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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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时候，父亲叫我跟二叔去放牛。牵着一条老黄牛，兴高采烈，跟在二叔后面屁颠屁颠的朝湖洲走去。
听父亲说，二叔，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这让我对二叔更加尊敬和崇拜。战争是残酷的，二叔服役时，落下了“筋骨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他牵着两条牛，在田塍地头，一前一后。二叔在中间，瞻前顾后。
二叔那时走路、站着、坐着，颤颤巍巍。由于子女多，二叔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放两条牛挣些工分，以养家糊口。
湖洲上放牛，春天和秋冬都可以。鄱阳湖，潮涨潮落，季节湖。在洲上放牛，就轻松许多。
湖洲上的春天，微风徐徐，一览无际，嫩草如茵。黄的花、白的花，在阳光下露出灿烂笑脸。牛儿成群，黄牛，水牛，大的，小的，公的，母的，经过一阵亲热后，贪婪地啃着绿草。放牛的人，有老人，有小孩，大部分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洲上，有仰肢撒叉地晒太阳的，打瞌睡的，玩扑克的，扒枸苟菱的，捡螺丝壳的，自由自在。
这时候，我黏着二叔，请他讲抗美援朝打仗的故事。二叔平素话语不多，不善言辞的那种。我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英雄儿女》，东一句西一句的讲给二叔听。或许，军人对打仗特别敏感，激活了他那段艰险战斗经历的回忆。他说，真实的战场，比电影更残酷，更凶险。
他说，美国佬的飞机，贴着头顶飞过，那股风袭来，让人喘不过气。飞机丢下的炸弹，像兔子泻屎，一炸一大片，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飞机的响声，震耳欲聋。有胆小的士兵，吓得瘫痪在战壕里，爬不起来。但士兵听到冲锋号一响，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他说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事迹都是真的。我问二叔打落了几架美国飞机？二叔说他是重机枪副手，射击敌机时，他两肩扛起机枪架。他所在的部队，一共击落了三架美国佬的飞机。
听到这，我很兴奋，手舞足蹈起来，说打仗真好玩。二叔白了我一眼，说，好玩？你当是捉迷藏？你当是游戏么！你在银幕上看到的，与真实战场不一样，更不是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电影的战斗场面没有实战时凶险。敌人的子弹照样射向我方，子弹就像没头的苍蝇，是无情的，碰着，不死也伤，甚至终生残废。那场面，想想都心惊肉跳！我吓住了，不再那么兴奋了。二叔说，他的这一身病，原因一次执行任务，在山峦的流水沟里，泡了一天一夜，患了严重感冒，医治好长时间，抽筋不止。前沿阵地，医疗条件差。几个月后，四肢无力，走路摇摇晃晃，站着坐着全身发抖。尔后，就是我看到的二叔这副模样。
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二叔叫我去牵牛过来。他牵着两条牛，一前一后，我骑在牛背上，唱着很俗的山歌，也算是快乐的童年。
那年月，心中没有乱石，只有天真和童贞。
二叔并不天天讲故事。我们几个小伙伴，到河里游泳，摸鱼虾，捡蚌壳。小河流水缓慢，有深有浅。二叔知道河里的深浅处，遇到我们涉足深处就大吼一声，不准我们靠近。这时候，他的威严令人不寒而栗。
湖洲很大，沿湖有很多村庄。放牛，都有约定俗成的地盘。放牛娃，有事没事的隔河斗山歌，挑衅对骂的那种。内容很粗、很俗，甚至下流。却赋予雅名，山歌。
至今，还记得两首：
一条手帕丢过河啰嗬嗬
对面的妹妹嫁给我啰
今夜妹妹门莫锁啰嗬嗬
哥哥憋着好难过啰
这些词儿的意思，我们浑然不懂，都是大人教唱的。他们不好意思唱出来，就唆使我们唱。
对方姑娘当然不会示弱：
一筐狗屎丢过河啰嗬嗬
蛤蟆妄想吃天鹅啰
