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书法字外功所想到的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性、丰富的艺术性和高雅的文化性，成为了东方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使得书法成为了一门独特的写字艺术。但书法不单单的写字，它来源于写字却又高于写字。虽然两者都是以书写汉字为载体的表现形式，但目的和审美情趣却有所区别。写字是为了记录和传递信息，注重的是实用价值，强调的是方便、快捷、美观、规范和易于辨认。而书法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它与绘画、音乐、建筑、舞蹈、体育、哲学、美学等方面艺术密切联系，更注重其艺术价值，讲究其书写技巧与文学艺术修养、继承传统与张扬个性的有机融合。如果我们只强调书写技巧而不注重文学素养是不可能成为大书法家的。所以要想创作出格调高雅、意境高远的书法佳作就必须不断在提高文学素养上多下些工夫。当学习书法很难有所进步和突破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已经缺乏文学素养的支撑，更需要书法“字外功”的学习与强化。　

其实，历代学者和书家对书法的认定是基于一种文化的积淀和品德的修养，这也是书法成为文人化艺术的根源所在。如宋代苏东坡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唐代柳公权的“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清代刘熙载的“写字者，写志也。”等等。他们都把文化和品德作为书法的根基，才使得书法步入和彰显出了“书虽小道，亦有可观”之境界。

关于“字外功”之说，可以说在我国历代多有论述。如唐代张怀瓘的“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清代杨守敬的“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还有民国简经纶的“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在能书外求之，乃称上乘”，以及现代潘伯鹰先生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要想书法学得好，工夫在书外。”等等。由此可见，书法家的文化素养决定着他的书法品位和艺术成就。但是当今书坛大多数书法家只注重“字内功”，而忽视“字外功”，特别现在一些中青年书家只热衷于学习技法，有时甚至狂热追求花样百出的外在形式，模仿名家作品千人一面制作式的书风，却对于书法理论、书法史、文学知识等字外功的学习很少下功夫，致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品位低下，经不起推敲。因此，会写字者不一定有文化，这在我们身边可以说不少，而这些现实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要说，作为书法家和爱好者，我们在习书研字上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博览群书。要经常把学习书法定格在字内功和字外功的“鱼”与“水”之间，并通过对传统的继承，既要懂得在技法方面的来龙去脉，又要懂得在文化方面的深邃道理，做到理论和创作双向互动，既达到书法功底扎扎实实，又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效果。而练好字外功对书法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漫长而又寂寞的过程，它要求法爱好者书家广泛地读书。所谓“书”就是先读书、多读书，就是广学知识、多积累知识。所以读书是直接获取和练就“字外功”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读书不仅要读与书法相关的典籍，还要熟知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在书法艺术领域里树立较高的文化观，并会从文化角度审视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融入笔墨之中，也逐渐就会从字里行间洋溢出一种雍容华贵的书卷气。因为书法的载体是文字，文字是构成文化的唯一源泉，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在于用笔墨诠释文化，因此写字与读书密不可分。当然文化的继承又依赖于读书，读书不但能滋养书法创作，而且还能够给创作者赋予灵感，提升书法创作品位。

总之，翻开漫长的中国书法史，我们不难发现，能传播千秋，光耀史册的大书法家，往往都是这一领域里的所建树者，如有汉代张芝，三国蔡邕，晋朝王羲之父子，隋唐欧阳询、禇遂良、虞世南、颜真卿、柳公全，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清代王铎、傅山、邓石如、刘墉、何绍基，近现代沈尹默、林散之、启功、沙孟海等书法家，他们都善于从字外功中汲取养分，然后又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来，使得字内功与字外功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如果说，书家的字内功，需要勤学苦练，广泛临摹而获得的话。那么书家的学养、阅历、见识、品德修养等综合素质的字外功，同样需要勤学苦读和长期积累才能获得。所以，一个书家写字与创作成功的落脚点，实际上就是个人文化底蕴和学养积累的完美再现，以及对生活深刻的理解和艺术真谛的彻悟。

（原载《书法导报》2012年4月11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