美好的希望......
三
听说有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自己的久久没有音信，非常着急。想着应该快到了。也许是邮局里落下了，也不一定司法学校通知书比其它学校慢，胡思乱想。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到教育局招生办问询一下吧！于是，骑着那辆陪伴了我五年的自行车，又出发了。一路上骑得飞快。我安慰自己，快是没有用的，再累你也飞不起来！通知书别人抢不走，只是迟来和早来的事情，自己不过是等不及了，去看一看罢了。不巧，走到一个村子里，轮胎扎上了钉子，走不了了。自行车虽然破旧，可相伴了我五年，感情深着哩！它伴我读书，伴我假期当小工，搬砖头。在县城和家乡之间，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有时间的话，还要用旧布头擦拭干净。可这次还是抓住车架甩了甩它。伙计，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找地方补吧。村里没有修车的地方，去一个小卖店，买了胶水，要了一块自行车里胎，补了起来。修自行车不外行，自己经常修。中午的时候，赶到了县城，单位下班了。我只好到饭馆吃了一碗面，外加一大碗面汤，老板娘看了看我，我赶紧付了面钱，离开饭馆。
在教育局楼下，我一直等到招生办赵老师上班。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赵老师跺着方步走了过来。
我迎上去就问：“赵老师，通知书还没到呀！”
“来不了了，你没有考上。”赵老师幽幽的说道。
“什么？没考上！怎么会没考上？”我急促的声音没有一点停顿。
“你回办公室，我跟你慢慢说。”看我有点急，赵老师语气缓和了些，从从容容地示意我跟他回办公室。
赵老师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说道：“县里的招生名额被上级取消了一个，原来录取八个人，现在只剩了七个名额了，所以你就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他平静地说着，没有惋惜，也没有感叹，没有些许额外的表情，脸部的肌肉和进来的时后一个样，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就像一坨用泥巴造成的肉样的塑胎，只那张嘴一张一合。
“我考了第七名呀！”我脑海里的忧伤有了一丝惊喜的游丝。
“很不巧，第七名考生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是教师！”赵老师加重了语气。
“按照政策，他应该在总分数上再加十分，这样在总分上超过了你。”这位主任继续着他口齿清楚的无喜无忧无惊无奇的一个语调的说辞。
“你虽然考了第七名，但第八名加上十分后，总分比你高一分半，所以你就落选了。现在是绝对分数，不会有错的。”
“我看看第七名的成绩。”我愤愤地说。
主任拿出成绩单，我加了一下，第七名加上十分后，确实超我一分半。
我无语了！这就是我等到的结果！这就是我梦牵魂绕的结果！这是一个夏日飞雪的结果！这是一个一生不能忘记，饮恨终生，但又无可奈何的结果！
我落榜了，没有考中！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了又问，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主任毫无表情的神气，一副他认为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脸孔告诉我，这是肯定的事，没有孙悟空的本事，不能起死回生了。
我咬着嘴唇，我只能咬着嘴唇。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
是啊，第七名考生的父亲是教师，灵魂的工程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理应得到国家和人民的照顾;而你的父亲是农民，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都不知道县政府和教育局的大门是什么样子，种出粮食来，自己吃掉一部分，一部分交了公粮。每年交的公粮只有几百斤，粮价二、三毛钱一斤，不够一位教师五天的工资。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和人家做教师的父亲有天壤之别，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况且照顾加分的政策是国家的大政方针，面对的是全国人民，不是专门针对你一个人。但不管怎样，时代总是有沙子的，当这粒沙子打在一位无辜者的身上，一名小老百姓的头上，会把人打死的，打不死，也会打个半死。比如我，就被打得疼在了心里，遍体鳞伤，差点打瞎了眼睛，
“那我怎么办呢？”我傻傻的问。
“还能怎么样！两条路，一条回家种地；一条补习，准备明年再考。”主任不耐烦地说。
