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涨水落七月天

（首 发于《安徽文学》2021年第1期）

杨四海

1

熹微的晨光驱散了昨夜最后一抹黑暗，七月的焦虑仍然在湿粘粘的空气中发酵。“到处都在下雨，到处都在下雨”，在去往城南眺望长江涨水的路上，我听见有人自言自语地念叨这句话，下意识地将手中那把打开的伞斜向身后，抬头望了望正下着雨的天空。那原本噼里叭啦地落在雨伞的雨点，便急遽地打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

也有落在额头上的那几滴雨，在我仰面黑云翻墨的天空、嘴唇微微张开的那一刻，先后爬过我的脸庞，倏地穿过牙齿间的缝隙，滚落到了我的嘴里。

并非是食物的那几滴雨，被我咽下，虽说是无色无味，不会刺激我的味蕾，却与“到处都在下雨、到处都在下雨”这句话纠结在一起。因而，那几滴爬过我面孔的雨水，由于吸附了肌肤上的盐分，在我感觉中，咂摸起来，其中的滋味有点咸，而且有着焦灼不安的成分，它们加剧了我对汛期洪水逼近这个城市的担忧，也让我想起22年前，竖立在A城第27闸口前的那块防汛责任牌。

那块75×60厘米蓝底白字的牌子，是经我手订做的，它上面只有几行字，分别印有“责任地段”“责任单位”“行政负责人”与“联络人”，我的姓名与电话号码就写在“联络人”的右边。

在我那个单位，抑或别的单位，谁都知道，这写在牌子上的“联络人”，看似是上传下达者，实质上却是防汛任务具体实施者，只要是与防汛有关的人和事，“联络人”都得事无巨细地去落实。因此，每每东城区防汛指挥部任务下达后，我都感到了被委以“联络人”的那个我，必须承受“联络人”的重负。其实，在那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每遇大风大雨或暴雨来临、长江水位上涨，那些堆积或置放在闸门前不会思想的黄土、麻袋、石灰、档浪板——在我眼里，也与我们这些会思想的城市守护者一样，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压。

2

不会因涨水而承受任何压力的，是那群结伴飞来的野鸭子。它们旁若无人地在雨中“嘎嘎嘎”的大喊大叫着，丝毫不见人类的那种忧虑，欢快地游动在码头趸船周围的水面上。在我的印象中，除非那日是电闪雷鸣天气，否则，再大的雨，也不能阻止它们的觅食。这些绿头野鸭平时原本栖息于城外几十里远处的菜子湖或嬉子湖湿地，那里的水生植物与小鱼小虾远比别处丰盛，它们为什么不在那儿觅食，跑到这片浑浊的水域做什么？

这自然是22年前的一个疑问。

但它在我回望1998年的时候，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汛期的雷声、雨声、水声，风吹树木与芦苇的声音，在涨水的时候格外响亮，将我的那个疑问浇得透湿，又扫落在湍急的江水中，然后再被打着转的旋涡吞没不见。

记忆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在记忆的黑板上，它不断地被我擦干净，又不断地被我重新写上。这会儿，我在想，刚才爬过我脸庞的那几滴雨，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滚落到我的嘴里。还记得，1998年的夏日与秋天，由于长江高水位持续运行，自6月29日起到9月25日，我在城区防洪墙27号闸口前、在以整编建制入列防汛突击队所在的绞锚9号船艇甲板上，也曾一次又一次心神恍惚地抬头看天——那从天而降的雨点，又何止一次爬过我那张疲惫且憔悴的脸，然后穿过牙齿间缝隙，滚落到了我的嘴里？

在我的思绪里，22年前那落在甲板或大地上的雨，与落在今年七月里的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因我要去仰望乌云翻滚的天空，雨水滚落到我嘴里、被我咽下过，而有了同样的属性。在我此时此刻的视野中，今年的雨与那年的雨，已经相遇并交织在一起，犹如水天之间那雾气弥漫中的物象，在进入我肉身、融入我心灵的那一刻，即把时间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即可以成为我视觉中的具体景象，即是我今夜忆念的一部分了。只要我愿意，即使此彼两个时空中的雨，并非依赖于我的存在而存在着，我也能从时间的行迹中找到它们，并在那看似虚无飘渺的想象中，去描述那些雨点的形状（圆形，或椭圆形，硕大，或细微如雾滴），颜色（无色，或几乎透明），声音（或噼里啪啦、或哗啦啦、或滴滴答答），滋味（如果吸附了肌肤上的盐分，就有了浅浅的咸味与焦灼不安的成分）。

