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者

发表于《四川文学》2007年第12期

□杨四海

挂号处

挂号处往往存在于医院建筑的最显眼位置。在我眼里，它的窗口尺寸不大，毫无修饰，是最简单的方正形状，与长途汽车、火车、飞机的那些售票窗口没有什么两样，确切地说，它是医院给前来就诊的病者登记编号的地方。现在，那些大医院的分科越来越细，仅内科就可能分为近十种不同的内科，这表明今天的医学对人类身体无微不至的专注，但挂号的人在这种“专注”面前感到了无所适从。在走近那扇小小的窗口前，病人对自己病情应该有一个大致的甄别，有的人必须经过询问之后，才能决定该挂什么科的号。

挂一个普通号，需要三元，或四元钱。但挂专家号要高出这个金额的一倍以上。这是病者依据自己痛苦程度所做出的选择。如果这家医院比周边城市的医院等级高、设备比别的医院好、医生的名气大，很可能天还没亮，挂号处窗口前就有人来排队了。排队的人有时会相互攀谈，他们总是使自己的口音努力地趋近普通话，但有的不标准，常常夹杂着向上或向下滑去的方言尾音，因而还是可以从他们彼此的调值中，揣测出谁是哪个地域的人。在这样的医院排队挂号是辛苦的。不过，这挂号的事情，有时候并不是患病者本人去做，而由那个陪同病人前来就诊的人去完成的。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还黑着，是冬天了，风总能挤进大厅玻璃门的那道隙缝，让挂号的人觉得更冷。那些搓手的人，跺脚的人、吸烟的人一般是病人的陪伴者，那些身上搭盖着被子，裹着大衣的人一般是病者本人——他们之中，有的不远千里而来，在这一个夜晚的灯光下照耀下，一次又一次向那扇小小的窗口望去。医院大厅的灯光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从不明亮，它是昏黄的，而望的目光却是明亮的，它们等候着黑夜结束之后的那个窗口打开。可是现在离医院上班的时间尚早，一个提包、一份晚报、一本杂志、一个矿泉水瓶，甚至拣来的一块砖头，都被站队的人放在窗口前的地面上。这是求诊者约定俗成的道理，它类似欧美的“习惯法”恪守的行为准则，在这里——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不同形状的物，暂时替代他们，“站”在那扇窗口下。

——这样的情况一般仅在都市的医院出现。最起码，也是在省会城市“三甲”那样的大医院才会出现。我注意过很多医院挂号窗口内的那些脸几乎都是没有表情的，没有表情其实就是表情淡漠，淡漠得没有了通常服务行业强调的那种面对“上帝”的微笑。她们也没有时间、没有与精力，向排队的人自始至终地微笑。微笑是轻快的，微笑堆积起来显得过于沉重，因此不会出现在医院的挂号窗口内。被称为“上帝”的人现在病了，因为疼痛的折磨，已失去了上帝的样子，他们现在是患者，严格地说，所有的患者只有从那个窗口拿到“号”之后，才算是进入医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就诊者。身份暂时的转换，必须通过“挂号”的这种方式，使我们不适的身体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挂号，挂号，它是每个患者走进医院、求诊治病过程中必要的环节。当然也有例外，在救护车长长的鸣笛声中抬下来的病人，则无须经过“挂号”，就可以直接进入诊室。然而救护车的笛鸣是凄历的，它用省略、而不是忽略规定程序中的某个环节，表明了那个病人的生命已处于紧急，甚至危险状态。没有谁愿意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乘一辆救护车径直出现急诊医生的面前。

很难想象，有谁能在自己的一生中，没有挂号治病的经历。我们的呼吸、进食、排泄、和生殖是我们身体的开口，那既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条件，也是病源与病毒入侵我们身体的途径。我的口腔不断被我的唾液冲洗，它杀死了隐藏在食物中的病原菌；我的呼吸系统含有足够的抗体和酶的分泌物，它们持续不懈地向咽喉运动，被呑咽，带入胃酸之中，然后，在那里将入侵者杀死……

我们希望自己不生病，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奢望，十分精巧的身体还留下了那么多的弱点，它们注定要我们承受疾病的痛苦。