“我不服！我要去告。”我发起了疯劲，也许是年轻人该有的精神，应该是不屈的灵魂的声音。难道我的一切就这样失去了吗？这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一定会有肮脏的交易发生。直觉告诉我，但我找不到，我也不可能找到。我只是一名农村里的穷孩子，我见到的最大的领导就是校长和这位主任了。
“你去告？去那里告？告谁？省点心吧！”主任不屑地说。
我确实不知道到哪里去告。
“取消名额是盟里的事，县里干涉不了，也不了解情况。这是上级的统一安排。教师子女加分是国家的政策，对谁都一样，你能告了谁？你还能把盟教育处告到了吗？”
“娃娃，停停儿的去哇，不要影响我的工作。”主任一脸厌倦地说。
主任赶我走了。我太讨厌了，这样平平常常的事情，你接受就可以了吗！你这点小命运还值得追究，何必多嘴多问？你命该如此，一个农村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我确实掀不起什么波浪，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顺其自然，从外面看，这篇光辉的顶替文章，没有任何破绽，是那么的光鲜明亮。但我觉得，这一定不是阳光下的东西，一定有龌龊的交易。只是我搞不清楚，没有能力搞清楚。只知道自己落榜了。
从招生办出来，我茫无目的地走在县城的路上。太阳还是那样，继续放着它耀眼的光芒。热浪袭击着我。路边的垂柳披头散发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我感到心里有一种东西，捂在胸口上。我极力地控制自己，扶着自行车缓缓地站了一会儿，在自行车的支撑下没有跌倒。我抬头望着无边无际的天空，死寂的空气憋得我不住地呼吸。人说十年寒窗，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十一年寒窗，也经历了苦寒风雨中的来来往往。想起了油灯下的苦读，自己高度的近视眼，更想起了父母为我读书而付出的辛苦。烈日下，在田地里，他们锄草，他们收割。他们拼尽了全力，用牙缝里挤出的每一分钱供我读书。盼着家里能出一个吃商品粮的人，盼望着能出一个“官帽子”下的人，可是，他们朴素的愿望落空了。在这个骄阳似火的夏天里，被一股凛冽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儿子，没有辜负朴素的期望，他学习，他努力；脱皮掉肉地学习，忍饥挨饿地努力。他过关了，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历经千辛万苦，闯过了关，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过了高考的关口，冲了过来。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桥对面，埋伏着许多火力更猛的暗堡，有许多枪手，训练有素的枪手，他们的子弹对准了你们的儿子的胸膛，在过桥的一刹那，猛扣扳机，你们的儿子连流出鲜血的机会都没有，就掉到了桥下，连个水花也没有溅起，就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
忽然一个念头在脑中升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呀！你应该去找教育局，他们不是管着招生办吗？”
这样想着，返身又进了招生办。“这样就结束了，不行！我去找教育局。”
“爱找谁就找谁！教育局李局长分管招生的事。”主任头也没抬，一脸厌恶的说。
我疯了一样，真像疯了一样地去了教育局。已经下班了，看门的老大爷告诉我，李局长住在一中后面的家属院，到那里打听一下就能找到。老人还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不满，甚至还骂了一句当地的国骂：“活个泡”。这是那天我听到的最真诚最热情的语言。
我找到了李局长的家。脸憋得通红，胸脯一起一伏，李局长态度平和，并没有说激烈的话，轻轻地说：
“你这种事的确少见，实在是太巧了。简直就是百年一遇。”
“是呀！哪能这么巧了？肯定有人走了门子，把我顶了。”我近乎喊着说。
“也不能这么说，盟里的调整太遥远了，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能协调了的。教师子女按国家政策加分照顾，也是正常的，合理合法。你这个事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我看你还是做下一步的打算吧。”
很慢的语速，舒缓的调子，平静的神态。我找不到不对的地方，只能站着喘气。我不知道当时头发有没有竖起来。
“还是回家做下一步的打算吧！不过我建议你去补习，你这种情况明年考上的可能性很大。”看我有些傻呆，李局长又说。
“我要去盟里，找盟长。”我几乎是吼着说。
