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和，源和

源和，源和

◎杨进云

上沙工业区依山傍水。山不高，延绵起伏，树木丛生，一到春天，漫山的红杜鹃把群山点染得如山火燎原。海离得远，上沙村里的老一辈人多是渔民，来往捕鱼，在我这个北方人看来，觉得挺费劲。近处水也多，却多是水库湖泊，水里养着鱼，随手丢一把青草进去，就能看到肥硕的大鱼在水里翻滚。其实，我一直是想看到荷花的，却没见过水中有种植的。

源和音箱厂就在这群山夹绕之下的一条街上。上沙工业区工厂多，多是外资投资，一家挨着一家，有点像北方整齐的村庄。工厂规模都不大，多是三两百人的小厂，上千工人的大厂也有，但一般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园区。街上来往的人也多，基本上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极少看见中老年人。T恤衫，大短裤，人字拖鞋，肤色各异，乡音各异。北地方言的棱嶒铿锵，江南软语的呢喃婉曲，混杂着南腔北调的改装普通话，在大街上搅合，揉搓，融和。

源和音箱厂有两个大门，一个正门，一个后门。正门常开，有两个保安值班，保安队长是广西人，黝黑，清瘦，常常不笑，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各种出其不易的事情。后门平时关着，只在车间进材料或者出货时打开，车辆进来或者出去后，就随即关闭。两个门都是铁门，双开，底色喷涂的是天蓝色油漆。每扇门上都有一个鲜红色的大字，一个“源”字，一个“和”字，源和，是工厂的名字，全称叫源和音箱厂。源和音箱厂是一家港资工厂，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是一九九三年，香港当时还没有回归。四年后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那时，我已在另一家工厂的餐厅里，一边用勺子给嘴里刨米饭，一边从电视上观看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厂里有两幢厂房，一幢只有一层，是木工部。另一幢是两层，一楼是仓库，门口挂着严禁烟火的牌子，里面堆积着各种生产材料，二楼是装配车间。员工宿舍和木工部相连，有四层。第一层和第二层住女员工，第三层和第四层住男员工。员工睡觉用的床是两层的铁架床，床板是一种一公分左右厚的木板。板隙中钻满了大个头的臭虫，颜色黑色，爬行速度极快。被这种虫子在北方似乎一直没有见过，如果被它咬一口，能让你在熟睡中从床上蹦跳起来，又痛又痒，而且后劲很足，持续时间很长。经常看到有不堪其扰的工友把床板取下来，拖到楼道去，打一壶开水，从板隙中浇灌下去，以杀灭这种虫子。

厨房就在宿舍楼旁边，一座被烟火熏染得黑乎乎油渍渍的小平房，面积大约八九个平方。三个厨师，围着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脏兮兮的围裙，整天在里面挥舞着刀铲，锅碗瓢盆，丁零当啷，煮白菜、切土豆、淘大米。和厨房相邻还有一座平房，略干净一些，分成两间，大间的是丝印部，有四五个员工，专印刷音箱背板上的标识和线路图。另一间是技术部，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上堆着图纸，靠墙放着一台开锯片的不知道名字的设备。

为了找工作，我是在上沙的大街上溜达了二十多天，被南方炙热的太阳烤得焦黑焦黑后，才进了这家工厂，而且还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在一家叫伟昌的制衣厂干了五天短期工后，被车间主管收去后给弄丢的。找他要，他不承认收了我的身份证，因为没有什么对证，纠缠了几回，只好作罢。好在那时所用的第一代身份证，用处不多，而且身份证上的照片也拍得模糊不清，没办法，就借了一个叫王卫列的老乡的身份证，才顺利地进了这家工厂。于是，在这家厂里上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被人叫王卫列，或者阿列，但厂长除外。

讲实话，我在进这家音箱厂之前，除了比较熟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播种和收割流程外，对工厂的事情一无所知。各种各样的工厂，诸如音箱厂、机械厂、模具厂、电子厂、玩具厂、眼镜厂、鞋厂、锁具厂，在我的认知里，都是几幢或高或矮或雄伟或简陋的厂房和一扇有保安把守，看管严格的大铁门，别的就都模糊了。