3

今年汛期的雨水过于密集，一场接着一场下个不停。此刻，我要说的，是今年七月的那两场雨。那两场大雨，间隔时间只有半个白天。那天早上，雨后的日头刚刚在云缝中露脸，忽地一阵东北风吹来，又将大片乌黑的云，刮到了城市的头顶上。风过去了，乌黑的云，却悬在城市上空不动，像是处心积虑等待着某个时刻来到，将又一场大暴雨铺天盖地浇在大地上。

其时，我就走在两场大雨的那个空档中。

自A城长江水位站对面的那条沿江东路，登上人头攒动的防洪墙。真没想到，竟有这么多忧心忡忡的人，来看正在涨水的长江！记得前几天，我还能从任何一个防洪墙闸口走到江堤上，去看那吐着灰白色泡沫的水沫线，一次次地涌向城市蜿蜒的岸线。然而，就在昨天，长江水位11点钟的时候，还是16.07米。九个小时后的20点整，已涨到16.38米，距离警戒水位16.70米，只有32厘米。其时我感觉到，那天地间城市的呼吸，也似乎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晚上九点钟，长江海事局将气象安全预警提升到红色(一级)。

大风在第二场暴雨中忽然转向。那天下午的江水因此躁动不安，扑向岸边的涌浪，将避风于码头船艇的缆绳，扯的“嘎吱嘎吱”的响。汛期里的七月，天气再闷热，人们也不喜欢南岸刮过来的风。因为常识告诉他们：南风掠过江面刮向北岸的时候，那天的江水多在上涨，居于A城的居民自然会悬心吊胆……

转眼已是7月8日，A城长江水位到了16.94米，一夜之间已超过警戒线。防汛指挥部启动了汛期Ⅲ级应急响应，江边外滩公园封闭、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防洪墙闸口已经放下沉重的阻水闸板，万千人马陆续奔赴长江安广（安庆至广济围）大堤、同马大堤，和险情有可能发生的长江支流与湖泊圩堤。而A城眺望涨水的那些人，已走不到江水淹没江滩上，只能登上横亘在沿江路上的防洪墙，去看那浑浊的江水，在防洪墙下涌来涌往；去看那拍岸的浪头，击打着城市紧绷的心弦。

4

那条游泳的蛇，不知是什么时候游到了防洪墙下。它有一米半长，黑色与灰色环形相间的花纹，是它身体的暗淡色调，因而并不像色彩鲜艳的同类那样耀眼。这会儿，它在两个女人“蛇、蛇、蛇”的呼喊声中，显出了慌张。那惊叫声来自防洪墙上挤在栏杆旁看水的那些人。这群人当中自然也包括我，不然我怎么会看见那条蛇，又听见那两个女人的尖叫声？这条游泳的蛇，显然是随着过境的洪峰飘泊到这里的，它原本已经游到了墙下那堆柴草旁。看样子，是想在那儿停留一下，攒足了气力再去逃生。但来自防洪墙上那阵犹如唿哨的尖叫声，使没有四肢的它，惊慌地只能再次左右摆动着已是疲倦的身体，将身边的水奋力地推向后面，才能艰难地逃离这柴草堆。

人群中那位胸口前别着枚“首都师范大学”校徽的大男孩在感叹： 唉，这条蛇，或任何一条蛇，水中游泳的时候，身体的形状都是一个S。这和英文单词的“蛇”“Snake”，和“游泳”的单词“Swimming”打头的那个字母“S”，是多么得相像？这回我多看了大男孩两眼，才注意到他那件白衬衫袖子上套了个志愿者袖章。我问他，你也在闸口值班？他说，疫情期间在家闲着时间太长了，觉得无聊就报了个名，昨天我值下半夜班，今天上午八点交班后，看一会儿江水就准备回家了。