“娃娃，我是看你是农村里的学生，才这样跟你说。我不建议你去，能调整旗县招生名额的人，一定是副盟长一级的人。他们有理由，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次调整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李局长停顿了一下，又说：
“你一定要去的话，盟委就不要去了，你去了连盟长的影子也见不上。去教育处问问吧！教育处的特处长分管招生办。”
我还站着没有动。看着呆呆的我，李局长又说：
“我是可怜你一个村里的娃娃，家里头哪有钱？去盟里要坐火车、汽车、吃饭，住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你还不如省下这些钱，准备下一年的补习。”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突然间，我愤怒地吼道“我一定要去，他们一定走了门子，把我顶了。”说完，几乎是哭着离开了李局长的家。
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一定有蹊跷。但是没有从第七名考生身上去考虑，对他的教师子女身份没有一丝怀疑。我觉得教师书可以教得差，但教师身份不会有假。从小接受老师的教育，对老师的尊重渗透进血液里。
时代的灰尘，飞扬在风尘中的沙子，有时会让人睁不开眼睛。但最终会风消云散，明朗的阳光撒满天空。但这些沙子飞到了哪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不堪其重，甚至被压死。一粒沙子打我就够疼了，怎么同时享受了两粒沙子？我是不是是一个恶人转世，老天爷故意惩罚。如果没有因果缘由，怎么偏偏是我？天啊！谁来回答我？
我推着那辆和我同甘苦、同欢乐、共忧愁的自行车，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各种念头，包括生，包括死，忽忽闪闪，就像八角章鱼一样盘旋在脑子里。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闪过一幕一幕的景象，我不能自己了，眼睛朦朦胧胧，那滚烫的泪珠终于夺眶而出了。
在县城的街上，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着。
回去的路在县城的北面，我向县城的东面一直走了下去。细细的黄土在风中飞扬，它们不住的在我的脸上拍打。杨树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在我的眼前晃着白色的光，行人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一定会产生疑问：“这个小后生怎么了？疯了吗？”
“没长眼睛，寻死吗？”一个路人骂道。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乱走，不管马车汽车，不管有人没人。
我开始清醒了一些。还得感谢那位骂我的路人，如果不是他的痛骂，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还是搞不清方向，继续一路走下去，一直地走了下去......
离县城已经很远了。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有两块道路指示牌。一块指向凉城县，一块指向山西省。我停在那里，虚无缥缈地思绪开始收拢回来，眼睛也渐渐地清楚了一些。
我明白过来了，我走错了方向。这样下去离家会越来越远。这是县城东面，再往下走就到了山区了。过了三岔路口，通往前面的路旁，两面都是山，山连山，一眼望不到边。我家在县城的北面，属于河套平原的一部分，一马平川。向身后望一望，太阳已经把碎碎的步伐换成了前行的轮子，一路向西落下去。已经有了凉意，虽然是夏天，北方的天气有时也一日几变。白天灼热，晚上有些清冷正常不过了。我的头脑被这凉意逼得清醒了，返身开始了回家的路程。
该回去了！快快的回家去吧！家人在等你的消息，不管什么样的消息，好消息，坏消息，总得带一个消息回去。在父母眼里，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比一份录取通知书更重要。此时，他们一定在焦急的等你。姐姐在等你，哥哥在等你，妹妹在等你，牙牙学语的小侄儿、小侄女在等你！他们盼你回去，他们在等你回去......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止不住地流。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泪就是鲜红的血。在这落日即将离去的傍晚，晚霞在无边的西方散开，一个无助男儿的血化作了两行浑浊的热泪，洒在了这一方土地上，撒在了这一方他热爱的，漫散着夕阳余辉的地土地上。
走在夜幕即将把我笼罩的路上，我心潮起伏，伴着回家的长路，伴着自行车咯吱咯吱的声响，悠悠的思绪在头脑中盘旋，这一条路，这一条家里到县城的路，这一条熟悉的路，走了很久很久......
三
二俊......
二俊......二俊......
