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家河边

《普家河边》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幅驻村第一书记眼里的乡村图景。

这是一支扶贫工作队员及乡村干部们努力奋斗的辛酸曲。

作品以张德伟到普家河村任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的经历、见闻、思索为主线，围绕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对村三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及村民代表人物的刻画，以事写人，以人映事，抒写了中国当下的一种农村现状和诸多的“人心”“人性”。

《普家河边》节选

陈晓宇打电话给张德伟说要回老家去过年的时候，张德伟正在帮普家河村十一社村民搬东西。他的肩上正扛着一个口袋，在俯身往山上爬。

“你要啥时候回来？我刚才已经请假了，请了两天，我准备二十八走。”陈晓宇在电话里说。

今天二十六了，腊月二十六，这个张德伟记得清楚得很。这些天来，他们是一天一天数着过的。通过连日来的走访和做工作，又有十三家人同意搬迁了。候万发也同意搬了。为了让这些人家早日搬到祥和家园去，他们不但村上的和工作队的人员，除了曾丽和方芳外全部来帮着从村子里搬东西到梁子上的路边去，还临时请了一批村里的汉子来跟着搬。搬完一家的东西，安排一个人送走一家。这些天来，打仗似的，除了还记得这日子，都忙得有些晕头转向，不记得要回陈晓宇老家过年这事了。

张德伟往路旁看了一看，将肩上的口袋轻轻放到旁边的地埂上，撮起嘴出了一口粗气说：“还认不得哪时候走得掉呢。”

陈晓宇说：“你到底要不要去的？不要跟我说认得认不得的话。”

张德伟转着头扫了一眼远处的山峦和沟壑，感觉到了那有些化了有些没化的雪景的寒气，然后低下头看了一眼脚上的泥，说：“要不，你们去算了，今年我就不去了。”

陈晓宇没有再说话，把电话挂了。张德伟将手机举着看了一眼，然后装进了裤兜里，掏出烟来，也顾不了那旁边的地埂上有没有稀泥，那杂草中有没有石头和刺棵，一屁股坐了下去。他缓慢地将烟点燃，吸了一口，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这才将目光投向脚下的那些山上，那些壑间。太阳正值头顶，那些积雪化了的山梁上，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一阵一阵的雾气；那些积雪还在的山坡上山壑间，望去感觉得到一阵一阵的耀眼。陈正强扛着一个口袋爬了上来，说：“队长干不起啦？”张德伟收回目光看着陈正强，说：“歇一下。要不要抽支烟再走？”陈正强说他才抽过，难得歇下来，再爬一坡又歇。

张德伟又点燃了一支烟。

在那些雪地上和那些山壑间，张德伟似乎看到了陈晓宇那张冒火的脸。那是他多么不想看到的脸啊。

张德伟松开两指，让还没有抽完的烟头滑落到地上，搓了一脚后，站起身来，双手抱着举着将口袋甩到肩上，又弯腰俯身往山上爬起来。

往山上爬，肩上还扛着东西，腰已经是很疼很痛了；往村里跑，虽然是空手空脚，但一趟一趟地跑下来，小胯是抖的了。二十七这天，搬完一家的东西并装好车后，耿世兵说：“队长干脆跟着送去算了，我看你也是实在搬不动了。”

张德伟愣了一下后说：“没事。我还是跟着在这儿搬算了。慢点就慢点，能搬多少是多少吧。”

张德伟想给陈晓宇打个电话想趁歇气抽烟的工夫问问陈晓宇准备好了没有。明天就要去了，要提前准备好，别弄得到时候又这样没准备好那样没准备好的。张德伟将手机拿在手里翻着，一口一口地吸着烟。翻上一阵后，举起来，摁亮屏，解开屏锁，点出通话记录，望着陈晓宇的号码，想摁出去，却手指都要碰到拨号键了，又收了回来。

张德伟站起身来，将手机揣进裤兜，双手甩着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准备扛上那个小木柜继续往山上爬。才弯下腰，手刚扶到木柜上还没用力，裤兜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张德伟只好边直身子边掏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陈晓宇打来的。看着陈晓宇的来电，张德伟又想接又怕接。他刚才还想给她打，现在她倒打来了。他真想问问她，要到乐乐外婆家过年去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但他又怕听到陈晓宇再次说出要他跟着去的话。他现在连拒绝的话，都不知道如何说出口了。

张德伟轻轻地“喂”了一声。

“你去不了那儿过年，明天回来送我们去嘛！”陈晓宇说。

张德伟手扶电话，仰头眯眼向西斜的太阳望了一眼，抿了抿嘴唇，想说话，却没说出来，像是憋住不想说样。

“要得不的？”陈晓宇问。

“要是我能回来送你们，我还不跟你们去？”张德伟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轻轻地，一字一字地说，“你们坐班车去了！”