进厂后，才知道木工车间放着一排大大小小的台锯，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台钻，一台大型的开大板用的滑轨式台锯，还有几台我们当时叫吊键（音译）的，给木板拉V型槽的机器。五六十个工人在车间忙碌着，他们都带着口罩，车间里雾霭重重，空气里弥漫的锯末粉尘让人的视线模糊不清。机器发出的高一声低一声或尖锐或高昂的吼叫，震耳欲聋，工人互相之间说话，都要大声叫喊，否则就听不清说什么。这是一九九三年，我走进广东东莞的一家叫源和的音箱厂，在木工车间里看到的情景。

因为我是木工车间的员工，所以二楼的装配车间，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有机会上去看的。装配车间的空气里弥散着木板，胶枪，天那水，还有一种乳白色含笨的粘合剂的刺鼻的气味。但和木工车间相比，空气还是明显要好很多，少了粉尘的空气，让人的呼吸也变得顺畅多了。宽敞的车间正中放着两条流水线，我们当时都叫“拉”，就是两条“拉”，每条流水线都有两名拉长管理。“拉”的两边，整齐地坐着三十余名工人埋头苦干。车间后半的空间堆放着生产成的音箱成品，一摞一摞整齐地摞成了山。

这种被称作“拉”的流水线，像个阴险的小人，它总是在不声不响中榨干每一位工人的汗水和精力。每有新产品上线，拉长会负责先把产品的装配过程分解成若干个工序，然后按先后次序安排给“拉”上的每一个工人。经过试生产，调整，再到开始正式生产。一般刚开始，因为工人对自己负责的工序不是太熟练，流水线运转的速度会慢一些。但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不断加强，“拉”的运行速度就会被不断加速。原来，这种“拉”是可以无级变速，快慢是可以调整。“拉”上的第一位工人，一般也是从员工中选出来的备用干部，如果表现好，就会提升成拉长，拉长助理之类的职位，工资和待遇就能相应提高。这些工人为了能尽快得到提升转正的机会，工作就比较卖力，而排在后面的工人，就必须跟上第一个工人的速度，被迫高强度工作。如果跟不上前面的速度，产品就会在某一个工人面前堆积。轻则被呵斥，重则会被罚款，甚至调离工作岗位，做一些更累更脏的工作。拉的末尾有一至两名QC负责质量排查，发现不良品，也会根据不良品的部位追查到具体的某一个工人跟前，情况严重的话，就会被罚款，扣除奖金。

每天上班，只要“拉”开始正式运转，工人基本上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条“拉”只有一张“入厕卡”，要上厕所的员工，必须拿到这张卡才可以离开工作岗位。这个工位的工作就由拉长或者拉长助理暂时代替，所以上厕所的时间被严格规定在8分钟以内，超时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更何况，后面还有其它工友等着拿这张卡去解燃眉之急呢！

木工部的工作流程大体分为进材料、大板分解、各种加工，送装配部组装。一车材料进车间，工人先是卸车，把1米2宽，2米4长，厚度不等的生产音箱的木板，从大卡车上卸下来，堆放在指定位置。再用滑轨式台锯按要求分解成标准尺寸的各种板材，然后经过开槽，拉V型槽，打孔等各种工序，生产成音箱外壳。音箱背板用的板一般比较薄，也不带外皮，不太用担心加工过程中的摔打摩擦，但上面的孔位比较复杂，有些还需要送到丝印部去印刷各种标识图案。音箱内壳用来加固的各种木块木条配件，也大多是用木板或板材的边角料加工而成，可单独分给工人，占用一台台锯加工。木工部的工作，除了卸车，就属开大板最累。抬起一张板，翻过来转过去进行分解，分解完了再抬一张板分解，就这样周而复始。板很重，干起来很辛苦。每个刚进厂的员工，第一份工作一般都是开大板。而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用吊键拉V型槽，最轻松最干净的工作是给音箱背板打孔。打孔的工作也最复杂，需要脑子灵活清醒，否则会打出一大堆废品。