我对大男孩瞬间充满好感，不仅是他胳膊上的志愿者袖章，还是他将英文单词“Snake”与“Swimming”，与蛇逃离时的身体形状，能够异想天开地联系起来。即便这算不上是他的一个发现。然而，此刻我想到是却是汉字“蛇”的象形，“蛇”——在古老的甲骨文中，无论是单线字还是双钩字，既是虫蛇之形，又是行进中的“S”之状。

这或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在我的眼里，这样的巧合，又抑或是具象它们之后的一个隐喻。“蛇”，一种身体有鳞无爪、圆而细长、蜿蜒前行的动物，在制造这个英文词与象形文字的人那里，“S”既是它陆地上猎物行进时的体相，也是它如何在水中生存或逃离灾难的方法。

那条“Swimming snake”（汉译：游泳的蛇），在人们屏声息气地注目中，吃力地游走了。我却有些失落，又有点恍若。

那些蚂蚁或许比蛇类先知先觉。六月里，雨情与汛情的泛滥还未见端倪，在金家闸东去几百米的那片江滩上，我就看见过成群结队的蚂蚁，像是获得了神的旨意，预感到大洪水将于七月来临，将藏在低处蚁巢中的那些家当与食物，搬向相隔十几米远高处新筑起几个蚁巢里。那天下午，那么多的黑蚂蚁，密密麻麻地奔跑在搬家的路上，它们看花了我的眼，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有多少只。能够数得清的是，黑蚂蚁的队伍一共有六支。让我疑惑并稀奇不已的是，这六支蚂蚁队伍中，由旧巢走向新巢的是三支；另外三支队伍，则是由新巢返回旧巢。这些往返旧巢与新巢的蚂蚁队伍，不仅行进秩序井然，而且纪律严明，它们的集结行为很像我们人类。作为集体活动中的个体，或许我们与它们的区别，除了动物共同具有的本能，人类的我们，为了生存，是有意识地去做着某件事情。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我读到过自媒体滞后十多天的一篇报道，7月4日那天，鄱阳湖中那条被游人誉为最美的吴城水上公路，因连降暴雨被洪水淹没，在公路旁那个小小的亭子间，竟有七八十只老鼠在那里避难。这让我十分惊诧，为了核实这个报道真实性，我还无意中搜索到署名“身边拍客”那段只有38秒视屏。

在那段38秒的视屏中，我不仅看到了避难于亭内的老鼠，还又一次看到了另一条蛇。那条无处可逃的蛇，它将自己柔软的身体，紧紧盘绕在水上公路一侧的栏柱上，等待着洪水退去那一天。

岸地上生活的蚂蚁与蛇，不比会凫水的那些野鸭子，也不比会飞翔的鸟类与昆虫，它们在灾难来临之前，或灾难发生的时候，“避险”与“逃生”——是它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同义词。

5

或许能够以强制性手段动员并聚集力量，主动阻击灾难的只是我们人类。在时间的长河中，那些动物与人类一样，虽然都必须面对灾难，但它们在灾难发生时，所选择的只能是自生自灭的逃生。如果它们能在灾难中活下来，那么它们与我们都应该是幸存者。

这些天，我在各种现成的词汇里倘佯，期待着适当的词语走进句子后，能够一句一句地去叙述我对七月的所看所闻、所想所思，但苦于窗外的雨声不断，自己的思绪常常会被打断，常常会陷落在江水的旋涡中，而难以浮出水面，将我潜入水底的苦思冥想浮现在你的面前。好在这七月里，我已经记下了那些天的长江A城站水位，我觉得它们虽是数字，也可以支持我继续走在雨声不断的七月里：

7月09日，涨水，17.08米。

7月10日，涨水，17.50米。

7月11日，涨水，17.96米。

7月12日，涨水，18.16米。

7月13日，涨水，18.43米。

18.43米，是有史以来A城记载的第三高水位。

18.43米——这个以吴淞口海平面为零点的海拔高度的水位，足以让这座城市管理者与居民的心跳再次加快、肌肉再次绷紧，因为它比A城1998年最高水位18.50米，仅相差7厘米。18.50与18.43，于我而言，是一个沉重且有点悲凉的数字，这两个几乎平行的水位，默然相望中间的那个7厘米，让我再次回到了回不去的22年前。还记得1999年冬天，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夏日与秋天》那篇散文中，写下过这样的两个段落文字：