“坐班车？这么多东西，又是两个娃娃，你叫我们咋坐？”陈晓宇的声音似乎又失去了控制。

“东西带不了的，少带点算了。”张德伟的话里，带着一种哭腔。他先前还想问陈晓宇这样准备了没有，那样准备了没有，现在，他却要她少带了，真是。

“我看你从此就一直在那里算了，连家都不要回来了！”

陈晓宇说了这句话后，就将电话挂了。张德伟愣了一下，像是想了什么。接着，一弯腰，将那木柜扛到肩上，像是从哪儿突然钻出了一股力气来样，身子虽然倾斜着，但一只手曲举着，扶着那木柜，一只手甩着，夸张地甩着，脚步呼呼，裤脚嚓嚓，像是被鬼追着了样，没命地往山上爬去。

张德伟似乎变成了一具木偶，一具只知道埋头搬东西的木偶。他少了话语，像是随时都在担心着什么。什么重，他就捡什么搬，拼了命地搬。

“队长不要急，慢慢来，你一个人急也急不了的。”陈光彪说。

几个人坐在梁子上的路边，望着横七竖八地摆在路上的柜子桌子瓶瓶罐罐，喝着茶水抽着烟。

“没得啥急法。现在除了那两家，其他的，今天应该可以全部搬完了。他们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打整一下，准备后天过年。”耿世兵说。

“队长这几天还练出来了呢，我看这两天爬山也爬得起了，扛东西也厉害了。”彭家洪说。

“这人还是贱啊，你越心疼他，他就越这样干不成，那样干不成。”陈正强说。

“家门这话，理是在的，只是你现在这样说，就像是在说我们队长了。”陈光彪说。

“是啊。你这明摆着是在说张队长贱嘛。”彭家洪说。

“要这样说也行。哪个不贱？哪个都贱！就像吃东西，现在你嫌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要像以前那样，肚子饿了找不着吃的时候，啥不好吃？野菜要吃不说，树皮白泥巴什么的，都要整来吃。就像老辈人说的，只怕不饿，饿了么，板凳脚都只愁啃不动。”陈正强说。

“说去说来，社会将就人啦。要不然，就像这些人家，给他们修好房子叫他们搬到城里去，还弄得像是要求他们他们才搬样。要是以前，这水，你有吃的就吃，没吃的自己该想啥办法自己想；这路更是，宽也好窄也好，再稀再烂，哪个来管？像修这房子，前些年，不被罚款就好的了，还来补助你修？”彭家洪说。

“这个倒是。以前种地还要交公余粮，现在不但啥都不交，倒还要给良种补贴了。那些年，一到交公余粮的时候，我们要这山跑到那山的去催。”陈正强说。

“这样说么，以前宰个猪还得交税嘛。”耿世兵说，“也怪，那时候宰猪要交税，喂猪的人多得很；种地要交公余粮，种的也多得很。现在倒是喂猪的人少了，种地的人也少了。”

张德伟坐在一个塑料凳上，靠着一个不知装了什么的蛇皮口袋。他掏出手机来看了看时间，快十一点了。陈晓宇他们应该在路上了吧？张德伟想。张德伟又往口袋上靠了靠，那口袋往后面歪了一下。张德伟以为口袋倒下去了，他转过头看了看，口袋歪过去后，又抵在了另一个横躺着的口袋上，没有倒平。张德伟试着把头也靠了上去，这一靠，他就靠出了一个仰卧的姿势来。

“队长这几天被整狠了，整得话都讲不起了。”赵熊说。

“关键是他不但身体被整狠了，心头也急狠了。说得不好听点，为这普家河的事，恐怕他比世兵还要急点。”陈光彪说。

“有啥急法。这些事，你再急也是急不走的。”耿世兵说。

“是啊，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走了，干起去了。早点整掉，我们还不是要回去准备一下过年。不要弄得他们倒搬进城过年去了，我们却在这家头一样不是一样的。”彭家洪说。

关于《普家河边》

我于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到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做了近两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员；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到昭阳区苏甲乡布初村任新农村建设工作指导员。因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来到城里生活的这十余年间，也常常回到农村老家去，所以对农村的变迁及现状，虽说不上知道得有多透彻，但也可以说是并不陌生。更为主要的是，在心底，一直对农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因为这情结，便写了《普家河边》。

首先，在《普家河边》里，我试图书写好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工作。在作品中，我设置了市科协办公室主任张德伟这么一个人物，派他到普家河村去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作品写的，就是他到普家河后，在市科协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同其他扶贫队员和乡村干部一起，为普家河解决饮水、道路等困难，为普家河引进竹子进行种植以发展产业，及在扶智和扶志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这是作品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诸如入户调查、迎接检查和考核验收等工作，及其他种种个人和村庄的故事，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编织了进去。

