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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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刚过，手机响了。原来是大姐夫来的电话，告诉我大姐80岁生日宴准备在今年“五一”的2号、3号举办，并一再关照我，到时候全家要都来，一个都不能少！我满口答应，大姐的八十大寿怎么能缺席呢。
本来大姐的八十大寿是在春节期间办的，后来听二哥讲，因为疫情，政府提倡就地过年，大姐夫和大姐怕远在外地的小辈们回不来生日宴不热闹，就决定干脆到正生日举办。姐夫平时喜欢喝点小酒，比我姐小一岁，酒量是我们家最大的，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见他醉过。春节前到大姐家去，发现他们住在农村的老屋还简单装修了一下，姐夫笑着说，这是专门为我姐过生日准备的。临走时，大姐硬让我带几十个自己蒸的包子回去，嘴里还不停的唠叨，跟年子寒天太冷，把菜都冻死了，没得菜给你们！我老婆笑着说，马春天到了，再来弄菜！
我们车离开的时候，从后视镜看到瘦小的大姐和白发的姐夫一直站在门前的乡村小道上，看着我们的车远去，就像长辈看着自己的儿女那么依依不舍。
路上，老婆很是感概，说我有这么多姐姐真好！我打趣道，就是，每次回乡下就如鬼子进村，姐姐家转一圈，后备箱就差不多满了！老婆翻了我一个白眼，和你说话真没劲！
与很多家庭不同，我们家兄弟姊妹有九个，我在家排行老九，最上面是四个姐姐，四姐后面是我的四个哥哥。听姐姐们说，我大哥其实龙凤胎，那个姐姐在她四岁的时候生病死了。如果这个姐姐活在话，我们家就是五个姐姐下面整整齐齐的五个弟弟。
我对母亲没有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很模糊。1966年，在大姐生下她女儿后的三天，我母亲生下了我。妈妈很辛苦，因为我出生在农历五月中旬，正是快要农忙的季节。母亲还在“月子”里就不得不下田起秧、插秧，加上没有营养，不久就落下了病，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被查出“淋巴恶性肿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淋巴癌。父亲有个木匠手艺在二十多里地的油米厂工作，一个月难得步行回家一次，父亲微薄的工资很难养活这一大家子，母亲很坚强，用她那单薄且病魔缠身的身体艰难支撑着家庭的重担。
我对母亲唯一有印象的只有两次，尽管到现在我都无法记起母亲长的模样，但这两件事我却是终身难忘。一次是母亲从县医院看病回来，她坐在院子里的一口水缸旁，姐姐哥哥们做啥我不清楚，母亲给我一根油条和一个烧饼，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种香软至今回味无穷。可能是母亲见我喜欢，在母亲感到生命快要到尽头的时刻，她坚持离开医院回家，一再嘱咐姐姐买了好几根油条和烧饼带给我。
记得那天大姐、三姐在家给我们兄弟几个做布鞋、缝衣服，好像是二姐、姐夫以及我大爷家的二哥撑着小船去接母亲回家。下午的时候，我听姐姐说，妈妈快要到家了，我开心得不得了，但姐姐们似乎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这时候天气突变，狂风大作，我不管不顾，跳着要去找妈妈，就向村北边的桥上奔去。姐姐拗不过我，我们顶着风雨，站在桥上，看着渐渐靠近的小船。我兴奋地蹦了起来，而姐姐一把抱起我一路哭着往家里走。
妈妈是被抬上岸的，我甚至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人世。我只知道姐姐、姐夫们、哥哥们哭成一团，我却和和我一般大的外甥女躲在大桌底下津津有味的吃着油条和烧饼。不知道是哪个姐姐在桌底下找到我，将我拽出来抱起我，对我哭着喊着：妈妈没了、妈妈没了！我这才意识到什么，跟着哇哇大哭起来。
母亲去世时，我才虚7岁，四姐还没有出嫁，四姐下面还有五个兄弟，这对父亲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姐姐们依然如故，没有一句怨言，自动承担起照顾弟弟们的重担。缝改衣服、做鞋子、洗衣服、洗被子等等，姐姐们安排的井井有条，以至于我丝毫感觉不到失去母亲的痛苦。
每年放暑假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除了可以整天泡在河里，更重要的是可以去姐姐家打牙祭。记得有一次去大姐家，姐姐特地煮了大麦采子米饭，用咸菜炖鸡蛋，至于什么汤忘了。可能是因为姐姐多给了我几汤匙鸡蛋，引起了我同样大的外甥女不高兴，我见她苦着脸觉得很没面子，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害得姐姐一直追了很远很远才气喘吁吁地拉住我，又是哄又是抱的才让我回头。
