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所村小

我所怀念的这所村小，是我的启蒙小学。它座落于我生长的小山村的中心位置，三面低矮的土坯瓦房和装有蓝色木质大门的围墙勾勒出它四合院式的布局。与大门相对的三间瓦房，是三位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两边类似于“厢房”的就是教室。大门外，一片篮球场大的平整土地，是我们的操场，农忙时，就成为附近村民们的场院。

村小是一所初级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划分为两个班，一年级和三年级一个班，三年级和四年级一个班，学生全都来自村里的六个生产队的一百来户人家，大概七、八十人吧。

“幼儿园”“学前班”不知道何时起进入我的词汇中的，应该是上了高中之后的事吧。我在六岁入学后直接从村小的一年级读起，小我九岁的弟弟也是从村小的一年级读起的，只是时隔九年，村小由原先的四个年级变为两个年级而已。

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秋天，天刚麻麻亮，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我去上学，一骨碌爬起来，催着母亲为我穿衣，担心迟到，竟一时急哭了。

挎上母亲为我缝制的垂至膝盖的书包，出门后，撇开脚丫子去追赶前面上学的队伍。至于那个早上相继发生的事，如今全然不记得了，能忆起的，就是放学后，在温暖的阳光里，老师将同路的学生从高到矮依次排好队，由高年级的学生领头唱着

村小的办学条件与现在的小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每个教室的黑板，都有许多凹陷的窟窿，黑漆磨掉了，露出墙壁的土黄色。老师写板书时不得不避开窟窿，即使这样，稍不留神，就会折断粉笔。教室墙面的泥皮已经大片大片的脱落，时常有墙土落地，淘气的同学在裸露的土墙上掏出许多深深浅浅的洞。教室只有一盏灯泡，每逢阴天，室内光线很暗。没有玻璃的木格子窗户四面漏风，刮过一阵大风，

北方的地儿，新学年开学不久，天便冷了下俩，老师会及时买几张大白纸，

最喜闻下课时的哨音，哨音一响，同学们一溜烟地窜出教室，找个有阳光的地方晒太阳。有的同学专挑别人的影子踩，为了避免被踩到，大家都喜欢往墙根儿挤，相互推搡着抢占有利位置，一边挤，一边喊：“挤油油，压扁扁，老鼠窟窿晒暖暖

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开始复苏，老师就会通知在某个下午上一节劳动课。同学们各自从家里带来工具，到学校后面土丘上取回粘土，老师用砖将教室地面拍得平展展。有时，老师会带着我们上山挖一些树苗种在学校的里里外外。有一位刘老师，50上下年级，经常叨一支烟锅。有一次植树时，开玩笑地说：“等你们结婚时，这些树也就长大了，谁积极，就用这些树给她做嫁妆。”女同学们个个羞得面红耳赤。刘老师指着操场边上一棵碗口粗细的白杨树说：“这课就留给我做棺材了

每次听到唱《童年》这首歌，总能忆起村小的初夏，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学校外面田野里青青的麦田旺盛地生长，黄色的油菜花为大地增添了缤纷的色彩，蝴蝶飞逐

该午眠了，同桌两个，你睡桌子，我睡凳子，第二天又轮换过来。也有睡梦中从桌子凳子上掉下来的，醒时，竟发现睡在地上。这些孩子铁打的一般，鲜有人生病。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进门左手边的一排房子翻修，大队要求每户交四板车石头，用来打地基。许多人家就将自家准备盖新房用的石头拉来了，很快，石头就交齐了，新房梓如期开工。第二年暑假过后，我们就搬进了新青砖瓦房教室。

村小原先有一块木牌子，后来，木牌上的漆字脱落了，牌子也开裂了，也就失去了唯一的一个标志。如果算得上的话，还有一个标志，就是院内那根从未升过国旗的木头旗杆。来了一位姓贾的老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就在学校大门上书写了“教书育人”四个朱红大字

一段时间，女同学之间流行戴耳珠，许多同学用大头针在耳垂上穿个洞，用线穿两粒塑料珠挂在上面，虽称不上美，但都自得其乐。用大头针穿耳垂，是个技术活儿，有的穿耳洞不流一滴血，有的耳朵却肿好多天。一天，一位老师实在看不下去这种“臭美”之风，将全校戴耳珠的同学集合在旗杆下，用一根长的麻绳从她们的耳珠线圈里一一穿过，围着旗杆扎个结，这些同学便围着旗杆站立了整整一个下午。耳珠从此销声匿迹。

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识字不多的家长们对教书先生大都十分尊重，见面寒暄之后，总不忘说上一句：“娃儿在学校不听话，就给我狠打。”说话的语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部山区老师的工资待遇是很低的，农村小学的老师多是民办教师，工资仅够养家糊口。老师们的学历也都并不高，大都是高中或中师毕业，然而他们都很敬业。一位外村的王老师，每天都要翻山越岭地走20多里山路，但在我的记忆中，无论风雪雨霜，从未缺过一堂课。或许正是这些老师们的坚守，才使那些乡村小学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同一个教室听课，上课时，老师先给这边的学生布置下作业，然后给另一半学生讲课，半节课后，又让先听讲的学生做作业，先前做作业的学生开始听讲，一节课上，黑板左边是一年级语文，右边是三年级数学……

家长们总孩子上学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脱盲而已。同学们自己也没有学业压力，唯一担心的，就是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两门全不及格的话，就有留级的危险。我的一位同学，村小四年，虽然只和他一年级时同级，却铜板了三年——我读三年级时，他还在读一年级，等我到了四年级，他终于升到了二年级，又在同一个班。据说这位同学的父母多次央求老师给他升的级，原因是他的“鹤立鸡群”，显得碍眼。就这样一位同学，听说现在在省城生意还在做的不错。

我升入另一所完小，从此离开了村小，而且越走越远，但那些淡忘了名字的老师的面孔，那些发生在已忘记了儿时面孔的同学少年之间的故事，却永恒地镂刻于我的脑海中。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的减少，以及我的那些启蒙老师的退休，村小也走上了末路。一年回家探亲时发现，村小已经被一座新建的民房所替代。听说，村小停办后，原来的院子卖给了一位村民，这新房就是那户人家新建的。我在村小的院外徘徊了很久，好像游走在童年上学的路上，原本是想再看一看那些景物，还有自己亲手植的一棵柏树的，终是诶呦勇气敲开新的红色大铁门。

消失了，当年的两位老师也驾鹤西去，然而，我始终不肯相信这一切的变化。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