一个人在距离村庄五里远的荒滩上喊着，反复叫着一个名字。二俊是我的小名，喊我小名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是我哥哥。他在上山的路上没有找到我，问了许多一起去掏根子的人，都说下山的路上看见我了，肯定是下山了。去收根子的老板那里去问，我却没有去卖根子。
全村掏根子的人都回来了，我却没有回家。
家里人急了，分头去找。哥哥负责顺着上山的路去找，一直到了山里，没有找到。他在山里喊我的名字，没有回音;返回南滩找，没有人影。于是，他就在荒滩上喊，一声一声地喊，但是，只有他自己的回声，没有我的回音。
这是我高一年级时候的事情。为了贴补家用，为了下半年的学费，我跟着村民进山掏根子（甘草的根部，俗称根子）。这是一项能多挣一点钱的营生。当时，也没有破环环境一说，也没有保护植被的观念。有收根子的，就有掏根子的人。村民们每天带着干粮，带着水，早早地就迎着初升的太阳进山了。能干的后生一天能挣五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高收入。我十七岁，没有干过重活，也不会掏，一天最多能挣六块钱。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当时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三十块钱。但是这活儿需要体力和耐力，而且得会掏，不然费了劲也掏不到，有办法经济能力稍好的家庭是不让孩子来干这个的。骄阳似火下，汗流浃背，村民们带水的塑料卡子都能装下十斤水，有时还不够喝。一天翻过的土能拉一大卡车。我不管这些，能掏上几天，下半年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跟着村民出发了。我的自行车不争气，闸不灵，在山路上行走太难了。上坡还可以，下坡就控制不住了。挖了一天的土，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把掏好的根子捆住，用绳子绑在后车架上，跟随掏根子的人流下山了。没有车闸的自行车，让我深切地体会了什么叫上山容易下山难。根本不能骑，坡平缓一些还能骑一段，稍微陡一点就不能骑了，得下来推着走。这样走着走着，跟其他村民就拉开了距离，越拉越远。最后，路上只留下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越走越累，俩腿就像灌了铅。在漆黑的夜幕中，路边的树梢被风吹的噗噜噜的响，高大的蒿草摇着他们即将枯槁的身子，旷野里不时传出不知名的小动物的叫声。山路的边上，生长着不少蒺藜，上面有尖刺，白天看得清，晚上就模糊一片。
在黑暗中，自行车的轮胎瘪了。一定是扎上蒺藜了，这样我一下也不能骑了。还没有到坡脚下，下了坡距离家还有十公里路，不能骑，怎么走回去？我想起坡脚下的一个村庄，那里有我的一个同学，可以先去同学家把胎补好，然后再走。想好后身上也有了一点力气，当我赶到同学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睡觉了。
同学父亲帮我补好了胎，又给我热了饭。叔叔非常和蔼，看我精疲力尽的样子，劝我明天再回家，在他家呆一晚，歇一歇。况且时间也太晚了，快十二点了。我也没有多想，倒头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去另一个村子卖根子，收根子的老板问我：
“昨天哪里去了？你哥哥半夜里来我这里找你？”
我这才想起来，一黑夜没回家，家里人一定着急坏了。我飞速回到家，才知道了昨天夜里的事情，才知道了家人的担心，才知道了哥哥半夜里找我，才知道了哥哥山里边喊我，才知道了原野里哥哥长长得喊声......