我那时精力充沛，看见什么都好奇，都想上手弄一下。开了几天大板后，和车间的工友混熟了，就乘休息的时候，去用吊键拉了几张板。休息期间车间的所有机器都是关闭的，所以吊键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被主管听见了。主管叫蒋飞龙，三十出头，浓眉大眼，很帅气的一位四川小伙子。他忙慌慌地赶过来，先在我的后脑勺上拍了一掌，然后拖着长长的声调喊：不敢弄拉！可能是怕我没操作过这种机器，不安全。然后拿起我拉出来的几张板仔细查看，表情有点错愕，说，你换来这个岗位干。我就调了岗位，不用再抬沉重的大板了。音箱外壳所用的木板，带着一种黑色的胶皮，胶皮外面还有一层白色透明的保护层，拉V型槽的深浅要求比较严格。深了，胶皮会断，浅了，对折成直角时折起来的角会变成一种小圆角，不直，就成了废品。事实上，这首工序的废品率本来就一直很高，很多好好的木板会因为在这道工序加工不良而变成一堆堆废材。拉出厂外填埋到垃圾坑，还得交一笔不菲的垃圾处理费。

时间不长，车间的各种设备就被我玩得得心应手，随便被安排到那一个工位，都能熟练地完成工作任务。在我看来，这个部门也实在没有什么复杂得不能理解的工作。当然，这也可能得益于我从小的历练。我的父亲是我们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木匠师傅。从我懂事起，平日里所玩的玩具，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木工工具，也经常被父亲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木工活儿干。每年一到寒暑假，父亲都会弄出一大堆平日里积攒的大大小小的圆木来，让我和弟弟绑在院子中间的柿子树上，用大锯解成一张张各种厚度的板材。弄得多了，为了省事，我和弟弟就常常偷懒，圆木上经常不打线，就下锯解板。虽然解出的板薄厚不一，但父亲看了却装作没看见，也从来不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解出来板却越来越标准。

木工部不但工作环境差，工伤也多，飞速旋转的锯齿闪着寒光，随时会让干活时心不在焉，不专心工作的工人的手掌血肉横飞。为了尽量减少工伤，所有锯台的锯齿高度都调得很低，只略高于要锯断的木板厚度，很有效地降低了严重工伤的出现，但擦伤破皮的事还是常常发生。厂里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只要伤了，就带薪休息，厂里提供各种伤药绷带，等伤好了再上班。但从来没有员工想过需要赔偿一类的事情。记得有个湖南的小伙子，做事大大咧咧，三天两头受伤。最严重的一次，右手的大拇指都被锯锯掉一小截，血流得到处都是，看着很渗人。他却笑呵呵地举着缠满纱布的手，满厂院转悠，总让人疑心那锯子锯的是别人的手指。记得我当时还据此为题，写过一首题目叫《血板》的小诗，投稿报刊，可惜没有一家刊物肯刊登。

车间的工作环境确实差，工人每天都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忙碌。碰上赶货，订单时间紧时，加班加得天昏地暗。工人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在车间干活。晚上下班，取下捂在嘴巴和鼻子上发黄的口罩，鼻子两侧的灰尘，都能用手抠下两大块来。大家差不多都眼神呆滞，疲累异常，如果床板就在脚边，估计就能直挺挺地直接躺上去，能不动，就不想动了。

这种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周而复始的繁重工作，让人常常忍不住想：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家厂里上班的一年多时间里，记得加班最多的一个月，除了每天正常的九小时工作时间，光另外加班就有一百四十多个小时，相当于平均每天工作十四小时还多。那种辛苦可想而知！当年南下的打工潮中的年轻人，在广东所赚的工资，看起来略高于内地，但那基本上都是用血汗和牺牲身体的健康换来的。这还不算这些工人的后半生，可能会因为这类工作环境对身体所带来的各种伤害而产生的后遗症的成本。