观察室

他们的症状复杂可疑，有可能使医生的诊断发生一时的犹豫；他们的病因目前还不清晰，是被医生留在观察室的患病者。在那家医院走廊的西边尽头，观察室的门敞开着，上午的阳光穿窗而过，像极了剧院里打向舞台的柱状灯光——照亮了观察室的地面，墙壁和桌面，也照亮了那些穿着白鞋、白裤、白褂，戴着白帽、白口罩的护士，甚至照亮了她们倒向地面上的身影。也许护士的穿戴皆为白色，她们裸露在白色之外的眉毛与眼睛，就显得格外黑。

观察室的阳光微黄，迷离，看上去温暖。围在桌边的护士正在忙碌，从口罩后面说出来的那些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楚，能听清楚谁在说些什么的，只有她们自己。我曾经有过留在观察室的经历，我知道，在很多医院，观察室也叫留观室，这也许给很少去医院的人造成语言上歧义，但稍许联想，我们就会明白，“留观”，是“留院观察”那个词组的缩写。

医院将一些患者留在观察室，是为了在正式治疗之前，对他们的病情进行确诊，在那里，被观察者与观察者的目光不能回避，他们身置于医生眼睛的下方，在一连串的询问、按压、叩击、抚摸、化验检查与审视中，觉到了自己身体的自卑，他们的呼吸不匀，神情也有了遮掩不住的忧虑，他们中有人常常这样怨恨自己：我怎么就不能敏锐地洞察属于自己的身体？1——3天的观察历程，让他们始终处于莫可名状的痛苦、焦虑、抑郁之中，在补液的滴答声中、在消毒水的气味中，他们觉得阳光有些慵懒，毫无重量的时间，也有了重量，一分一秒地堆积在身体上，压迫着他们，急切等候着医生给出准确的结论——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走来走去的护士脚步很轻，那些身影经常隔断了阳光的照射，不停地在他们面前晃动，使消毒水的气味，在室内涌来涌去地弥漫，似乎比医院的别处更为浓烈。毫无疑问，在进入观察室的那一刻，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有了改变，其中某些人，被确诊之前拥有的身份、地位、权利、金钱，都在观察室的那张病床上，有了感觉上的撤退，似乎变得若即若离，变得难以显现，即使部属们及时抵达的问候足以诚恳、物质足够丰富，他也觉得遥远而陌生了。也有这样的一些病人，他们是物质上的贫穷者，除了医生与护士的观察外，再没有亲人之外的温暖会靠近他们的身体。能靠近他们身体的，只是这冬季里的阳光。市场经济运行法则使医院的面目表情严肃，他们最惧怕的地方可能不是观察室，而是就诊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交费处。

那是一个乡村男孩，他年轻的母亲看上去是那样憔悴，但目光清澈如水，在每一个时间中，我看见她向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医生、护士，甚至患者微笑着，因为想省下一张床位的费用，她说服了医生，将孩子留在观察室的走廊上。这也许那位主治医生能够做到的馈赠。

我已记不清那天的天气是否晴朗，但我总觉得，那个上午肯定被阳光照亮了，就像这个上午没有什么两样，穿窗而过的阳光，软软的，迷离而微黄，照到了观察走廊那张临时算是病床的躺椅上。偎依在被窝里的那个孩子一直抱着自己鼓胀的肚子，紧皱眉头，脸的半边，由于阳光的照射，细细的汗毛也能清晰可见。他肚子隆起的程度让我惊怵，身体因为被改变成异于原先的形状，所呈现的弧线就像刀一样刺目。后来，我看到一位头发银白、个头矮小的人，在院长（事后听说的院长在）、几位医生、一群护士的族拥下，当将要经过那张躺椅时，却站住了。那个孩子已在医生和护士包围之中，我看不见他了，隐约可以听见患者与他们之间的对话，再后来，护士长和一位护士从人群中急匆匆走出来，她们很快拿来一小包药（可能是粉剂）一大磁缸水，一只桶。过了一小会，我听到了液体持续冲撞桶壁时哗啦啦的响声。十多分钟后，人群散开，移向别处，我看见那位一直微笑的母亲没有了微笑，此时已是泪水涟涟，她抚摸着孩子瘪下去的肚子，呢喃喃地只说着这么一句话，娃，我们遇见好人了，教授说你明天就能出院了……其实，这家医院作为省医科大学教学基地，楼房的外墙常常拉有“欢迎某某教授来我院讲学“的横幅，已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我却这样想，奇迹的出现，对那位专家或许不是奇迹。奇迹只发生在那位母亲和她的孩子的身上，并将那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带出了观察室。

