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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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浣花溪赠予了杜甫一生中琥珀色般的明净绚烂，那杜甫江阁保留的就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抹晚襟。
从成都浣花溪公园南门进入，是一条宽阔的“诗歌大道”，以我国三千年诗歌脉络为主题，按年代由清推至前秦直至楚辞诗经。大道左右两边的竹林松柏里，塑有历朝历代的著名诗人雕塑像。从群像中走过，可见昂首问天的屈原，三曹、初唐四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仰天长啸的陈子昂，以及三苏、泪眼问花的李清照，浩气冲天的文天祥……
诗歌大道旁，还有一条“新诗小径”，小径上或立着诗碑，或铺着诗砖，镌刻着闻一多、艾青、冰心、徐志摩、海子、舒婷等现当代诗人的诗作，分作“生命诗篇”、“爱情诗篇”、“故乡诗篇”等。
如今的浣花溪已成为成都面积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它的北侧和杜甫草堂临界处，一座小桥旁有座牌坊，上面是“少陵草堂”景观浮雕，用行云流水浅浮雕的方式雕塑杜甫草堂内的景观：照壁、正门、柴门、工部祠……杜甫草堂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基本上奠定了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座集纪念祠堂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十分阔气，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方圆占地两百余亩。
在历史的长河里，浣花溪是汇入长河的一支涓涓细流，杜甫是一朵耀眼的浪花。“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是他送给李白的，似乎更像自己人生的写照。
诗圣杜甫恐怕不会想到，他的文学成就能被后世极致推崇，更不会想到异国他乡那些碧眼紫髯的外邦人也会通过另外一种文字喜欢上杜诗。身后千余年，在他的茅屋草堂周围还被请来这么多“诗人”作陪，以及那些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造访者，也不知晓他是否会感到嘈杂。
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公元七五五年春，诗人杜甫告别洛阳，携家眷往华州，客秦州，寓同谷，翻越秦岭……流亡四千里后，意外地走进了一个明净绚丽的梦乡，“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
至此，他的腿再也迈不动了。在朋友的资助下，杜甫于百花潭北、万里桥边营建草堂，历时三月，草堂落成，在沿江的高地上，背向城郭，临锦江，可俯瞰郊野青葱。堂用白茅盖成，周围桤林蔽日、笼竹如烟、燕语莺莺，“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这是公元七六〇年的春末，杜甫已四十八岁。草堂为杜甫的生活，翻开了闲适的一页。春夜喜雨、江畔寻花、留连戏蝶，日子似乎就这么闲逸地展开了。浣花溪畔的草堂朴素而明净，后经他一番经营，草堂园亩扩展，树木繁密，水亭旁还添了专供垂钓、眺望的水槛。
茅屋草舍内，难得的温情与舒适，让杜甫一改往日的沉郁顿挫之风，寓居交游，赋诗题画，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精彩的千名绝唱。从“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所见的满堂春色，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春雨蒙蒙滋润大地的喜悦，再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的身心得到最大的舒缓和放纵，此时的他一切顺其自然，“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当代诗人冯至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却不了成都的草堂”。
倘若杜甫没有遇上浣花溪，他的那些温情的闲适诗，还能被催生吗？固执的杜甫虽然不擅风月，但清江和飞花偏偏整日温情地相对。浣花溪的秀逸，静静地铺展在那漫漫长路上，它先是作为一个迎接和安顿，后又作为一个留别和遥想。这个颠沛流离途中的息肩之地，让杜甫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最终成全了另一个杜甫，徐徐展开了一轴中国诗歌长卷。
杜甫客寓成都的第二年，八月的一天，秋风怒号，卷走了草堂屋顶的茅草，再次让杜甫黯然神伤，唱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堂成》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一个“暂”字，隐秘地透露了杜甫的心境。浣花溪虽恬淡闲适，但终究也只是个驿站。陶渊明归隐南山，那是他自己的故园；王维置业辋川，那是他意境深远的写意林泉；苏东坡筑雪堂有终老之心，“此心安处是吾乡”。“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浣花溪对于杜甫来说是“江山非故园”，再美的浣花溪也不能给他安适感。
“何日是归年”，杜甫的门对着清江，“门泊东吴万里船”，说不定哪天就乘着一叶小舟“青春作伴好还乡”了呢。倘若说起初的几年，杜甫的归乡梦还是清晰的，那么后来的局势让他感到了归家的迷惘。