闲暇也是有的，如果厂里突然没有订单了，工作就会变得轻松随意。主管蒋飞龙就开始很少出现在车间，也没人再管打打闹闹，四处乱窜的工人，只要不弄出事情来就行。有时，实在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干脆放假，任由工人作外出闲逛。但大多数工人并不喜欢这种假期，因为放假了，就没有工资可拿。当时的工友里，有很多已经结婚，娶妻生子了，肩上有了担子，要养家。我则乘闲，在厂门口的小商店里置买了一大瓶墨汁和几支毛笔，还有一叠纸，开始在宿舍里练习书法。

我从小就喜欢写毛笔字，但因为条件所囿，也没有机会系统地临过帖，写字经常是东学一个西学一个，这种写毛笔字的方法当然叫不得书法。但一直爱好，来广东前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进了工厂后忙，一直没有时间写，一旦有了空闲时间，那粒埋在土里的种子，自然地就又萌了芽出来。虽然字写得不怎么样，但厂里的工友们觉得稀奇，却很愿意捧场，都说写得好。于是很多宿舍的墙上，就贴上了我写的字，白送，谁不要啊！

后来，我突发奇想，既然工友们这么喜欢，为啥不拿到街上去卖呢？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利用下班时间，在红盒城工业区旁边的电影院门口，人流聚积的地方摆摊卖字。可能是字写得确实不咋样，生意也不太好，好奇围观的人多，买的人却寥寥无几。记得有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头发有点花白，当时，这种年龄的大叔，在南方工业区的大街上很少能碰到。他蹲在摊前看了很久，说，字还是得练！又说，得用宣纸写。后来还是买了两幅字，临走时，在我的肩上拍了拍，说：小伙子精神可嘉，算是鼓励你的！因为写毛笔字，居然在厂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先是厂里那位从进厂就没见过面说过话的经理。他来自海南，带着一副金边眼镜，一位斯斯文文的中年人。他居然来员工宿舍溜了一圈，坐在我的床边，和我聊了一会儿天，送了几支毛笔给我，说是他写字用的，现在没时间写了，送给我。接着是厂里的总管张明，一个矮胖而可爱的广州仔，有事没事的就来我们宿舍找我吹牛皮，他一直撺掇着让我写个大一点的“忍”字给他，要大。但我的毛笔太小，总是写不了他要求的那种大。

没多久，到年关了，厂里正式放假过年。厂长听说我在街上写字卖对联，回厂时正好在院子里碰上，说，刚好准备给厂门口贴对联呢！你写好给贴上，钱让阿明给你报销！又随口问，多钱？我想，说少了怕人瞧不起，就干脆说，一副五十元。他没说什么，要走了，又回头问我：你是陕西的？我说：是。他又说：听说你不叫王卫列，叫什么名字？我想：不知道是谁嘴巴这么长？只好老实交代。他说：那以后就叫你阿云了。此后，全厂人都叫我王卫列，或者阿列，只有厂长见了我，老远就喊：阿云，阿云！

我终于还是受伤了。年后上班，有的工厂还没完全开工，车间的活并不多，大家上班就松松垮垮，自由散漫。下午，我被临时调到一台台锯上锯木片，就是一种粘在音箱内壳里起固定作用的小木头。工作单调而无聊，电锯的高音也吵得人难受，干着干着，我就心不在焉起来。等我发觉事情不妙，迅速抽手时，明显为时已晚。我右食指指尖被锯盘上尖利的锋刃挂掉了一块肉，鲜红的血液，也急不可耐地蜂拥而出。刚好广西那位眉清目秀，性格柔和的主管助理在车间转悠，他一边责怪我工作三心二意，不注意安全，一边拿出放在窗台上的药箱，过来给我消毒，包扎。问我：还能上班吗？我看看缠绕在手指上的纱布，发现他包的太小了，小小的一点，完全不像受了重伤的样子。就说：你包的这个不行，手指疼得利害，得再多缠些纱布。他好像有些愰然大悟，才明白过来似的，就又松松地在我的手指上绕了几圈纱布，用胶布固定好。然后歪着脑袋仔细看了一下，说：这个应该可以了。于是，我就开始整天也举着那个白晃晃的缠了纱布的手指，在厂院里乱逛，不再去车间上班。

