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与《同情的罪》

2017年初，笔者曾应约与梁宗岱先生的长女梁思薇女士就《梁宗岱诗作英译》进行了一次跨洋电话交谈。交谈中，梁女士提到了其父梁宗岱先生追求完美主义的翻译风格，同时也提到了其母沉樱女士在翻译上的精心打磨和深思熟虑。梁女士首先问笔者一个问题“程老师，如果让你译‘Beware of Pity’，你怎么译？”

我不加思索应道：“同情之戒”。

她接着说：“不对，应该是“同情的罪”。那是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我母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译出的！”

对于梁宗岱和沉樱两位夫妻翻译家的翻译实力和翻译风格，笔者一直都很敬佩，但就上面提到的书名译文的对错与否，还是心存疑虑。不管从小说的英文标题，还是从小说的内容，笔者认为“同情之戒”没有问题，对弱者的同情理应无罪，关键是要把握好同情的度，而不管从英文标题本身，还是小说作者的态度都没有把同情视为“罪”。显然，通常情况下，这种翻译不但被视为译者对原作的不忠，也是对读者的误导。作为文学大家和翻译大家的沉樱难道不知道这种译法的不妥吗？绝对不是，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沉樱肯定考虑了其它的译法，但最终她选用了“同情的罪”。这一译法其实隐含了译者的个人情感和目的。笔者把它看做是一种“过激”的翻译，而“躺着也中枪”的就是沉樱的“怨偶”——梁宗岱。这要从小说本身，沉樱本人和她与梁宗岱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说起。

《Beware of Pity》是茨威格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前面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相比他的中短篇《同情的罪》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 识贵族女子艾迪特。艾迪特是一个下肢瘫痪的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遭遇深 表同情。小说着重于心理层面分析，细腻剖析着“同情”在外界作用及内心意志的互搏下，呈现出来往往是失去控制的两面性。后来，该书名还有译者译为《心灵的焦灼》或《爱与同情》。

沉樱（1907—1967）原名陈瑛，笔名沉樱、小玲、陈因等。1907年4月16日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女作家。本名陈樱。“沉”与“陈”谐音，“樱”系指樱花。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始发表作品。两年后转入复旦大学。1934年去日本专攻日本文学。1935年回国，与诗人、翻译家梁宗岱结婚。没想到194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宗岱结识了唱粤剧的女花旦甘少苏。尤其是了解到了甘少苏的苦难经历后，梁宗岱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对其人产生了怜爱之情。后面接触的次数越多，梁宗岱对甘少苏的喜欢就越是浓烈。最后梁宗岱甚至给沉樱写信称，“我遇见了一生中的挚爱，不得不与你提出离婚，我想你一定能够体会我的心情”。看到这封信的沉樱，对梁宗岱的感情彻底宣告结束了。（九公子螭吻，2021）1943年，在与梁宗岱育有三个孩子之后，沉樱还是选择与梁宗岱分手。要讲原因，也许很复杂，要简单说，就是梁宗岱回家乡识得唱戏的甘少苏，由仗义救风尘到相恋、结合，再回到重庆去，想继续以前跟沉樱的生活。作为一个现代的新女性，沉樱不能容忍，她毅然选择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梁宗岱。（周立民，2020）

1949年以后她主要精力用于翻译，翻译过几十本欧美小说和散文，包括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同情的罪》，《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悠游之歌》，还有《毛姆小说选》等。

从以上可知，沉樱的“同情的罪”是想通过一种委婉但又公开的方式提醒和告诫梁宗岱：他对一个唱戏弱女子的过度同情和小说主人公对一个残疾女子的过度同情都会造成同样的罪过！

梁思薇女士也曾说过：“我的母亲认为父亲与甘少苏的结合是父亲的同情心所致，所以后来翻译了《同情的罪》。”

不知是值得遗憾还是值得庆幸，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梁宗岱本人很难看到或知道沉樱这部译作《同情的罪》在台湾的出版。至于两人在晚年的时候对该译作有否交集和有何反应，知晓的只有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和资料来看，梁宗岱和这部译作是失之交臂的。客观地说，梁宗岱和沉樱一直都在深爱和思念对方。他们之间,恨中有爱，爱中有恨，两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年一些不同的家庭婚姻观念，不同地方习俗和没有及时的沟通机会造成的误解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