8月2日早晨，我的整个视野是跌宕起伏的赭黄色，那是挟带着上游泥土的江水颜色。我们的19号闸口（原编号为19，即现编27号闸口）的水位平面在第10层闸板处激荡－－这是一个历史高度，这个高度意味着我们城市受到了吴淞高程18.50米洪水的威胁。自昨夜11：30接班后，我就缄默地坐在比这一高度还高的闸板上，盼望着太阳跳出8月2日早晨的江面。天亮了，我从阳光洇染的桔红色江面上看到了青色的蛙、斑斓的蛇，随波逐流地在逃生；也有三两条蛇惊慌地蹿入闸板的槽缝里。我还望见那湍急隆起的涌浪上，向下游漂去的树段，稻草垛，乡村那硕大且又方正的禾戽桶…… 

多少年后，我不知道与我一起值守闸口的这些人，还能不能记住这个刻骨铭心的早晨，但我一定会记住的。因为在1998年8月2日8：15，我的目光曾与一顶迷彩军帽相遇。那顶飘荡在江面上的军帽，其迷彩颜色使之几乎隐没于江水中，但我从帽徽闪闪烁烁的光芒上，辨认出那是一顶军帽……

当我复述这两段文字时，竟从当年那沉重且有点悲凉的文字中，感觉到了温暖。这种温暖自然是现在时的，其滋味复杂得难以言喻，它让我闻到22年前飘荡在沿江路上的江水腥气、看见路边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甚至听到那一年那一月的那一天深夜，我们的哈欠声，一次次地被防洪墙反弹了回来。

还是不要忙着去回忆22年前的事情吧，我对自己说。更何况这回忆，是由现实中的雷声、雨声、风声、江水拍击岸线的声音引起的。

况且，这现实中的回忆，即使所叙之事时隔不久，我也总是颠三倒四。这不，刚才只想到了7月13日的最高水位，将前一天A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一幕险些遗漏。7月12日，A城水位较昨日又上涨了20厘米。20厘米的涨水，或落水，对于亚细亚最长的河流——长江，是一个什么样概念？我想，不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即使你知道压强的计算公式是p=F/S、知道“物体所受压力的大小与受力面积之比就是压强”这个定义，也没有人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上涨的20厘米江水，对A城的江堤是多大的压力？对A城管理者与居民又是多大的威胁？

7月12日虽已过去时日，但往回想，长江干堤（发电厂附近）出现的那处管涌险情还是让人后怕。我们A城居民，真的应该感谢那位65岁的吴玉传，那天早上如果不是他提前来到江堤上，拿上水桶，然后步下江堤，去百米远的大电厂后门接自来水，好为八点钟接班的人都有杯开水泡茶喝的话，那可怕的管涌险情将有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6

7月12日的“结果”，之所以不是另一种“结果”——后果，是因为老吴在那个早晨，偶然间察觉到电厂后门围墙那条水沟里的水，不仅流速快了不少，流量要比往常大了许多，而且浑浊得如江水一般。他惊恐地意识到，这是可怕的管涌出现了！丢下接水的桶，便急慌慌地叫上同班陈仔平，沿着水沟流水方向，在杂草间泥泞的路上寻找了一百多米，终于发现了管涌渗水点。

那个早晨，天空乌云密布，没有风，又闷又热。老吴的电话打给他所在的西湖社区后，社区再向它的上级滨江街道办事处报告。做过单位专职安全员的我，理解这是必须遵守的险情报告程序。险情虽然还在逐级上报，其过程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时间，当街道办与社区的负责人赶到现场时，管涌处原先汩汩细流似的渗水，已是拔地而起十多厘米高程的水柱状。渗进泥土深处的江水，由于承受不了来自堤外江水巨大的压力，急速穿过土体的孔隙，犹如水泵打出来的泥浆水，涌水的口径越来越大，很快在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泥浆水坑……

市作协的姚岚他们采访过这次抢险。她说，那天早晨，市、区两级防指以最短时间组织并调动了400名抢险人员、40多辆重型机械参与抢险，后来还有一支武警抢险队伍赶来支援。大家直到忙到深夜，这起被水利专家认定是重大的管涌险情，才算得到了排除。