其次，在《普家河边》里，我试图书写好当下的农村现状。《普家河边》不止写脱贫攻坚，我也试图借张德伟去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么一条线，来书写我看到，或者说我所理解的农村现状。我想写出一个第一书记眼里的乡村图景。这图景里有些什么呢？从村民方面来说，有好吃懒做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有修路时不让砍一棵树不让占一点地不让拆一堵已然废弃的围墙的人，有听说村里要修路了便在路边栽树砌墙想要以此获取补偿款的人。当然，也有家中不但有病人，还有几个孩子在读大学，却一直不愿开口像大多人家编着种种莫须有的理由争贫困户当，而独自苦熬着的人；也有先是到城里打工，然后回村当起了小包工头的人。从村情方面来说，现在的乡村，已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村民们过着的，已不再是以耕田种地为生的日子。在普家河，除了一部分人还在种着烤烟外，已大都外出务工。因为各种途径带来的外界思想的影响，加之现在网络、电视等媒体的便利，他们的信息，已不再封闭，他们已不再逆来顺受，他们来不来就开始抗议，来不来就上访，来不来就举报。同时，因为道路、饮水等工程的进入，老板、工人、村民之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可以说，现在的乡村，这样那样的税收没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等等已是他们的常用电器，道路交通有了极大的改善，吃的穿的住的，与三四十年前的乡村相比，已经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乡村矛盾，并没有减少。现在的乡村，已变得更为复杂。我试图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观察，去表现这些变化和现状。

再次，在《普家河边》里，我试图书写好扶贫工作队员及乡村干部们的努力和辛酸。无论是扶贫工作队，还是乡村干部，他们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上面说过的解决村民们的饮水、道路等困难和问题，还是带领他们发展产业，对生存环境恶劣的村民进行易地安置，抑或是完成那一项项数据的调查，那一份份表册的填写，那一个个系统的录入，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做着。而在这些努力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辛酸和疼痛。张德伟到普家河任第一书记，是接李仁芬的班，这班是提前接的。连父亲住院都没能前去照顾相陪的李仁芬，却因为在下村途中被车子颠簸动了胎气，不得不住进医院。张德伟去看望时，看着李仁芬住在医院里还在对表册进行查缺补漏，他便主动请缨，通过申请和批准，替李仁芬到普家河来做了这个第一书记。替是替了，只是张德伟和他的妻子，开始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是他妻子不支持他的工作，而是，他驻村之后，他那还要上班的妻子，如何照顾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一个在读书，一个还连路都不会走。他们双方的老人都已年迈，而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又请不了保姆。该怎么办？这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这样，无论是张德伟，还是他的妻子，都必将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必将产生这样那样的内心纠结。而除张德伟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在努力做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辛酸与疼痛。像孩子病了，无以抽身送孩子去医院的村委会副主任李章林；像没时间管孩子，让在城里读书的孩子伙上了社会上的人，最后玩得厌学至极，以致还未成年便混入社会的赵熊；像孩子还在哺乳期，丢不下，不得不将老人请到村上来帮着带孩子的方芳……这样的辛酸与疼痛，真是太多太多。我试图将他们的这些辛酸和疼痛写出来。在这脱贫攻坚工作中，就是不幸之死亡事故，也已发生不少。但在这部作品中，我没有去写它。如果要算写，我就是写了一个叫小张的人，在来普家河检查工作时，因为路滑摔了一跤，导致了流产。尽管那个婴儿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但因为写了他，我的心里依然充满了愧疚。

最后，在《普家河边》里，我试图写得尽可能地贴近现实和生活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我知道，我们更为需要的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只是对于这部书写脱贫攻坚、书写乡村图景的作品，我还是选择了向生活真实靠近的方向。甚至可以说，我基本是靠真实的细节，来完成了作品情节和故事的虚构。在驻村近两年参与了无数具体工作、出生于农村并一直与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我看来，事实上的扶贫工作，事实上的农村现状，似乎并不是有些作品里写的那个样子。无论是驻村队员，还是乡村干部，并不是真像他们所写的那样，一心只想着群众的脱贫致富，像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父母和孩子，没有困惑和迷茫，没有辛酸和疼痛似的；也并不是真像他们所写的那样，只知道窝里斗，只知道使绊脚，只知道吃拿卡要。对于村上的干部，尽管有吞占老百姓低保、索要老百姓危改补助回扣等现象的存在，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有着为老百姓谋取福利、为老百姓谋求发展的努力和情怀。

总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之中，我试图用文字编织一张网，向那个叫普家河的村庄撒下去，并让这张网撒下去的时候，闪着光，罩出影；撒下去后，再搅上一搅，搅出浪花，搅出难堪和不忍，也搅出惊心和动魄；待拖起来时，有大小不一的鱼，也有沉渣，和浮沫。到底，因笔力的不足，因所选视角的限制，很多想写的东西，没能写出来。对于小说中的那些扶贫队员，那些乡村干部，那些村民，我也没能把他们的努力都写出来，没能把他们的心酸都写出来。

荣幸的是，这部作品的创作出版，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云南省作家协会和众多老师的关心，先后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2019年度重点扶持项目、云南省作家协会“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丛书”扶持项目；初稿完成后，夏天敏等老师在阅读后还给我提出了许多修改完善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首发于《昭通日报》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