高一和高二的时候，我不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因为每月要交三十块的饭钱，另外还要三十斤白面，每学期还要一百斤土豆，以及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实在负担不起，只能使用煤油炉子，自己做饭。好在当时学校对这些事管理不严，夏天用煤油炉子，冬天宿舍里有火炉子，就省了煤油，用火炉子做饭。每个星期六回家取小米，土豆等食材，一个星期搬运一次。父母年迈，农活需要人帮扶，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可以帮着干一点。冬天的时候，回去的少一些。天气冷，家里的活儿少一些。呆在学校里，多一些学习时间。这两天也不用做饭，有许多离县城近的同学回了家，能余出一些饭菜。学校实行月餐制，一次交一个月的伙食费，中途不给退。也有一些细心的同学，让你把菜吃掉，把馒头给他留下来。高三的时候，准备高考，时间太紧张了，我没有时间做饭了，才开始吃食堂的饭。
为了能把三年高中读下来，每年暑假都要打工。有时候做一些小买卖，为下半年的学杂费做准备。我修过公路，当过壮工，贩过葱卖过菜，做着一般高中生不曾做的事。高二暑假的时候，托人在一所学校里做小工，修围墙，每天三块五的工资。这是一个成年壮工的工资，当时一个瓦工老师傅的工资是六块钱。每天干十个小时的活儿，推砖，搅拌水泥，一天下来，身体都快散架了，累得够呛！但毕竟身小力微，虽然拼尽全力，但工头还是不满意。这也不能完全怪工头，我确实做不好营生，也干不过其他壮工。工地是要效益的，不是慈善机构。我年龄小，没有干过那么重的活儿，这可是重体力劳动呀！每天灰头土脸，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挣一个壮工的工钱，就得干满一个壮工的活儿。
这一天，工头叫住了我说：“眼镜儿，（对我的别称），今天你别推砖了，有几辆小推车的轮胎破了，你给补补吧。”说完，笑了一下。
“哎呀！刘工（对工头尊称为某工），我没有补过，不会补呀。”我看着刘工说。
“补哇，下午没你的活了，什么也得学。”刘工看了我一眼，忙他的事去了。
很清楚，不去补胎，就得回家了。我看着几辆小推车，犯了难。
我拜我那辆破车所赐，补过自行车轮胎。小推车的轮胎又硬又厚，比自行车轮胎大了许多。工具只有螺丝刀和铁棍，这可是逼着鸭子上架呀！但必须补，否则工作就丢了。下半年的学杂费哪里找？我去五金店买了胶水，补胎的旧里胎是现成的，然后就干起来。曾经看见过手艺人补排子车的轮胎，和小推车是一样的。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小车倒过来，用铁棍撬起一点外胎皮，一点一点地往下撬，轮胎慢慢地“砰”“砰”地蹦出来了。但毕竟没有修过，取轮胎的过程中，把里胎又扎了几个口子。原来一个跑气的地方，等我把轮胎取下来后，里胎也面目全非了。好在补口子和自行车里胎一样，我会补，多补几个口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这样，一天的功夫，几辆小推车都修好了。从工钱比较，比请修理工合算，更比拉出去到修理部去修省了不少钱。收工后，一些工人和工头诡异地笑了起来。
四
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努力，在这样一场高考中，化为了乌有，化为了泡影。我觉得世界欺骗了我，感到努力和成功的关系如此疏远，竟然有如此大的距离。我甚至想到了不回去。去年就有一位一中的同学，因高考落榜离家走了，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可能永远走了。月光下的柏油路长长的没有尽头，树枝摇着它们的叶子，扑剌剌地响，似乎述说着我听不懂的忧伤。路旁地里的夜虫不着调地发出就像废铁摩擦一样的声音。在这孤冷的月光下，独行的我，弱小的一个生命在踽踽独行。我觉得自己就是落在地上的半片树叶，风吹走，车辗过，只能发出微弱的仅自己能听见的一丝细声。你连一片都不是，在这场游戏中，你都不如一片树叶。
我含着泪水的眼睛，似乎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那是父亲，那不是他的铁犁吗？那是母亲，那不是她的缝纫机吗？亲人们在我眼前不断地晃动，来来回回的行走。他们看着我，轻声地呼唤。我甩了甩头发，用力地让自己清醒，拼尽力气喊了几声，长长的吸了几口夜空里的空气，让清凉的夜风沁入胸中。你毕竟是一个生命，在那些邪恶的眼睛里，你不是什么，但在你亲人的眼里，你是他们的风景，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未来的依靠。在这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你不断地索取，从没有付出什么。你没有给他们买过一颗苹果，没有买过一斤白面，没有给做过一件衣服。你所做的就是要生活费，要学杂费，自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一个贪婪的没有付出任何回报的人。他们养育了你，即使不图有多大的汇报，但一定想看到你有一个快乐的生活。一定不想见到你现在的样子，最起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做一个有方向的人，不做没方向的事。
我想起了一首诗，这是我高中一年级写的：
茫茫雪原千里冰封
一串脚印已经启程
那个雪中的孤影
狂风中和着雪前行
他在追寻
雪原的前方
有一个美丽的梦
那个身影
那个雪中前行的人
雪花埋掉了身后的脚印
也许有独狼
陪伴着饥饿和寒冷
但，他和着寒风
体味着生命的旅程
雪原啊！你是那样的辽阔，我怎么能望得到头？雪原啊！你的雪花是那样的厚，我的几个脚印怎么能蹚开一条路？在寒风中，孤身孑影的你，快快转回身吧！趁着狂风没有把你来时的脚印埋掉，赶紧回去吧！至少现在还迷失不了方向。走吧，寒风暴雪会把你冻死的，大雪会让你消失的。
“你还在追寻吗？”
“你在追寻什么呀”
“即使追寻到了，又能是你的吗”
空寂的原野上，响起了回音......
