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李进
在我的家乡,人们称呼祖父为爹爹,称呼父亲为大大。我的爹爹在我父亲十一岁时就逝世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爹爹。他的长相和名字都是父亲告诉我的,家谱上亦有记载。爹爹非常勤劳,关于他和他的十亩水田的故事,在乡亲们中间流传最广,也最为父亲乐意提起的家事。
我的家乡在安徽太湖县花园乡的农村。听老人们讲,刚解放那会,农村土地广阔而且肥沃,因土地是河水冲击平原形成的,处处是深潮泥,农田开发少。那时乡村人口少,靠的是青壮年劳力,谁家有青壮年劳力,谁家就可以围湖造田,做到有田有地,并且可以按季耕种。青壮年劳力其实主要是指男丁,有男丁就有资本。这在那个农业农村还很落后的社会,男人耕田种地,养家糊口是人们最基础的思想观念。这也是后来爹爹一直要生个男娃的坚定想法的现实。父亲出生时,他的前面有八个姐姐,父亲是在爹爹快50岁时出生的。也可见爹爹和奶奶的生育能力之强。只可惜,爹爹这位惯常劳作,以此为生的老农民,却在解放后因为60年代的那次特大自然灾害,终因缺衣少粮又少药而过早病逝。
爹爹侍弄十亩水田,土地肥沃,田地里的庄稼长势好。丰收的季节,粮食产量高,家里吃不愁穿不愁,孩子们个个都长的好。实在忙不过来时,得请长工。长工与短工有很大区别,短工只干活,按日计工钱。长工,实则为家庭的成员,不仅仅一起长期工作生活,而且一家人都住在一起,长工的老人、孩子们也与主家生活在一起,主家全盘管着生计。爹爹天性善良,不请短工,偏请长工。他认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能帮衬一把就实实在在地帮衬一把,农村的劳力都是闲时有,忙时无。虽然家活不多,忙闲也很分明,可干活更讲究的是尽心尽力。请了长工就是多养了几个家人,吃了口粮亏,得了人心好。爹爹的安排,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和打磨。有了长工的帮忙,爹爹的水田获得了更大的丰收。长工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孩子在爹爹的安排下都上了学校读书了。长工全家都视爹爹为恩人,他们至今三代人都与我家密切往来,逢年过节像亲戚一样地走动。
爹爹过世的早,他没有看见他的那十亩水田后来经过的许多变迁。人们也不会因为沧海桑田的变换就丢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总是要想办法让土地产生更大的价值,在自己的土地上刨出理想的生活。爹爹和爹爹辈的农民是这样的,父亲和父亲辈的农民也是这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作于农田,盘算着农田,收获靠农田,日子在农田。
上世纪八十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后,我们家中重新分到了良田六亩,分散在潮米坂、余家墱这两个大坂里。六亩良田,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也日臻富裕,父母亲在八十年代就养起了猪,买了自行车、电视机,我们兄弟俩和妹妹也上了学。九十年代盖起了楼房,我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的生活水平逐渐步入中等,在农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我大学毕业后入伍参军,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家里安装了电话。我家也成为我们那里十里乡村安电话的第一家。
靠着中央好的政策,尤其是靠着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人们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现在不必再为衣食住行而过多担忧,也不必因生灾害病而过多恐慌,各种生活保障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做支撑。人们考虑的是在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后的不断改善,小房换大房,吃的好一些,住的好一些,生活如何更富裕更舒适更幸福一些。
花园乡过去一直是鱼米之乡。经过岁月洗礼和经济社会发展,撤区并乡等系列举措,花园乡已没有了乡名,仅留下了花园村村名,我们村也划到了小池镇。岁月改变了我们自身和我们家乡许多。唯独花园圩里,潮米坂、余家墱这两个大坂里的良田、河塘沟泽没有多少变化,一到夏秋,稻花飘香,稻浪翻滚。
每次休假探亲回家,看到一望无际的农田,心里竟隐隐有些难受。或是因为乡名更换,或是看到农田荒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农民都是种双季稻。二十一世纪初,仅种一季稻。到现在许多农田却都荒了,有的长满了青草。
站在河埂上,或在田畈间,过去大片大片稻浪翻滚的场面少见了,存在的也仅为小片的稻浪,一点都不壮观,看上去似乎是给青葱的大地打上了补丁。农人们劳作的身影也少了,偶见几个,也不是青壮年,是七十、八十岁多的父辈们那老迈的身影。
眺望着无垠的田野,我的思绪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飘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