杜甫在蜀中不宁还有一个缘由，就是他完全靠人接济过日子，“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这里的故人正是时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严武与杜甫不但是好友，还是世交，因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都是名臣，他们有过交往。杜甫靠严武分赠禄米，所以即便面对自古繁华的成都城和旖旎缱绻的浣花溪，这种忧虞仍旧难以释怀，“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严武死了。无奈中他只得买舟东下。站在前后居住了六年的草堂跟前，到底是留恋多还是去意多？他在《去蜀》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只是这一去，他终究没有再回来，也没能回到故乡，就像苏东坡离开黄州一样，浣花溪从此成为杜甫心中唯一诗意温柔的梦境，他将告别一生中最明净绚丽的日子。此后，等待他的是更辛酸的漂泊与贫病。不过他的诗又迎来了极致的辉煌，只不过这已是最后的辉煌了。
杜甫乘舟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到了重庆夔州，也曾租田买园住了近两年，还迎来了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尔后，因为思乡心切，他携家小离开夔州，乘舟出峡，一路跌跌撞撞。“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谁料！船到荆州还没上岸，城内兵乱未息，交通阻隔，亲友尽疏。北归之梦，再成泡影，杜甫只得掉头向南，一头扑入山川绣错人烟鳞集的湖湘怀抱，从而去接近生命的大限。
岁暮，杜甫泊舟岳阳楼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感于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家国盛衰无凭，胸中万千块垒，写下了《岁晏行》《登岳阳楼》等著名诗篇。
次年初春，杜甫乘舟入洞庭湖，历经半月，沿湘江溯流至长沙，系舟江畔，揽胜怀古，游览岳麓、道林二寺，眼见安史之乱未曾波及的长沙城一片繁荣，情绪顿时好转，遂感叹“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高名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发潭州》
后人提及诗圣杜甫，往往容易想起成都和杜甫草堂，却鲜有人会关联到长沙和杜甫江阁。杜甫入蜀六年，在成都创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多数可谓妇孺能详，为成都增色不少。而潇湘收纳了杜甫晚年的最后岁月，他近百首湘中诗作，有大半作于长沙。同样，这之中也不乏声名显著的力作，譬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你没看错！正是这首《江南逢李龟年》，被誉为绝句版《长恨歌》的“压卷七绝”。你们可能会再生疑窦，诗句里明明写的是“江南”啊。好吧，我再来说说个中原委。
唐朝大历五年（七七〇年）的暮春时节，也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彼时，王维已翩然飞升九年，李白八年前纵身跃入月夜下的扬子江心，再也没上来。这一日，清癯落寞的杜甫踽踽独行在长沙的街头。从一群人的围拢中，传出了熟悉的歌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杜甫疾步走入人群，一个两鬓斑白、怀抱琵琶的老叟正在弹唱王维的《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唱到“相思”二字时，歌者已是几度哽咽，不能自已。周围的观众也多眼中含泪，掷下碎银零钱后，摇头离开。
杜甫擦了擦昏昏老眼，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是，是李龟年！”就是那个曾经极受唐玄宗赏识、名重一时的宫廷乐工李龟年。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在小酒馆、小茶馆里卖唱谋生。杜李二人垂暮之年重逢长沙，竟已是这般落拓光景。欣喜之外，更是百感交集。当晚，杜甫便在长沙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寥寥二十八个字，浑然无迹，举重若轻，描摹出一部唐玄宗盛衰史。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却很难让人想起是作于长沙，诗中的“江南”多被人误以为是吴越之地，实则谓指长江以南，江湘之间，是广义上的江南。
我曾为长沙感到几分惋惜，杜甫既然已经来过，也写出了千古名句，却不言明是在星城，未能如崔颢之于黄鹤楼，王勃之于滕王阁，辛弃疾之于郁孤台一样，使长沙增色添光。再转念一想，长沙自古就是历史文化名郡，它更早就接纳过流落湘楚的屈原和被贬长沙的贾谊，单凭湘江西岸的岳麓书院就足够闻名四海，更不必细数爱晚亭、橘子洲、天心阁、白沙古井，这座城市自有其底色与真气。
乱世之中，杜甫虽有绝世文才，却欠安身立命之途，一路辗转投亲靠友，以图后进。杜甫此行，是准备投奔旧友、时任衡州刺史的韦之晋。于是，他继续南下，舟过湘潭、株洲，约于三月中旬抵达衡山，因路途颠簸劳顿旧病复发，实在无力登上祝融峰，只得第三次望岳兴叹。稍作将养后，赶往衡阳。不料一路辛劳来到衡阳时，他要投奔的韦之晋已转调长沙，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两人恰好于途中错过。天意弄人，当杜甫折回长沙时，韦之晋已暴卒于任上。他再一次陷入困境，只得老病孤舟，寓居湘江之上。