转得实在无聊，就溜达到工程部去，想着最近车间事少，蒋飞云很少去车间，一定在办公室的空调里待着，不如去和他聊聊天，顺便蹭蹭空调。不想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吵吵闹闹的，在吵架。可能是吵急眼了，各种方言国粹都冒出来了，还听见“啪”的一声，应该是把笔摔在桌子上的声音。进门一看，工程部的几个家伙，把脑袋围挤在一张图纸上，正在口沫四溅地争论着。蒋飞云右手的食指还在图纸上用力地点点点，都能听见指头和桌面相触的沉闷声响了。我抬起右手，看了看缠了纱布的右手食指，立即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其实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进厂后不久，我就发现厂里的工友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很多连初中都没上过，尤其是主管蒋飞云，他连二十六个字母表都读不下去。如果碰上生产的音箱型号带着字母，他就只读数字，有时字母夹在数字中间，实在没办法绕开，他就尽量不读或者干脆含糊其词。听说，他私下里为这二十几个字母也没少伤脑筋，让别人教他读，但他的舌头好像实在不适合读这个，一直没怎么学明白。其他人，包括工程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的这个部门，反正是个个水平堪忧。

我挤进桌边一看，原来是厂里新到了一款音箱的订单，工程部的几名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图纸。厂里的订单生产流程基本上是接单，研究图纸，做样品，样品确认，分解生产程序，进车间生产，交货，货交完了，就算订单完成了。我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原来是因为音箱外壳的一个折角的角度问题，几个人居然算出了几种角度，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说急了，就吵起来了。其实常看图纸的人都知道，这种生产图纸，一般只标示重点的角度和长宽数据，其它角的数据只要略懂基本的几何知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看样子，这伙人确实都不是读书人，还装模作样地看图纸！我就着图纸认真看了一下，说：别吵了，这个角度不是75度吗？几个人停止了争吵，都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举在胸前，新缠着的白晃晃的纱布的右手食指。

我明白了他们眼神的含意，看样子，是得解释一下。我弯腰拾起地上的铅笔，在图纸上指指点点，大略给解释了一遍，其实就是简单的对顶角、内错角、互余互补的角度转换问题。几个人静静地听了一遍，互相张望了一下，不再理我，又争吵了起来。没听懂？还是觉得我一个刚进厂的小员工，没办法相信？我觉得受到了轻视，也有些生气，发誓赌咒地说，我说的角度绝对没问题。然后在一张纸上详细地写下了这个角度的推导过程，甚至注明了两真线相交，对顶角相等，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等等文字，比我读书时答几何试卷还认真。几个人停下争吵，互相传看了一下我写的内容，却都不置可否。蒋飞云看没办法确定，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说：下班时间到了，先吃饭。

吃过饭，我想，反正不用上班，下午不如在宿舍睡睡觉。员工都上班去了，宿舍里只剩下了风扇的嗡嗡声。风扇的嗡嗡声，像一首哼唱着的延绵不绝的催眠曲，天气虽然闷热，但我在催眠曲的夹持下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睡得很香甜。不知过了多久， 就听见门口有人大声喊：“阿列，阿列，起来啦，经理找你呢！到办公室去一下！”是厂门口值班的那个小心翼翼的保安队长。

经理坐在宽大的棕褐色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笔，在手指上转着，眼睛却在盯着桌上的一张纸在看。见我进了办公室，就招呼文员给我倒杯水，然后指了指靠墙放着的一张双人沙发，示意我坐。我一边试探着坐在那张一直没有坐过的松软的沙发，一边瞅了一眼桌上的寻张纸，居然是我在工程部推导那个音箱外壳角度的演算纸。经理放下笔，双掌相叠，把目光投向我。我以为他要和我谈一些严肃的啥事情，却没有。他只是很随意地问我字卖的怎么样，学书法有没有跟过老师学。当听说我是自己瞎琢磨着写的时，他的脸上就有了很激动的神情，眼镜片也似乎霎间泛起了一些亮闪闪的光泽。他说他是海南的，从小也喜欢书法，但家里穷，没有条件。后来也常常自己琢磨着写写，坚持了很多年，但总觉得没有啥进步，现在工作忙，就不再写了。我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几支新旧不一毛笔。