后来，我读到过作协公众号的那篇采访。其文字中有一张插图，是手机拍下的区防汛指挥部的一份文件，简明扼要地通报了险情排除经过与处置结果、表彰了吴玉传和陈仔平，并物质奖励了他俩。我注意到这份没有编号的红头文件下发日期，是7月13日。也就是说，险情排除的翌日，在A城水位最高那天，吴玉传和陈仔平就获得了表彰和奖励。

我觉得，在人们奋力抵抗灾难或险情的时候，通报表彰与物质奖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它是辅助决策机构刚性权利的一种手段，体现了主体意志双向互动的意愿。

在七月时间序列中，谁也不会否认这次管涌险情的解除，是众多力量集结与合力的所致。但因果律告诉我们——果由因生，果由因生，倘若没有老吴那个“看见”的因，哪有这个结果。

即便那是老吴一个无意间的察觉而改变了的结果。

在汉语的词典中，“结果”的释义，从来就不等同于“后果”。

因而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复那句话：我们A城的人们，真的应该感谢老吴。这既是我们的良心所在，也是我认知人间烟火事情的逻辑。

7

两片树叶从窗外飘到了书桌上，它的形状多么像两把小扇子。我有些诧异，这是银杏树上的叶子，它金黄的颜色只在秋末初冬的季节显现。现在是七月，青青的树叶，怎么会舍得离开银杏树的枝条，飘到我面前？我将那两片银杏树叶拿在两只手上，轻轻地一捻，向外翻转了个90度，这两片银杏树叶，竟像极了人的耳朵。

两片银杏树叶拿在手上，凝神注视，在我觉得它像什么的时候，它就更像什么了。这自然是一种比喻，但把两片银杏树叶看成耳朵的这种比喻，让我恍惚觉得，这两片银杏树叶，也是能听见雨声的。是的，七月将至中旬，可是“到处都在下雨、到处都在下雨”这句话，还在人们嘴中念叨着、还在雨声中焦急地回荡着，想必是这飘然而来的耳朵，也和你和我和他一样，黯然地听见了雨的声音。

七月里，南方洪水肆虐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飞来飞去。我看见过摄影师用无人机拍下的那些照片：A城境内从市郊到各县（市）的河流、湖泊、水库中的水，几乎与堤坝平行。那些平时看上去让人放心的堤堰，虽然已被打下的木桩、垒起的沙包、运来的土石加高、加宽、加固，但在滔滔而来的洪水与内涝的雨水成河面前，还是让人心里不踏实，甚或让人揪心得要命。

七月的报道是颤栗的，我从中读到了新闻人的忧心如焚，还有他们的良心与泪水。皖河、潜水、大沙河、二郎河、挂车河、孔城河、长河，华阳湖、武昌湖、菜子湖、嬉子湖——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与湖泊，大都超过警戒水位，甚或超过了保证水位。不少地方已经按照防汛指挥部的紧急命令，在动员人们撤离即将淹没的家园。

那片江中孤岛新洲乡，距离A城只有17公里。七月里，是我时时想起的地方。三十年前我参加文联举办的小说讲习班，在那里住过一个月。其实我们那个单位的航道船，为了测量航道水深，也经常在新洲乡岸线下那片水域中巡航。如今——也就是7月15日，新洲乡险情一再发生，洪水终究漫过永乐圩水位警戒线，洲上的居民在乡镇干部、志愿者和前来抗洪的陆军71集团军战士的督促与带领下，一个也不留的全部撤离了他们的故乡。

有件事我想在这里说一下。如果不说出来，我心口堵得慌。那天我去海口镇培文村探望妻子亲戚的路途中，在东江圩堤上，曾与一条气喘吁吁奔跑的大黄狗相遇。那只黄狗看见我后，奇怪地停下了奔跑，待我走近它时，它迎了上来，在我面前热情地摇着蓬松的尾巴，好像认识我，甚至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探望哪户人家的亲戚。

