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南乡下,我们家有一土一砖两座房。土房是爷爷奶奶盖给父亲的,砖房是父亲母亲盖给我的。
38年前,和兄弟妯娌四五家挤在狭窄的老院子里的爷爷奶奶,为了给达到婚龄的父亲娶媳妇,重新选址盖了四间土坯房。奶奶说,她实在让小屋子住够了,盖房时就往大了建。说这话时,奶奶语气里颇有几分自豪。我和弟弟就在爷爷奶奶盖的土房里出生、成长,它满满地承载着我俩儿时的记忆。在我看来,这四间土房并不算大,至少在当时,我曾羡慕过别人家宽敞的砖房。
砖房是19年前父母为长成半大小伙子的我预备的。如今,我在西安工作,弟弟在商洛打工,平日里只有母亲一人住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只是在节假日偶尔从城里返乡时,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爷爷奶奶缺衣少食一辈子,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一点一点地捋摸着石头、木料,最后,自己动手夯土打墙盖起一座土房,即便如此,还欠了一屁股债。房子建成不久,爷爷意外去世,债务和房子一起,继承给了父亲。
父债子还。父亲费了十分的气力还债,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周围人家纷纷盖起了砖房,这让母亲很羡慕。母亲经常唠叨,我们家的家底薄,不知猴年马月才盖得起砖房。我上了初中,尽管学习成绩比较好,亲戚朋友们都说我能考上大学,将来要端国家饭碗,可以为父母省一座房,然而父亲好像很着急,依然拼了命也要为他的大儿子盖一座房。这是风俗,更是人穷志不穷的宣誓。
那时的钱紧巴啊,务烤烟、养猪、农闲时到山外打工,从年头到年尾不停奔波,也换不来几个钱。父母省吃俭用,日积月累攒了万把块钱,在我上初三那年,四间砖瓦房总算盖起来了。
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继而又到外地读大学,弟弟也上了初中,那几年,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父母含辛茹苦地劳作,供我们兄弟俩读书已十分吃力,砖房就一直撂着没钱装修,但它仍是一个招牌,让全家人引以为傲。闲暇时,一家人总会到空落落的砖房里转悠,讨论着砖房里未来的设置,心里美滋滋的。这似乎就是生活的盼头。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生活的重压下,积劳成疾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乡下的两座房,压垮了爷爷和父亲父子俩。他们都没有住过自己盖起的新房。但他们圆了一个梦,直到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在城里买了房的时候,才理解了他们的梦。
后来,继父来到我们家,将砖房装修一新,又盖了两间厦屋作为灶房。我们家终于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住上了砖房。
在无声的岁月里,家乡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毕业后到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并没有留意家乡这些年的变化,只是隐约觉得,土地不再那么“栓人”。成群结队的劳务输出,使得乡亲们的手头都活泛了。那年回乡探亲,猛然间发现,村前的马路边,两排整齐的二层楼房已建了起来,足足有二十余户,清一色的外粉和铝合金门窗,这是由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新村。这几年,工作调动,回乡的次数多了,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家乡一点一点发生的变化。乡亲们视野开阔了,盖新房不再按几代人传下来的格局,一栋栋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就在离老家不远的307省道边,政府还集资为五保户建了安置楼。
时代的变迁容不得人观望和懈怠。整洁的新村和气派的小洋楼,让村子里参差不齐的砖瓦房显得逊色,不甘落后的乡亲又纷纷开始翻修砖房,盖起了楼房。生活理念发生了变化,各类生活设施在新盖的楼房里一应俱全。
勤劳本分的继父,打工手头攒了点钱,也动起了心思,想着将家里的土房翻修成楼房。不过,我并没有支持继父的想法。
就像我不支持继父在乡下盖楼房一样,继父也不理解我花那么多钱在城里买楼房。他为我算了一笔账,用买楼房的钱,在乡下盖一座小楼,连盖带装绰绰有余。
最后,还是我说服了继父。我选择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商洛。对我来说,她就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座城。
在城里拥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能够回应他人关切的问询,我终于懂得了,父亲当年为何固执地要盖乡下的房。我也逐渐理解了继父,他为何总是盘算着翻新乡下的土房。
比起同龄人,我并没有拥有更多的财富,相反,也时常感到生活的不易,但是与爷爷、与父亲相比,购房年龄比他们当年盖房年龄更小的我,如今的生活并未像他们当年那样十分地窘迫。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生活总是要往前奔。我不支持继父翻新乡下的土房,但没权利阻止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年,继父又加盖了两间厦屋,还建了洗漱间,并用水泥铺就了庭院的地面。如今从乡下老家出门,连着村里的水泥路,脚不沾泥就能通到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我想,这一切,都是奔着幸福的日子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