管理仓库的江西姑娘赵薇离职了，听说是回老家准备做新娘子了。起初，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进厂时间短，又一直在木工车间上班，对别的部门了解并不多。但和工友闲聊间，就听到了这件事情。听了也没有多想，只知道年轻漂亮的赵薇的离职，对木工部的一些年轻的单身工友打击很大。他们虽然整天灰头土脸，连件干净衣服都没办法穿，却喜欢在互相的调侃打闹中，反复咀嚼这个据说很漂亮很端庄的江西姑娘。

没想到我却突然被厂长叫去谈话，说是要调我到仓库去做仓库管理，还说我是文化人，不能老在车间干。厂长是本地上沙村人，不知在村里做什么工作，但能感觉到他一直对我挺照顾。记得有一次晚上没事，我在街上闲逛，被查暂住证的治安队突然逮进了治安队，给关了起来。得到消息的厂长半夜三点多，穿着短裤拖鞋，跑到治安队来把我弄出来，还把治安队的队长给骂了一顿，说，我的人你们带进来做什么？厂长见我没有异议，就去和经理商量这件事，经理也很爽快地在工作调动单上签了字。于是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成了仓库管理。有了一张办公桌，能像模像样地坐在设在仓库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仓库的十三个搬运工也归我管。仓库管理在厂里也算个小干部，工资有了一些提升。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吃饭不用再和工友们一起去挤窗口了，吃上了所谓的干部餐。每餐四菜一汤，下班前厨师就在餐桌上摆好了。

其实厂里的伙食，对从小在农村吃惯了粗劣饭食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刻意要嫌恶的，但真心说，的确不好。每天早餐和晚餐都是稀粥，南方人没有吃馒头的习惯，所以灶上从来没有见过馒头，包子之类的东西就更不要说了。我一直有点不太理解，一碗稀粥，这些年轻小伙子，中午这五个小时的工作，怎么能顶得下来。大多数员工在喝了厂里的稀粥后，还要去厂门口花五毛钱，买一种油炸的面饼吃。卖油炸饼的小伙子骑一辆自行车，车后带两个竹筐，每天早上都会按时出现在厂门口。如果那天他突然因为什么原因没来，就会有很多工友就要饿半天肚子了。至于炸面饼的油是不是地沟油，没人有功夫计较这些事情。中午饭都是米饭，一年都没变过样，菜是白菜、萝卜、土豆、豆腐、通心菜，天天颠过来倒过去地吃。说是炒的菜，但菜里是看不到油水的，我总疑心那些菜就是随便切切，放在水里煮的，但对员工来说，只要菜里没有吃出虫子来，就会觉得这餐饭吃得还是很舒心的。菜的咸淡也随着厨师的心情咸咸淡淡，变化莫测。但厂里的工人每天就这样吃着，似乎也吃习惯了，没有人提过什么意见。

当然，关于伙食的事情，厂里的员工还是闹腾过一次的，但那不是因为饭菜质量优劣的原因。有一段时间，厂里没有订单，员工就放假了。不知道是那个领导脑袋抽风，突然在宣传栏里贴出了一个通告，大意是说：员工放假期间，厂里的厨房就不再提供饭菜了，让员工自行解决。员工立马就闹腾起来了，说好的包吃包住呢？本来放假就没有工资拿，还要自己花钱吃钱！几百名员工把厂部和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件事是总管张明出面处理的，看着群情激愤的人群，张明胖乎乎的脸上挤出了难看的笑容。起初，他还想坚持一下，给员工做思想工作，让员工理解，说这个决定，厂里是开过会的，领导集体商议决定的。但员工乱哄哄的，根本就没人听他解释，而且欲闹欲凶。不知道是谁把办公室门门口摆放的两株高大的绿萝都推倒了，花盆的碎裂声，让站在门口的员工纷纷躲闪。眼看着压不住阵角了，为了不让事态持续升级，张明只好让步，让厨房继续做饭，和平时不做变化。就这样，员工散去，这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到仓库上班后，我才知道这个工作也不是个好差事。前一任仓库管理说走就走，根本就没有进行工作交接。我看着桌上一摞大大小小，边角卷起的账本，第一天就傻眼了。因为很多数据，记得似是而非，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确定其正确性。我完全没有办法确定某种材料账本上的数字和仓库的实物是否相近。也没有办法确定某种型号的音箱的出货量和实际出货量是否相符，这笔订单到底还差多少正在车间生产。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拿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账本去找经理，想请教其中的奥秘。经理皱着眉头，把几本账本翻过来翻过去，也直搔脑袋，最后说：你就照着这些数据先弄吧！我大感诧异，这么混乱的生产，这么混乱的管理，工厂居然还能存活下来，真是天可怜见。只好拿回账本，天天照着这些数据，云里雾里地继续记账。车间的生产，每天也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也从来没人来问过我相关的数据。我甚至都有点不太明白，他们每天这么卖力地生产，数据到底是怎么控制的？