东江圩堤上，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人。他们大都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前来参加防汛的志愿者、71集团军某旅官兵。我四处张望，没有看到我熟悉的面孔。我困惑地望着那只大黄狗，在想：难道这只狗真的认识我？也许它是认得我的，可是我已经两年没来过海口镇了、三年没去过培文村了，如果这只黄狗是培文村哪个人家的狗，我怎么没有一点记忆？

也许忘记是人的本性，而狗的记忆力要比人强。在东江圩堤上，一只还记得我的狗与我相遇这件事，让我有了说不出来的那种惭愧。

8

江水前两天终于开始缓慢地回落。但A市境内纵横于县（市）乡野大地上的河流与湖泊，水位仍然居高不下。有些河流与湖泊的水忍耐不住寂寞，已不甘心蹲伏在自己的河床或湖床上，它们漫出或溃破了堤堰，丢了魂似的奔跑在村庄的道路和青色的田野上。

那田野的青色，是树木，是青草，是芦苇，是高粱，是玉米，也是七月里生机勃勃向上生长的稻禾。它们在南风中刚刚拔棵，尚未抽穗、扬花、灌浆，孕育出雪白的籽粒，就被洪水淹没。如果你未曾有过身置于农历村庄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眺望过那七月的乡村田野，你又怎能觉察到，并述说出你心中的疼痛？

在A城，那陷落于泽国里的青砖灰瓦、麻石铺地的孔城老街与桐梓村，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浮现，肯定是一个动词，它摇晃着孔城老街与桐梓村路面上洪水的亮光，也摇晃出了我们这些人心中的涟漪。我们期待的是：嚣张的洪水，你不再嚣张，能够很快地退回到三八河和孔城河中去。

水涨水落的七月里，我相信A城很多写作者，都将目光聚焦于桐城孔城镇桐梓村过。被人们称之为孔城镇的“战地记者”吴春富，自抗洪一线孔城镇发往朋友圈的报道与照片，每一条都是那么让人触目惊心，每一张都是那么让人触目生情。还记得2018年11月10日那天上午，我与苍耳、堡冬、烈毅、明润、慧冰、沙马、孔丰等人相约而至桐梓村，与热情等待我们到来的孔城镇干部，共同为A市首个文艺评论家协会村级创作基地揭牌。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曾多次去往桐梓村，为那里的农家书屋捐献图书，为那里的黄梅戏迷教唱送艺，并协助桐梓村筹办2020年农民春晚……

这篇文字写到这儿时，防洪墙外的江水与A城境内河流、湖泊的水，还在缓慢地回落。7月17日A城水位是18.07米，7月26日回落到17.63米。我的思绪，也随着七月的水涨水落，在跌宕不已。我思忖着，如果不是庚子年的疫情，未能如约前去参加桐梓村腊月举办的农民春晚，我们的郭霄珍——这位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史湘云的扮演者，一定会将她与村民合作的那出黄梅戏“闹花灯”，载歌载舞地呈现在乡村大戏台上，并能赢得桐梓村乡亲们的众声喝彩。这并非是我的主观推测。上次她以安庆师大音乐学院教师身份，为桐梓村戏迷教唱黄梅戏的时候，我就领教过。她两个半小时与戏迷互动式的讲课结束后，找我们合影的人只是几位村镇干部。找她合影留念的男女老少，人是那么得多，一个接着一个。

这多少让我等感到了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意外。没想到桐梓村的乡亲们，是这么喜欢这位黄梅戏演员。见过大世面的她，无意间瞥见站在人群外围的我们时，她那张笑吟吟的脸上，竟也有了一闪而过的尴尬。后来，她眯着眼看着我们说，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讲课都结束这么久了，还要你们等在这里看我再一次表演。有人乐呵呵地对她说，怎么会哩，桐梓村乡亲们这么看重你，我们高兴看你表演还来不及哩，谁叫你是郭霄珍，谁叫你是角儿呢。

9

此刻，角儿郭霄珍和我们都穿上了橙色救生衣，正端坐在那摇摇晃晃的腰盆舷边上。我是记得这个“此刻”具体时间的。这个“此刻”，是7月27日上午9：15。我们自A城出发，带着评协会员赈灾捐款抵达了桐梓村。那日也是下雨天，雨中送去的11000元捐款，对于桐梓村严重的灾情，其数目虽说是微乎其微，但它却是A城文联人数最少的那个协会——评论家协会的一片心意。