回去吧，你一定得回去。你永远忘不了那一年父亲无奈的脸色，永远忘不了。你一定要为父母争气呀！一定不要让他们为了几块钱而抬不起头来。
高二的时候，也忘了是什么事，学校要交十块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到家，跟父亲说了，父亲没有说话。我知道家里没有钱，父亲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十块钱。星期六晚上，妈妈对父亲说：”你经常给人看病，从来也不收钱！明天二俊要用十块钱。你去三亮家碰一下吧！刚给他家看了病，烟也没有抽一根，他家有两个挣钱的，不差这一点钱。去借一点吧。实在没有借的地方了。”
父亲抬起头：“能借上了？”
“试一下吧。”母亲说，“刚给他们家看过病，要是去医院或者到外村请个医生，花的可不止十块钱，输一次液就得大几十哩。”
“唉，我试试哇。”父亲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第二天，父亲半前晌离开家，很快回来了。回到屋里，没有跟我说话。我知道父亲没有借到钱。
父亲是手艺人。他会木匠，毛毛匠，并且是农村的中医。看病从来不收钱。可耽误的是自己的干活时间。耍手艺也挣不了几个钱。人傲犟，他一般不会和别人借钱的，虽然经济拮据，但家里工具齐全，左邻右舍的农具都没有我们齐备。别人来借时，从不吝惜。
下午我去学校的时候，妈妈又不知道走了几家人，凑够了这十块钱。
父亲和母亲好像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眼泪蒙住了眼睛，我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而活着，许多人为你而坚强的活着。你是因为亲人们无私的付出，你才能活着。你必须活着，用你微博的力量支撑你的生命。
我想有一把利斧，把前面路上的那棵张牙舞爪的树枝砍掉；我更想用这把利斧，把那些摧毁我理想，撕掉我生活信念，把我辛苦几十年公平得来的成果夺去的恶人们的皮划开，看看他们的血是不是红的，难道和这树木的血液一样，没有颜色吗？但我不知道找谁，我确实分不清是谁在戕害我。
风啊
请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一样的血肉
我们是一样的皮肤
只因不一样的出生
同一块土地，同一间考场
分数低的欢笑着拥抱命运
分数高的哭泣着黑夜独行
我们渺小
可也是人
茫茫天空
你的人生是金子
我们就是废铁烂铜？
这吃人的事情！
这吃人的事情！
我揣着挥起刀子的愤怒
却找不到理论的去处
五
一声汽笛的凄厉长鸣，打破了子夜的寂静。我坐上了通往盟所在地A城的火车。为了省一夜旅馆的店钱，坐上了这趟子夜停在小站的火车。前半夜在火车站休息，后半夜在火车上站着，天明的时候，正好抵达A城。一位堂兄听了我被顶替的事情，实在气不过，说老天爷一定有眼睛，总有说理的地方。给我五十块钱做路费，去A城教育处找人，并挥着拳头说：“找教育处长，找到了给个说法，不然就死在他家里，没有天理了，反正咱老百姓的命不值钱。”
我是没有勇气去死的，但确实是带着一颗毫无生气、如死灰般的心坐上火车的。命运这样无情，这样捉弄一个面对艰难生活不屈不挠的年轻人，那么我也就把许多留恋抛弃吧！被别人玩弄，又不知道是谁玩弄了你，这样没出息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
A城火车站，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过了地道。可搞不清方向了，东南西北正好相反。站了好一会儿，神神叨叨的自言自语了几句，在一个公交车站牌下盘腿坐了一阵，才缓过来。已经是早上八点了，楼房挡住了太阳的光芒，路旁的树木微微摇摆，枝条上的叶子无精打采地看着我。一番打听后，找到了通往教育处的公交车。挤上车后，晕晕乎乎的到了教育处大门口。记得县教育局的李局长说过，盟教育处的特处长分管招生工作。我走进大楼，门卫是一个和蔼的大爷，告诉我特处长的办公室在二楼。我敲了门，没有反应；又敲了门，没有反应。隔壁办公室有人，开着门，我向里面看了看，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正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严肃地问：