那十几个搬运工，也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当时，我差不多刚好满二十一岁，那些搬运工却都差不多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老大哥，油条级别的，就从来没拿我这个小领导当过一回事。每天一上班就满厂乱逛，要不就找几片包装箱的纸皮，在材料堆后面睡成一片。好在厂里的机器声音大，否则，他们的呼噜声把房顶都能掀了。需要货物装车，搬运材料时，常常找不到人，就算找到了，也磨磨蹭蹭地磨洋工。我想，这事既然归我管，那是不是得想办法改变一下现状。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很严肃的小会，提出了一些要求，也宣布了一些简单的奖罚条例。

结果，几个老大哥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刚进厂没多久的小领导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该溜达照样溜达，该睡觉照样睡得呼噜声震天响。下午，为了装一车要出的货，一直拖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把货装上车，气得司机师傅直骂人。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办公室填了几张罚款单，依据宣布的规定，要对几个表现特别恶劣的搬运工罚款。经理看了一下罚款单，爽快地签了字，并让文员盖了公司的大印，贴到公告栏里进行全厂公告。结果，却弄出了乱子，那十几个搬运工一起到办公室去闹腾，并以集体辞职要挟经理。这时，我才知道这十三个搬运工，居然有十一个是江西老乡，而且都是亲戚套亲戚，或者一个村里的叔叔伯伯。开始，经理挺硬气，力挺我，估计他也深知厂里管理方面的储多不良现状，希望籍此能有所改观。

但后来，这事却波及到了二楼的装配车间。装配车间我一直接触比较少，不太熟悉。等这事出来才知道，二楼的装配部，不但主管，主管助理都是江西人，而且工人也超一半都是江西人。而且仓库的这些搬运工，就有好多本来就是他们介绍进来的自己的亲戚朋友。经理起初还想努力挣扎一下，但眼见事态发展到工厂都要停工了，就有些不淡定了。晚上，他找我谈话，商量着要不把处罚单取消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这样教育我的。我也意识到，这家工厂的问题可能太多了，而且根深蒂固，远非我一个涉世未深，又没有斗争经验的小朋友所能解决。况且，领导软弱，也没有魄力管理好这个已被某种不良习气浸透的工厂。当然，这种祸根可能在他掌管这家工厂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他也无力回天。最终，我同意了经理的想法，但同时提出这个仓库管理，我肯定是干不了了。再这样玩下去，一本糊涂账，十几个无法搞定的搬运工，我无法看出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经理也同意了我的要求，调我到质检部门去，就这样，我又成了这家音箱厂的一名QA。