现在，我将停止对观察室的叙述，因为我感到了叙述上的困惑，我不愿意自己的叙述最终成为那种伸展开来的叙事。我比较讨厌那种叙事。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地在颤动，我疑惑这是一种幻觉，但我分明听见了身后楼房玻璃的响声，头也在突如其来的力量之下，甩了一下。一个小时后，我从网上得知，与安庆宿松县隔江相望的江西九江发生了5.7级地震，安庆的宿松、潜山、望江三县房屋摇晃，震感尤其强烈，时间是2005年11月26日8时49分。

那时，正是我走出医院的时一刻。

夜晚的病房

是伸向门边壁墙的那只手，按下开关。灯光先于夜晚黑暗来到病房。在住院大楼10层的5号病房，窗外的那个太阳又大又圆，颠簸在河的汹涌中，是焰火之红，即使就要没入流水，也能将一河流水映照的波光粼粼。而河的反光碎细，缓缓地在水面上空漫射——穿过窗户玻璃，抹红了病房四壁，白墙也有了河流的红亮，是那种淡淡的水红。冬天黄昏，也许是病房最为温暖的时分，到处弥漫着饭菜的香气，这些病号的饭菜大都装在粗壮的保温瓶中，拧开盖子，热气迅即升起，亲人的抚慰与食物的香气，一起扑向他们的鼻息，湿润了那位孩子的脸蛋，我看见，凝结在她睫毛上的两滴水珠，是那么得晶莹，而且暖和，却又隐藏着一丝忧郁。

镇流器嗞嗞的声音持续不止，病房的灯光不是特别明亮，光线灰白，那是天花板上两根日光灯管发出的。太阳此刻完全跌入河里。夜晚的天幕已在窗外青黑。不会隐入夜色之中的，是城市鳞次栉比楼房里的人家窗户，在一格一格的亮。侍候病人吃过晚饭之后，有人疲倦地会离开病房，他们肯定不是探视者，是病人的亲属，而那些白天进入病房面带微笑的探视者，送来的鲜花仍然盛开在那精致的花篮里，被搁放在床头的柜子上；这个城市居民都会遵守这样的习惯，忌讳别人晚上去看望病人。留在病房陪同病人过夜的，一般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城市周围的乡村，还要等待医院规定的那个熄灯时间，他们才会支开一张竹制（也有木制）的躺椅，抱来一床被褥，抖一抖，让它空中平整，再对折，一半压在身体下，另一半盖在自己身上，睡在病床与病床的那条空挡间。如果邻近那张病床没人睡，不是那位病人已经恢复健康出院了，就是走上了不归之路，对于前者，他们会庆幸自己今晚有了能够舒展身体睡一觉的地方，而对于后者，他们宁愿将身体蜷缩在躺椅上，也不会去睡那张空荡荡的床。但不管他们睡在哪里，都得向医院交纳每天3至5元的陪护费。

值夜护士推门进来，病人的血压、体温、脉搏，在熄灯之前——10点钟的时候，还要再一次测量；她们身着腰身好看的白色长衫，迈着几乎悄无声息的脚步，夜深人静，她们会走近重症病人床边看上一看，听一听黑暗中的喘息是否通畅。她们是医院夜晚黑暗中具有合法身份的窥视者；在晨曦降临之时，她们会轻声叫醒某个病人，递过血、尿、粪便化验单，叮嘱那位梦中醒来之人，哪些单子应该空腹送检……这些护士穿梭于医生与病患者之间，发药、打针，进出病房的次数最多，从那些病人的咳嗽、叹息和呻吟声中，获取着最直观的病人信息，她们忠实执行住院医生嘱咐，也是病人历经苦难身体的知情者。 　

梦呓从隔壁病房断断续续地传来，像是一个女人在反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夜色中喊出的这个姓名与她的痛苦有什么联系，但我听见了她被护士叫醒后那压抑不住的哭泣。病房夜晚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个病人的呼噜粗重，甚至间或夹杂着一、二声唿哨之响，尖锐地使一些病人夜半睁眼醒来。在夜晚的病房，我们或许有过这样相同的经历，夜很深了，还迟迟难以入睡，是因为我们想通了一直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思念平时不会去思念的那些人。疾病的原因，使一些不同身份的人，居住在一起，将自己的夜晚搁浅在病房，他们走进病房的那一刻，就渴望能够康复地走出病房，再也不睡在一张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