“你找谁？”
“找特处长。”我声音不高，怯怯地回答。
“特处长不在。”标准的普通话，扬起眉毛用余光飞速扫了我一下。
“那...特处长......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声音拉长了。
“不知道！”一双洁白艳丽地手晃了一下，“砰”的一声，在我眼前立起了一道严实的黄色的门。我这才看清了门上的三个字：办公室。
下楼以后，见到了门卫大爷。微笑地问：”没找到？”我说不在，办公室有人，但不知道。
“我想去特处长的家里找，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我声音低低地问。
大爷又看看了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给了我。并示意我离开。我用感激的眼神望了大爷一眼，离开了教育处的大楼。
快到中午了，按纸条上的地址，在公交车的站牌上找到了地点。通往教育处家属楼只有两站地，等车的人很多。站在即将步入中天的太阳光下，我恍思着教育处的大楼，那关着的特处长的门，那开着又关掉的办公室的门，那扬起的眉毛下的余光，门卫大爷深深看我的眼神，在眼前回来过去的转。随着人群挤上了公交车，路边的模糊树影倏倏地飞过，我听到售票员报了站名，可怎么听也没有我要去的地方。正要去问售票员，公交车却停了下来，到终点站了。原来坐了相反方向的车，离教育处家属楼更远了。脑子太乱了。全部精神被愤怒的火炙烤着，我迷失了方向，我在A城第二次迷失了方向。
在对面马路上，步行了很长时间，找到了站牌。坐上返回的公交车，中午一点左右赶到了教育处家属楼，在一片楼房中找到了特处长的家。敲门，没反应；再敲门，没人。我想，中午应该在家吧！于是，我就坐在门前等，三点多了，门还没有动静。
我感到了饥饿。这才想起了，还是昨天晚上吃的饭。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吃饭，刚刚才有了该吃点东西的感觉。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在街上的一个三轮车的灌饼摊前，买了一个饼，向摊主要了一碗水喝。又去了特处长的楼门口，我想中午不回来，晚上一定回来吧。在等的过程中，也看到几个人，问讯了，也打听了，就是特处长的家。一位老奶奶甚至说：
“昨天见到他们一家人，还跟我打了招呼，也没听说出门呀！”
地址没有错，善良的门卫大爷不会说谎。
太阳已经在西山沉沉地落去，黑暗渐渐地落在了我身上。下班的时间早已过去，特处长还没有出现在家属楼的门口。
“晚上一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自言自语的喃喃着。
我一定要等他回来，找到他，向他述说这一百年不遇的冤屈，向他述说我的不幸。要他主持公道，拨开心中的疑云，还我心中的梦。
路上的街灯亮了。我走出了家属院，马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穿梭往来。自行车的铃声不绝于耳，小贩带着情调的吆喝声在夜空里飘荡，羊杂碎的膻味在空气中弥漫。天空中挂着半弯残月，星星闪动着些许的一点光，在遥远的天边挤眉弄眼。在长长的一段路上，长长的一段道路的路边上，长长的路边柳树的斑驳的月影里，小小的一个追索并满含热泪的灵魂徘徊着。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悟了小生灵面对绝望的无助。
特处长啊！你哪里去了？
不知不觉中，又走回了特处长的家门前，黑黑的窗户，没有灯光。
我站在那里......