QA的工作职能，在业界是有其界定的工作范畴的，但在源和音箱厂，却有它自己的定义。每天上班，我都夹着一把游标卡尺，出入在车间的各个角落，查看流水线上的产品，下班前再填一张当天的质检表，就算工作完成了。但厂里的生产废品率，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观，各个生产流程都会大堆大堆地出现报废品。木工部开大板，打孔，吊键拉槽，都会出现大量报废，组装车间在组装过程中出现的废品最让人心疼。甚至生产的成品音箱，送到下游工厂，也会被退回大量的不合格品，这让我多少有点焦虑。于是追查原因，严格把每一道工序，希望减少浪费。那时，虽然在工厂工作时间不长，但我深知那每一片废品，都是工厂的纯利润。但事情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有一次，木工部的钻床，一片又一片地加工音箱的背板，我拿来图纸比对，怎么看着都觉得不对。原来是主管蒋飞云看反了图纸，那些孔位从板的反面看，没有任何瑕疵，完全没毛病，但从正面看，孔位全部是反方向的。这种情况，如果把板拿在手里看，不太容易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进了组装车间进行组装，才会发现对应的孔位根本无法配套。我立即叫停了十几个手忙脚乱的工人，找来主管说明情况。蒋飞云面无表情，把板子拿在手里，对照着图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又喊来助理，把板和图纸给他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回办公室了。助理先是莫明其妙，后来瞪着明媚的一双大眼睛，又把背板和图纸研究了半天，就拿着那块板和图纸回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看都不看我一眼，对几个工人大手一挥，说：接着干。

看着一摞又一摞的废品在工人的身后堆积起来，我又急又心疼，只好拿了一块板去厂部找经理。经理拿着板看了一会儿，问我情况，我如实说了一遍，经理说：我知道了，你回去，顺便叫主管到办公室来一下。但那批货，直到晚上几个工人加班到十一点，打完了全部孔位，经理也没有到车间去，也没人让工人调整孔位方向。这次事故，大概是源和音箱厂能记上厂史的一次惨烈生产事故。一直到所有半成品在木工部全部生产完毕，送到装配车间，装配部的那位江西主管要分解流水线装配工序，但他怎么也没有办法把背板装上音箱的外壳。五万片音箱背板全部报废，按预订的交货期，如果要去重新采买材料生产，时间上也来不及了。经理只好自己去下游工厂游说，以宽限交货期限。但厂里却一直风平浪静，相关的责任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或者，是经理怕再闹出什么乱子，干脆稀泥抹光墙，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对我，他也绝口不提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对这家工厂在管理上的无能为力和它的发展，终于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虽然，我只是一个从校门初到社会的年轻人，根基浅，思虑单纯，总是想竭尽全力地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力量，让工厂能变得更好一些。但事与愿违，工厂的报废木板，在院子里渐渐地堆成了小山。还有从下游工厂退回来的次品，车间和仓库实在没有地方堆放，只好也码放在院子里。后来，觉得实在太占地方，干净在车间活少时，让工人拆去包装的纸箱，拆成木板，就省地方多了。

废木板的处理，也成了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拉出去当垃圾处理掉，当地环保部门要收昂贵的垃圾处理费，后来就叫人出去旁边的上沙村，动员村里人拉去当柴禾烧。有几个村里的人过来拉了几车回去，再叫，却不肯再来拉了，说烧着太臭，那气味受不了。音箱面板的表面，有一层胶皮，烧起来肯定臭了。没办法，就专门安排几个员工去扒木板上的胶皮，扒干净了再让人来拉，但这种情形也没能维持多久。上沙村人在大量工厂和众多打工仔的加持下，腰包很快鼓了起来，家家建起了洋房高楼，水电气方便快捷，没人愿意再烟熏火燎地烧这种木板了。

厂里的效益一直不好，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员工的工资就一低再低，员工的伙食也一差再差，形成了一种坚不可破的恶性循环。于是厂里招起工来也越来越难，厂门口挂着的那张招工的布告，从来就没取下来过。开始，进厂的员工还被要求看一下毕业证，希望别招一些不识字的员工进来。后来实在招不到人了，就干脆毕业证也不看了，只要有身份证，不缺胳膊断腿，就招进厂来。经历了几件事情后，我也有些消沉，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在厂里混起了日子。从第二年九月份左右开始，我觉得自己实在没必在这种工厂浪费时间了，就萌生了离开这家工厂的想法。十月初，应聘进了另一家模具厂。过了一年多，听说源和音箱厂搬厂了，搬到沙角什么地方去了，再过了一年左右，就听说这家厂倒闭了。

我想，这是必然的！

                                            2022年8月15日于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