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开枪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鸟呢?”一个声音甜甜留着短发上穿白色短袖下着蓝色长裙的年轻女老师指着黑板前的一张挂图问学生。
“是无声手枪还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头发前面微卷后面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举手询问。
老师强调“不是无声手枪也不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扎马尾辫的女孩追问:“那枪声有多响?”
“大概有80——100分贝。”老师补充。
“那就说声音能震得人耳朵疼” 有个蓄小平头身穿白条蓝色短袖的男生举手说,“在那儿打鸟不犯法吗?”
“不犯法”老师语调略显急躁。
“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白条蓝色短袖男生问得虔诚。
“我——确——定”老师一字一顿道,“拜托,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行,OK?”
学生的回答完全超出了老师的设想,老师已露耐心不足。
“OK。”留着西瓜皮头型的穿红条白色短袖的男生挠着头问,“鸟里有没有聋子?”
“没——有——”老师的声音有些失态。
“其中有没有那种智力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问题的那个扎马尾辫的女生再次提问,“就像那种听到枪声都不知道飞走的那种鸟?”
“没有,它们的智商都在200以上。”老师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有没有关在笼子的鸟?”穿着浅蓝色无袖长裙的小女生试探着问。
“没有”老师斩钉截铁。
浅蓝色无袖长裙小女生问:“有没有残疾或饿的飞不动的鸟?”
老师回答:没有,身体都倍棒呢。
一直坐在最后的穿白色长裙的女孩说:“算不算怀孕,肚子里的小鸟?”
“它们都是公的”老师解释。
白色长裙女孩执着:都不可能怀孕吗?
“我晕,绝对不可能。”
倒数第二排的穿淡黄短袖的男生站起来问:打鸟的人有没有眼花,你确定是十只吗?
老师无奈:没有,就真的是十只鸟。
淡黄短袖男生继续说:“有没有傻到不怕死的?”
“它们都怕死。”
“有没有是情侣的”蓝色短袖的男生问,“一方被打中,另一方主动陪着殉情的?”
“之前不是告诉你都是公的吗?”老师对学生回答有点失言,“笨蛋。”
该男生反驳:同性不可以相爱吗?
“十只鸟的性取向都很正常”老师有些忍无可忍之状。
前排的橘色短袖的男生说:“会不会一石二鸟呢?”
“不会。”
“会不会一枪打三呢?”
“不会。”
“四呢?”一脸认真。
“更不会。”
“五呢?”
老师提高声音:再说一遍,一枪只能打死一只鸟!
穿粉红长裙的女生说:“十只鸟都是自由飞行的吗?它们听到枪声惊慌失措地起飞的时候,互相碰撞会不会撞到了一起?”
“不会,它们都是自由活动的。”
粉红长裙的女生接着说:“如果你的话没有骗人的话,打死的鸟如果没掉下去挂在了树上,树上还有一只;如果掉下去树上就一只不剩了。”
老师本想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课堂生成的相关问题,但问题是有限的课堂时间被消耗了大半,而本该完成的主要任务明显缺少了时间的保证。这是前些天朋友在微信中发来的视频,我不能判断是幼儿园的课堂实录还是经专业指导而表演的课堂,作家陆先声曾讲的事引起了我的联想。
陆先声讲,市里要举办一次讲座,而且还请了法国名师,他决定带读小学的孩子去听。同事海曼是美国人,正好他上小学的孩子放假也来到了中国,于是一起去听这次讲座。
讲座时,主讲人出了一道题: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
现场的学生们拿起了笔和本子,开始算了起来。很快,有学生算出来举手。主讲人让一女学生回答,她说:“52岁。”主讲人问她是怎么算出来的。她说:“86-34=52”。主讲人说:“和她一样答案的请举手。”结果有90%的同学举了手。
陆先声看到儿子没做出来,也没有举手,便小声地问:“你不会算吗?”儿子说:“这个题好像不能算。”陆先声看了一眼海曼,海曼看了一下自己的儿子。旁边一个做出来的孩子说:“老师出的题目总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陆先声的儿子有些害羞,低下了头。这时,海曼的儿子举起了手。主讲人让他回答。海曼的儿子站了起来说:“这道题好像不对。”
主讲人严肃地说:“你是做不出来吧!”海曼的儿子接着说:“你只告诉了牛和羊的数,怎么能算年龄呢?”主讲人看了一下大家,便笑了起来说:“给这位同学鼓掌。”
主讲人讲:“这个题目确实错了,很荒谬,不符合逻辑,这位同学是对的。”
罗曼看了看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最后法国专家感叹:“中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而法国学生超过90%的同学对这道题提出了异议,甚至嘲笑老师‘糊涂’。”
昨晚,上小学的女儿告诉我,她们的英语老师把一个知识点讲错了。我问女儿怎么知道老师讲错了,女儿给我回答,她不但咨问了大学学了外语专业的妈妈,而且也在百度里查了相关知识。我叮咛女儿对老师提醒一下,女儿却给我耳语:她们的英语老师有回错误被学生指出,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说这个学生——班里就算你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