家属院里渐渐地暗了下来，只有稀疏的几点灯光在大片的黑色中微微的透出一些光亮......
再没有亮光了，偌大的家属院完全笼罩在了黑暗之中。
在一个纸片上写着“旅馆”两个字的院子里，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和不知道哪里的三个人住了下来。睁着眼睛等待黎明的到来。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教育处。我想，今天特处长应该上班吧。但敲了门，没有回音。去了另一位处长的办公室，他告诉我，去找特处长，他分管招生办。
“我来了两次，都不在呀”我轻轻的说。
“那就不知道了，但应该在市里。”这位处长忙着往外走。
我拿出了特处长的住址，递给了已经站在门口的处长。
“对，特处长就住在这里。”一只手抓住了门。
我退了出来，只能去家里等。即使今天不睡觉，也要等到他。
我上了公交车，这次没有弄错方向，很顺利地找到了特处长家。敲一下门，没人答应；敲两声门，没有回声。我想，一定出门了，但是家里有人哇！晚上一定回来，我坐在门口等，一定等得到。
太阳照样向西边落去，晚霞得意了一会儿，也躲到夜幕里去了。中午没有吃饭，担心吃饭正好和特处长回家的时间错开。得出去吃点东西。想着特处长晚上回来，应该休息，不会再出去了。出去买个焙子吧，也喝点水，一天没吃饭确实饿了，渴的也厉害。我跑到街上，走进一家低矮的小饭馆，人家只卖面条。买了一碗面条，要了一碗面汤，喝了几大杯水，一溜烟又回到了教育处家属院。
特处长家的窗户里没有亮光......
家属院里的灯光又渐渐的暗了下来......
已经没有灯光了......
一个孤独的身影，一个受伤的灵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等待一位教育处的处长回家。在黑暗中，迷迷糊糊的，也许他睡着了。在他的心里，可能做着一个美丽的梦，他的嘴角微微地笑着，有时还说着梦话。夜里凉风习习，在一弯清冷的月光下，一个来自农村的倔强的憨傻小子，在异乡的城市里，斜靠在哪里睡着了......
黎明的微色渐渐地升了起来，冷冷的白光在天地间弥漫开来。我揉着眼睛走出了这个院子，离开了这个曾经天当被，地当床，一生忘记不了的地方。抬头看了看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了......
六
一九八九年九月，各地补习班开学的时候，我准备补习了。
在县一中校长的办公室里，老校长默默地听完我的叙说，突然，用拳头在办公桌上重重地砸了一下：“岂有此理！来补习吧，学杂费全免。”
一九九零年七月七日，我又坐在了考场里。
这一年，取得了第一名，我成了全县的文科状元。
七
叮铃铃......叮铃铃......急促的电话声响了起来。
我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友的声音，说大明街开了一家新茶店，有一批大红袍刚上货架，他买了，喝着不错，建议我买点尝尝。
我望了望窗外，夕阳的晚红只剩一点了。我默默地整理桌子上的资料，得加一会儿班，一下午的遐思耽误了手头的工作。我想，这么多年了，应该把这一切放下了。但是，总有像游丝一样的念想偶然在头脑中盘旋。如果当年盟里调整的名额不是私情所致，那么得到这个名额的考生就是命运的宠儿，我祝福他！如果顶替我的第七名考生，他的父亲的教师履历符合国家的照顾政策，他也是命运的宠儿，我也祝福他！可如果他们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顶替了我，在我的人生路上打了一个结，给我造成了无法弥合的创伤，那么，我将诅咒他们，让他们的良心永远受到谴责，受到折磨；让他们和与他们一起谋划顶替我的人，受到惩罚，得到与之相应的惩罚。
我走在清爽的晚风中，城市的霓虹灯亮了起来。一轮明亮的大月升上了天空。
2020年4月30日
农历四月初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