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几乎每年都会得“胆道蛔虫”病，因为夏天泡在水里，河里的水看似很清澈，我们渴了，就直接埋在水里咕咚咕咚的喝它个够，水里的蛔虫卵也就跟着大摇大摆地钻进了肚子，我自然也不例外。那时候四姐在家，每次发病都把她吓得半死。有一次夏天深夜，我突然发病，姐姐连忙叫上大爷家的二哥，撑着小船冒着雨连夜赶到镇上医院。半夜里，哥哥去找医生，姐姐怎么也按不住疼得满地打滚的我，她也急得哭着喊着医生，姐弟俩那凄惨的叫声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里，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父亲曾经感叹，我们兄弟姊妹九个，只有大姐没有念书，吃的苦也最多，落下的病也多。不过大姐和母亲一样，非常坚强，她笑称自己就是个“痨病鬼子”！其实，几个姐姐都不容易。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每个月父亲给我住校生活费就是15元，但交了学校食堂就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姐姐们就会时不时到镇上给我带点熟鸡蛋、饼、大枣什么的，给我改善伙食。四姐家那个时候条件好点，她看我时会偷偷塞给我个五元十元的贴补贴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点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二姐嫁在本村，所以家里有什么事，特别是一些力气活，二姐二姐夫自然干得最多。三哥高中毕业后，在邻村做大队妇女主任的三姐觉得他有水平，就在乡里找了人给三哥谋了个在乡广播站写写广播稿的差事，三哥也不负姐望，一直干到了进编退休。三嫂是本村的姑娘，介绍人就是二姐夫和二姐。老四的老婆是四姐介绍的，也是她生产队的。虽说二哥和我那个时候都是自由恋爱的，但那个年代讲究“明媒正娶”，所以二姐夫还是成了我们的“媒人”。
随着弟弟们一个个结婚成家，姐姐们的负担也慢慢减轻。三姐是专门负责几个弟弟的鞋子穿，因为白天要在田里干活，一年十几双的鞋子都是姐姐在夜里一针一线手工做出来的。在我结婚的时候，三姐捧着两双崭新的布鞋笑着对我说，这下好了，我终于出头了！
可能是母亲去世早，父亲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在家说一不二，儿子、儿媳们对他都是敬而远之。我和父亲的代沟很深，结婚没两年就离开父亲定居在城里，所以父亲晚年始终是一个人单独生活。虽说在老家的哥哥、姐夫们还是经常叫上他烧两个小菜和他喝上二两小酒，但晚年的孤独还是显而易见。为了排解父亲的孤独，姐姐姐夫们似乎有了默契，三天两头地来到父亲身边和他聊天、给他洗衣服、晒被褥。
每年春节是我们家最热闹的光景。一般腊月二十四前后我就带着全家回农村老家张罗着大年初一的大家庭聚会。这天，姐姐姐夫们早早回来给父亲拜年，一家人难得的大团圆，父亲更是十分的高兴和开心。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专门的厨师烧家宴，都是自己动手。好在人多力量大，十几道菜，我和老婆也能凑合着弄出来。而酒，父亲早就准备好了，在父亲的“严令”下，姐夫和小舅子们个个都要喝得面红耳赤、东倒西歪，当然能喝酒的舅妈，姐夫们也不会放过。酒足饭饱后就是高谈阔论一下午，这个时候的姐姐们基本上都是不声不响的忠实听众，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父亲和母亲生活了31年，在独自生活了31年后父亲也追随母亲而去。在父亲去世前的十几天，姐姐们几乎天天报到。父亲84岁生日那天，姐姐姐夫和我们一起为他过生日，而父亲食道癌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下咽。他一人独自躺坐在床上，还时不时要求我们放开喝酒。我们只能强颜欢笑，有意将碰杯声搞的大大的让父亲高兴。而姐姐们几乎没怎么吃饭，都在一边偷偷抹泪。
父亲在他过完生日后没两天因为疼痛就陷入昏迷，四姐夫是医生，为他打杜冷丁渐渐也不起什么作用。为防不测，我们索性就睡在他身边。一天夜里十二点，我坐在他旁边看书，突然，一直弓身埋头卷曲坐着半昏迷的父亲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睡觉的人，然后小声问我：姐姐们都回家了吧？我点点头。我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摇了摇头，喃喃自语几句后又陷入昏迷，直到几天后去世。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的回光返照。父亲应该是带着对姐姐们的愧疚离去的，这让姐姐们一度崩溃，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犹在耳边，从此我们的家的那扇门姐姐们很少跨进。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前几乎都要到姐姐家坐一坐，顺便带上一箱酒给姐夫，而给姐姐们却几乎没带过什么东西。即便这样，姐姐们都说，下次来不要带东西，人来了比什么都好！平时去姐姐家，临走时姐姐们每次都会把她们自己种的瓜果蔬菜、油米、鸡蛋、养的鸡鹅什么的带点回去。甚至哪家有什么事聚会，也会用三轮车拖来放进我的后备箱。
如今大姐已经八十，我也五十过五。岁月匆匆，我们兄弟不仅透支了姐姐们的美丽的青春，而且一直享受着姐姐们沉甸甸的爱！长姐如母，让我没有缺少母爱，每每想起过往点滴，不禁眷恋万分。
此生有姐，真好！不管到哪一天，我永远希望就这么“姐姐”一直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