莫想老娘把门开啰嗬嗬
放狗咬死你抛尸个啰
每逢这时，二叔总是眯着眼睛听我们斗嘴，显得十分安详。
湖洲上，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那么纯朴，那么安宁。牛，人，鸟，河流，嫩草，绿洲，遍地野花，一湖春色。多么熟悉的地方，多么熟悉的村庄，阳光照着两岸青山，也照着那些简单、粗糙的欢声和笑语。
那人 那鱼 那湖
“那人”，老甘和我。
先说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同正在读五年级的二哥，一并被扯出校门。我放牛，二哥到队里做工。大哥上初中，四弟读一年级。爹娘供不起，只好出此下策。二哥和我，痛哭了一场。
老甘，安徽人。听说，他从小在马戏团长大，会武术和魔术。文革时期，马戏团解散。他流落到江西，又到都昌。经人介绍，同我村水妹结婚，打算在此定居。相比水妹，老甘虽然年龄大了些，但男人三十一枝花，显得英俊成熟。他烫的波浪头，上身尼子，下身毛料，脚穿皮靴，还戴有手表。这在当年，尤其乡下，着实让人羡慕死了。
然而，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总那么昙花一现。
当年查“外流人口”，“安徽佬”不可以到队里挣工分，说杨姓不留杂种。俗话说，坐吃山空。老甘用尽了积蓄，卖了手表，身上的衣服穿旧了，破了；又被水妹爹娘赶到一幢茅屋里，生活苦不堪言。好在老甘会武功，村里人不敢当面去撵他走。要不然，早被村人用锄头赶出去了。
老甘很有灵性，村里演样板戏，他设计了一套架子鼓，跟着音乐节奏，敲锣打鼓。附近的人，听说他会变戏法，纷纷要求他上台表演。给杨老君村戏班子，增添了一定的知名度。
1969年“三查”，他再也不敢外出了。于是，每逢秋冬季节，他下湖捞鱼。农忙时，我有空闲，跟着他，下湖。那年月，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男女劳力，不准搞生产队以外的任何副业。空旷的湖洲上，常常只有一高一矮、一大一小的老甘和我。
老甘很精，生活能力强。编竹筐，盖房子，捞鱼摸虾，是好手。他水性好，也懂鱼性。我俩在港里并排“赶鱼”时，他在水深处，我在水沿。他捞到的鱼大些，我“寝网”里只有一些虾米小鱼。有一回，老甘捞到一条六七斤重的大鲤鱼，双手死死抱着寝网，连滚带爬跑上岸来。他一边抽着烟，一边高兴地看着脚下活蹦乱跳的鲤鱼，对我说：“鱼头鱼尾煮萝卜，喝二两谷酒，中段拿去卖……”。他那兴奋劲头，感染了我，我们一起高兴。
有时，累了，把寝网鱼篓放下，坐草洲上歇歇。他会讲一些我听不太懂的江湖险恶。他把烟管递给我：“来，抽口烟，提精神呢”。接过来，模仿他，抽了一口，呛得我眼泪鼻涕一道流。
每天的每天，我和老甘就这样早出晚归，成天在湖洲上厮混。捞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结伴同行，拥有了属于我们的那份快乐。老甘不属于村庄的群体；我小，我也不是。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有时，我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懒懒地晒着，只见天空那只不知疲倦旋转的苍鹰，悠悠地悠悠地转着，又四顾无他人而静静的湖洲。天的空旷与湖的沉寂，让我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忧郁与惧怕。每逢这时，我会惊慌地贴近老甘，扯他的衣角。老甘不解，问我“怎么啦”？他忘了，我只是个孩子。
后来，老甘还是被村人逼走了。他们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老甘带了去。细女儿，水妹带在身边改嫁了。水妹再婚后，并不幸福，这我知道。
老甘过得好吗？——没有音讯。
每当想起他们，心里幽幽的——隐隐作痛。
在岁月落下的碎片中，忧伤与欢乐，幽暗与光明；我的湖，我的云，我的村庄，还有那些无法忘记的人，无法言说的事。那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那赤脚踩进泥土中的寒意，……在岁月缝隙中，漏下来只字片语，拼凑出抹不掉的旧章节，虽然已经远去，却又离我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