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江河

心底江河

杨  健

一

见到一条河，头脑里首先出现的通常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条河从哪里来，它要流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问题，如果往生命深处追索，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历史的过往来看：追根溯源，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一种思想自觉。

孤陋得很！在自己已经走过的四十三年人生里，我只到过一条河的源头——石缸洞，位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盐仓镇的乌江源。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乌江源其实就是一口水井，水量不大，虽极清洌，却看不出她有一星半点奔腾咆哮的千里乌江的影子。以至于寻访她之后的十年里，我竟然对她是乌江源头的身份不以为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的确确就是奔流在云贵高原上的一条大河——乌江的源头！

回溯这十年来，对一口水井是一条大河源头的轻视和怀疑，还是源于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我错误地认为，一条河的源头水量应该与她的流量相当，就像父母的阅历，永远应当先于或广于他们的孩子。十年后我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太轻慢，错得太离谱！殊不知，江河之大，并非其源头之大，并非其与生俱来之大。正所谓：不拒涓流，方成江海。

人与河流的关系，其实就是生命与水的关系。河流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乃至一条河流的消失，都像人一样，有着偶然和必然交织交融的宿命。

水是一种充满灵性的事物，强大的时候，高调地咆哮着，仿佛裹挟着摧枯拉朽的力量；柔弱的时候，低调地融进空气里，浸在土壤里，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大地上的种种生灵。没有水或者是缺少水的地方，大地是苍黄的，物种是单一的。就像行走在戈壁荒漠，你会感觉惊艳，你会深受震撼，但是因为缺乏水，平凡的生命，终究不敢流连……

从能够感知生命开始，印象最深的就是河流、老井，就是与水有关的那些事物。先哲李耳说：上善若水。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河流的主角。没有水，河流就会只剩下荒芜的河床，河堤就会成为两条永远无法相交的线，孤独着，以至于渐渐败落残破，慢慢缩进大地的皱褶里。

二

从小就喜欢水，更多的是因为水的纯洁、清洌和流动之美。早年的家乡不缺水，村里有很多口水井，村前还有一条经年不断的小河静静流过，既灌溉着小村的数百亩稻田，又滋润和快乐着乡村少年阳光灿烂的夏天。至今仍然记得村前小河的卵石、漩涡、水花、稻香和蛙鸣，还记得孩童时在小河里尽情裸泳的快活，以及父亲带着我在河边大石板上漂洗衣服的四季晨昏……

离开老家山村十八年，儿时可以裸泳洗衣的那条自然形成的小河，如今已经让人不忍直视。从河流的原初意义上讲，她还能叫做河流吗？我不敢武断的说是或否。可我现在看到的却是满河的垃圾，小时候不曾见过也想象不出来的现代垃圾……我知道，倔强的水还在垃圾底下艰难无力地流着，只是在满河腐臭发黑的垃圾里，水流动的样子更像是逃离，更像是一个人在恶梦里，被歹人生生的拽住了手脚，那种迫切逃离而不能的万般艰难，那种刚刚逃离一个火坑又陷入另一个苦海的万般痛苦，只有做过恶梦的人才能体会！最近几年回乡，不再去河边了。一是不想。家里临河的几分田土早已被征拨去修了公路，到河边去看什么呢？二是不敢。那条几乎完全被垃圾覆盖的小河，既找不到自己小时候童真稚嫩的影子，也照不出自己今天慢慢老去的面庞，能勾起的，唯有内心深处无能为力的悲凉。

曾经，老家的村子很大，有三四千人口。如今，房子建得越来越高大宽敞，可屋里却越来越冷清空寂。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乡村的空心化，西部的农村往往是最真切的注脚。近年来，村子里年幼的孩子也渐渐跟随父母，到遥远的城镇去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这种现象，不身在其中，便无以说好歹，也无从道短长。

河流的盛衰消长，既是人类活动使然，也承载着生命繁衍的前世今生。如果一个地方的水流不动了，草发不出芽了，即使太阳依然发光发热，人，终归是要离开的。

三

因为水往低处流，江河的源头都在高处。云贵高原有很多江河，也是不少河流的源头。譬如珠江，譬如乌江，譬如赤水河……都发源于这座磅礴荒蛮的高原。

水从高处来，却往低处去。这是水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易经》里，水代表着智慧，也代表着财富。然而正因为水的这种特质，发源于高原的水，更多的却是滋养着低处的平原或丘陵，因为代表着智慧和财富的水都聚集在低处，因而留在高原的人们便只有守着落后和贫穷。这不怪谁，只能归结于自然地理和生命本质属性等种种因素的作用。通常地，自然地理的属性决定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差异，这不是源和流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族群优劣问题，而生命属性与生存资源的问题。低处的平原和丘陵，是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水的集中地，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理性的生存选择。

今天，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客观上讲就是海拔高度的差距，水资源多寡的差距，交通难度的差距，人力资源集聚的差距，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差距，进而表现为经济总量大小和生活质量高低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短期内甚至是几代人都难以改变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惯性——高原上人们，即使不迁徙到自然地理意义上平原，终究也要走向最能集聚像水一样的其它种种生存资源的相对“低处”。

四

历史上有为的族群领袖或政治家，大多善于治水。

大禹治水、西门豹治邺、李冰修筑都江堰、郦道元撰《水经注》、林则徐推广坎儿井……都是可查可考的治水访水之举。就是历史上声名不怎么好的隋炀帝，也做了两件与“水”有关的彪炳史册的大事：一件是开凿大运河以连贯南北交通，一件是创制科举以为国育才造士。

这些事功固然与中国长期以来重视农业生产有关，但更多的则是政治家对水与食物，对水与生命，对水与生存，对水与江山社稷关系的真切认知与深刻洞察。

从历史实践来看，很多时候，水的流向决定着经济的走向，也决定着文化的源流。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成都平原、渭河平原、两湖平原……这些繁华富庶之乡、文教兴盛之地，几千年来，何曾缺过河的流淌，何曾断过水的滋养？这纵然有政治选择因素，但谁又能说这种选择与水无关？九曲黄河在齐鲁大地入海，除了滋润着至今仍然富庶丰饶的山东半岛，更是孕育出光耀古今中外的一代圣贤。

老百姓治水，源于畏水；政治家治水，源于敬水。

隋炀帝虽开凿了大运河，可因其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惜民力，隋朝在他手上很快就玩完了。

唐太宗视民如水、视己如舟，从善如流，任人唯贤，励精图治，终成一代盛世基业。

当代作家迟子建女士在上海坐出租车，听到司机播放旋律舒缓忧伤的《贝加尔湖畔》，不禁惆怅地说：我去过贝加尔湖，爱极了它，要是它还在我们手里就好了！

是啊，人们心底，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河海与江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