杜甫漂泊湖湘三个年头，前后勾留长沙一年多。一家老小总是以船为家也不是个办法，风雨飘摇，备尝艰辛。既然北还无期，那还得设法住到岸上去，哪怕是草屋茅舍。于是，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赁居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他取名为“江阁”。“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山水不做泥，江云薄为雾”。看这两句诗，还是一线广角江景房无疑。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他唯一的安身之所。长沙的江阁如同成都的草堂一样，有其存在的意义，但草堂是真家，有没有不动产证不好说，但房子是自己盖起来的，在草堂的杜甫是快乐温柔的。江阁却不能称之为家，他只是借寓，搞不好还要担心下个月的房租从哪来，在江阁的杜甫应该多数时候是一副悲愁深沉的神情。不论如何，他和家小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杜甫在江阁大约住了一年，湖南兵马使臧玠作乱长沙。为避战火，杜甫半夜出逃，借道衡阳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五日不得食物几近绝境。耒阳县令闻之，着即送去牛肉白酒，这或许是杜甫生命中最后一次品尝人间食色，对于彼时饥饿至极点的他，这些食物应算得上玉馔珍馐了吧。《旧唐书·杜甫传》里说他这一餐后“一夕而卒”，《新唐书·杜甫传》也几乎地佐证了他这一结局，“大醉，一昔卒”。诚然，此后千余年，他的死因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无论如何，从秋到冬，他的小船一直在湘江上漂浮着。由于长期的水上生活，风痹病转剧，他倒卧在船中，写出了他留给后世的最后一首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这首诗里，他从舟中看到的凄惨的景物是：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
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
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
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鸮禽。
他终日以藜羹度日，从成都草堂带出来的乌皮几早已靠散，用绳子重重捆起，身上穿的衣服寸寸是补绽，吃下药去便汗水涔涔。他大概早已预感了大限将至，北还无望。尽管如此，他仍然还在写“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首诗写出不久，他那叶残破孤舟便摇摇晃晃地消失于五百里水路外的湘水余波中，他终究没能走出那个寒冷的冬天，没能走出浩淼潇湘，湘水的五十九朵浪花绽放如千堆雪，那是最后的绝唱和绝响，远远地留给长沙一个孤绝清瘦的永恒的背影。这是公元七七〇年（唐代宗大历五年）的冬天，他五十九岁。
斗转星移，斯人已渺。江阁遗迹，早已湮灭。但长沙人没有忘记一代诗圣杜甫。今天的湘江两岸，江堤几无建筑，上百年的香樟郁郁葱葱数十里，唯有湘江中路上一阁高耸，巍巍江干，独临风月，正是二〇〇五年于原址上重建完成的杜甫江阁。湘江辽阔，岳麓屏长，杜甫江阁壮观无比，自西向东勾连起岳麓山、橘子洲、天心阁，错落有致地凌空搭起长沙城的一条横向文脉。
杜甫江阁为四层建筑，高三十余米，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曲线舒展，青黑色筒瓦，唐代建筑的古朴、雄伟、厚重集于一身。南北连廊为诗碑廊，刻杜甫湘中诗作五十九首，暗合诗圣五十九年人生岁月，由著名书法家沈鹏、黄永玉、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刘立稳等书写。这之中，我尤其偏爱刘立稳先生书写的杜诗《白小》一幅，承书二王，兼收苏米笔意，工稳典雅，大方纯净。这位湘籍书法家是青年一代中的云章翘楚，翰墨风流，品貌高格。我对他慕名已久，流连于这幅作品前，却于千古的时空罅隙中生出一丝故人重逢的欣喜来。
不知是否有细心者发现，与别处的名楼显阁不同，杜甫江阁远眺是楼，近观是阁，最别具匠心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无正负主次之分，从东西两向看，都以正面示人，南北莫不如此，恰好体现了它的光明大度和平等开放，气象仿佛更胜滕王阁、黄鹤楼。如今，杜甫江阁已成为湘江风光带上的封面级景观，每天慕名前来的游人络绎不绝。登楼临江远眺，橘洲生机盎然，麓山峰峦叠翠。倚栏面街，高楼鳞次栉比，山水洲城的姿容绰约。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夕阳下，杜甫江阁在湘江边熠熠闪光。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儒客一经苦难，或贬官之后，多遁情于老庄，内心归隐泉林。几乎只有一个杜甫，从始自终，一儒到底，把苦难和家国盛衰谱成诗篇，在屐履所至的地方结成一串串艺术的珍珠。
“咸同之前，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的湖南，却接纳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几位大诗人，屈原、贾谊、王昌龄、杜甫、刘禹锡、柳宗元、苏辙、秦观，何其相像，他们都饱经苦难，都有经天纬地之才，又都落拓湖南，尤其是屈原和杜甫最后都魂归湖湘。同样，一个个贬谪南来的潇湘之客，在无意中促成了中原文化的南输。杜甫寄居江阁之外，其余时间都寓船漂流湘江、耒水和汨罗江，行船三千多里。他的潇湘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仿若一条无形的文化运河，全方位沟通了杜甫和湖湘文化，从而带来了湖南地域文学与巴蜀文学、北方文学的碰撞和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