这个“此刻”也是那天上午9：51。在桐梓村会议室和孔城镇政府门前，简单地举行了捐款交接与领取捐款证书仪式后，我们与孔城镇外联办主任吴春富、桐梓村支部书记赵决高，沿着乡间那条洪水退去后的水泥路，走到了那一片波光荡漾着的水边。我看见，那个手握撑篙的人身后，有一只十米来长的腰盆停在浅水中。那就是我们要上的船。

说实话，在2020年7月27日9：51之前，尽管我在长江上工作了数十年，也从未乘坐过“腰盆”这样的船，因此我记住了那一天的这两个时间。

雨一直未停下，坐在那小小的腰盆舷边，我们低头看水、抬头看天，还看见了有些房屋、树木、电线杆，高高低低地露在水面上。其时，我的目光为什么要停在那棵楮实子的树冠上？哦，那儿传来了鸟儿的鸣叫声。可是那棵楮实子距离我们有点远，我看不见鸟儿的影子，只能听见时而悠长，时而短促的鸟儿鸣叫声。角儿郭霄珍好像没听见鸟儿的鸣叫声，但见她神色忧沉，双手合十，喃喃低语地说道：水太大了、水太大了，老天在上、老天在上，别下雨了，别下雨了。

或许角儿的祈求声音太小，老天听不见，雨照样在下着——从我们出发地A城的那个早晨，下到了桐梓村的那个上午。

没有舵也没有桨的腰盆，在撑篙人那左一篙右一篙的撑持下，向前晃晃悠悠地荡行。没有人敢于起身，刚才有人还没站起身来，这腰盆，便向他那边倾斜过去，吓得他赶紧坐回原处。有根离水面很低的电缆线离我们越来越近，春富及时提醒我们，低下身去，让过了那根电缆线。腰盆驶过我们头顶上的那根电缆线后，水面上电缆线的阴影不再是一条直线，它弯弯曲曲的样子，就像是快要拉直的一根弹簧，经久不息地颤抖在水面上。望着水中那根电缆线的虚像，我们当中有人感叹道，没想到桐梓村还有这样大的湖泊。赵决高一旁急切地说，腰盆可不是划在湖水上啊，这水底下是稻田呀，是几千亩稻田呀！7月18日那天，桐梓村内圩溃破后，有两户三层楼房被洪水卷走，30个村民组780户房屋被淹，3700亩水稻田都泡在了洪水中。

过了半晌，他才长叹一口气说道，今年七月的日子是泡在洪水中的，真难熬。好在前些时候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受灾群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人心这才平稳了下来。

他的这番话惊呆了我。我们即使从春富的报道中，知道孔城镇桐梓村水灾是桐城最严重的，但从没想到7月27日的腰盆，是漂泊在颗粒无收的3700亩的“湖泊”上。决高说完这句话后不再吱声。在他那看似面无表情的脸上，我读到了一个庄稼人的痛心入骨。

这种庄稼人的入骨痛心，我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去叙述，它让有过三年乡村生活经历的我记住了：2020年7月27日上午，我们曾坐在那只腰盆中，从3700亩的湖泊上走过；那沉寂于“湖泊”之下青青的稻禾，即使化为明年稻田里的泥土，也能感觉到我们那起伏难平的心跳声。

10

七月，七月——“到处都在下雨”的七月、洪水泛滥成灾的七月，我不想再蹲在你的时间里。现在，我需要转移一下视角，从七月里走出来，走进八月中去。因为夏天将尽，再过七天之后，就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了。

秋天就在面前，可是我没有秋天就在眼前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即使到了立秋那一天8月7日，长江A城站水位回落到16.81米，翌日，又再一次回落，已在警戒水位16.70米以下，我也还是恍惚地觉得自己是置身于七月里……

