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

流苏树在月台根，紧挨着东墙，目测有搂粗。根上酿出的几株小苗，在皴裂的树皮背景前展着新叶，特别的艺术感，更具生命力量。主干两米左右上，分四个粗枝聚拢着，花和叶子亦向上，密密匝匝，在树下抬头几乎看不见缝隙。树冠横向约三米，已经够上房顶，长圆形嫩叶包举着簇白，散发着绿的清香。退后看，如一团翻滚的绿浪裹着白帛，树高概有十多米。因为没有专业考据，都只是约数。

同伴纷纷上房与之亲密接触，顺便取个纪念。迁安的老民居都是用浆灰做的平顶房，前后贯通，可以从前门直穿堂屋入后院，借用梯子上房。平房顶其实是小型晒场，还可以做仓储，所以每家都备有上房的梯子。看着被掐下的一捧捧花，不禁想到了“打秋风”，而老人只慈祥地像注视淘气的孩子。

 老人身体欣长，皮肤略黄透着微微的红晕，穿着绿色小领夹袄，背靠系晾衣服绳的水泥柱，双手叠在拐杖上。拐杖中上段的竹节密，往下的间距变大，渐次和手握处一样的平滑，像刷了桐油，很漂亮。私自猜想可能因为雨水和气候的原因，竹子会在某年长得快，但它能打弯吗？老人指指树根的幼苗说，是它。小时候用锯剌一圈，长成就这样，已经用两年了。

我接过拐杖，很轻，木质密实，握手处是270度的弯，有数道被拧出的斜纹，称赞奇思和巧手的同时，也感慨一个生命活成了另一幅模样，更油然而生敬畏，对树、对老人。

老人叫王进德，是杨各庄镇包各庄村的退休教师，高龄84，依然矍铄。王老师用手比出大碗口，说小时候树就这么粗了，不知道怎么来的。它是地道的十里地一棵苗，没有近亲。据查在建昌营镇教场沟距离长城500米的一棵流苏树，已经458岁，而迁安段长城曾在明朝包砖大修，所以树苗是驻守修建长城的南方士兵托人从家乡带来的，这一说法可信度极高。

 筑进长城的青春，几经屈辱、炮火，隐忍沧桑，揽天地精华，借流苏一吐芬芳，也算是岁月的浪漫吧。 一棵拇指粗的小流苏已经移栽到了西墙根，就在另一根水泥杆北两米处，想必多年后亦能擎天蔽日，且是有故事开头的树。

王老师的祖上都是农民，不识字，是新中国让他有学上，还保送他上大学，尽管因为急性胸膜炎没有去成，但一生执教，充实圆满。在他面前很自然地做回学生，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别当亡国奴！

不单是犯错学生的心理，更是被小资包围久了，猛然间有点生疏，甚至觉得突兀，似乎只能在电影电视剧里的台词，真实地矗在眼前，凝冻的不止是空气，更有不羁的心被踩了刹车，冷静后才顿悟，其实硝烟未散，曾经的苦难并未走远。

 王老师勉强摆出一点笑纹，那是多年涵养的结晶。清亮的眸光穿过温润的水雾，愤恨、激动交织在一起，经过岁月磨合后的坚毅，让人瞬间忘记了他的年龄。

 那时候共产党都住在东山用柴禾搭的窝棚里。鬼子找不着，就抓他们的家人。有个女的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出卖了同志。鬼子把抓到的共产党员打得浑身是血，还用纱布捂住嘴灌水，肚子撑起老大又用棍子压，他们就是不投降，最后被拉倒河滩练刺刀……

老人声音颤抖，闭了下眼睛，身体更用力地靠着水泥杆、两手使劲地攥住拐杖。

那个女的后来又遭日本人算计，被扒光了衣服游街，还是让鬼子给杀了。

亡国奴没有好下场！看你们现在多好！

王老师殷切的表情，让我想起父亲曾在园子里种果树，他说，外男外女们想吃果的时候就来了，得有奔头。

 老人守着这棵流苏树，最终招来了想看树的我们，我们是受作协王主席《去看一棵树》的启发，由镇领导指引，市电视台录像的一群喜用文字说话的人。这份庄重配得上流苏树的尊严；这骄傲属于树下的老人。我的眼睛潮了，惭愧与激情互撞，脑子里一片金戈铁马，四肢却空出来，木囔囔的。

从1933年到1945年，日本在迁安欠下的血债中，一次屠杀5人以上的惨案达30起。仅在包各庄就修建炮楼4座，挖战壕一条，强征民夫每天多达100人，最小的10岁最大的60岁。

1942年，日军在长城内外四公里建立千里无人区，武装驱赶群众一百四十万入住人圈，大约有十二万人死亡。

从1931年9.18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2100万，被做活体实验的3000多人，至今还时常发现日军埋下的化学武器。发指吗？又何止是发指！

我们在前辈的呵护下，没有经历战争的残酷，没有亲尝魔鬼的蹂躏，老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其不再重蹈覆辙；为了做好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我们须知家国，懂家国，爱囯家，做点有益于国家的事。

被我擎着的两朵流苏花在阳光和体温的加持下已经蔫萎，呈显黄色，先前的绿味淡去，唤发地道的花香，似沉淀的岁月，至纯至美，而沉淀的故事，更会历久弥新。握住老人温热有力的手，也接过传承的责任。

从王老师家出来，迎面绿油油的小麦正欲秀穗，畦间的豌豆花开得正盛。“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而对历史不“应摇落尽”，是“必问当年”。纳兰先生若知，当能谅我改用，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出了村口，透过车窗，但见高耸的流苏树，像巨人，亦像威武不屈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