七月过去有好些天了，可是我为什么还陷落在“七月”里？没有人会告诉我答案，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事情。江堤上，站在初秋的晨风中，烦躁不安的我，期待的是一种静，是那种只听得见自己鼻息的静。在这寂静中，我觉得能够将七月的思绪梳理清楚，然而却越理越乱。我问自己，难道非要等到深秋霜降时节——那江边河漫滩上的枯黄的芦苇，被凛冽的秋风吹的飒飒作响；那堤上乌桕树上的红叶，被呜咽的秋风簌簌吹落在地上；那即将远走他乡的秋风，将迎江禅寺门前那两棵银杏树，都吹成耀眼的金黄，我才能从“七月”中走出来吗？

……今天已是8月19日，立秋后的第十二天。长江水位继续在回落——回落到15.64米，距离A城设防水位只有1.44米了。前些天，防洪指挥部已经下调了应急响应等级。在东城区防洪墙尽头（与安广大堤相接）的堤岸下，几个神色慌张的垂钓者收起了鱼杆，沿着堤岸那道石砌斜坡跑到江堤上。他们显然知道长江也开启了常年禁渔期，是在躲避渔政执法者。我向堤下望去，却不见渔政人员的身影。回身而望，我看见这几个垂钓者先是在江堤上跺了会脚，然后脱下鞋子，将灌进鞋内的沙子倒了出来。

那些颗粒微细的青沙，是浊浑的江水从上游挟带而来的，江水缓慢地退却时，它们不再愿意随江水向东流去，就留在了它们经过那些地方。这些青色的沙子，干燥的已不再含有水分，几乎覆盖了江边地势平缓的草坪与柳树林下的鹅卵石人行小道。而生长在江边那片坡地上的野草，却要幸运得多，它们竟没有被洪水淹没，江水退却后，它们已经吸足了七月洪水中的养分，抓紧时间，在加速生长。尤其是狗尾巴草、野燕麦，还有那些与稻子长得相似的植物——稗子，也就三两天不见，竟有半人高了。

一群麻雀飞了过来，落在了坡地西边那块景观石头上，那叽叽喳喳的叫声，虽是喧闹，却不怎么好听，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像是在争吵什么事情。我挥了下手、又跺了下脚，那群麻雀“嗖、嗖、嗖”的四散飞开，却又没飞远，落在坡地东边的草丛中。这些蹦蹦跳跳的麻雀，虽然离我只有十来米远，但我看不见它们了。

两只扑棱着翅膀的八哥，也落到麻雀离去的那块石头上。如果不是那艘逆水上驶的航道测绘船，倏然拉响了两长声粗重的汽笛声（船舶将靠泊于码头的声号），那两只八哥与草丛里的麻雀，不至于这么快就飞离了那片坡地。

对，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上几句话：你不要误解那群麻雀和那两只八哥是被这船舶声号吓跑的。其实，恰恰相反，江边的麻雀与八哥不是候鸟，它们早已习惯了船舶的声号，当两长声靠泊声号响起时，它们会飞过栈桥，来到航道船后甲板厨房旁，等待着水手给它们留下的那份食物。因为那些麻雀与八哥并不笨，它们知道船员的午餐或晚餐，通常是在航道船返航以后才会进行的。

11

“江水退到老蔸下（hà）去了”。

——这句话是站在江堤上的那个人说的。那个人说完这句话后，又对我重复了一遍，“江水退到老蔸下去了”。

“江水退到老蔸下去了”的江堤上，细雨绵绵。几乎没有行人，就只有打着伞的我，和打着伞的那个人。

打着伞的我，并不认识这位也打着伞的人，因此我不需要向你去描述他。或许江堤上没有别人，如果他不找我说话，两人迎面相遇，我也会找他说句话的，但有可能不是“江水退到老蔸下去了”这句话。

是的，你如果不是A城居民，有可能听不明白“江水退到老蔸下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蔸下”，在A城方言中，就是某个物事的底部或底下的意思。而“蔸下”前面的那个“老”，在这句话中只是一个程度的副词，它表示江水退到河槽中，离岸边已是很远。

当然，如果读者你是A城人，则可以忽略我的这个解释。

今天是9月29日，水位是14.57米，再有几天，江水回落到A城设防水位14.20米之下，那么留守在江堤上的那些防汛者，即可一个不留地撤离，返回他们自己的家，返回他们自己的单位了。

（注：文中长江A城站水位，均以长江航道局与长江海事局公布的当日11：00航道水位为准，然后由本篇作者换算为吴淞高程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