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松
网站用户
父亲活到了93岁，母亲走的时候只有65岁。
母亲走后，大哥写了文章纪念她。
父亲走的时候，大哥先走了。
侄女杨帆虽然是大作家，但她并不熟悉爷爷生前的一切。只晓得那位慈祥的、见谁都乐呵呵的老人，她叫爷爷。
我虽然也算二流作家，但写作能力不怎么行。近几年来，心里一直在想写写父亲。父亲虽然是一位平平凡凡的农民，但他身上的善良和那种菩萨心肠在人群中并不多见。他虽然不曾入寺拜佛，但他的善良流淌在血液里。
谁不说自己的父亲形象高大伟岸？谁又不去夸大自己的父亲母亲善良的品质？有谁对自己的已故父辈实话实说？“子不道父之过” ， “子不嫌母丑” ， ……等等一大堆至理名言警告你不可以跨越。
当然，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厚道的农民。土改时，父亲是 “贫农代表"，这个身份算不上什么官。但在村里、大队、乡政府可以说上话，有话语权。因为这个 “话语权”，险些害了他被当作 “保皇派” 压上 “历史的审判台”。那是1967年的事，大队点名要村里的富农婆次日连同其他各村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一起上台批斗。父亲不同意，为她开脱并说了一堆好话。惹恼了时任大队书记兼治安主任的那个人。半夜里，有人在我家门口墙上，贴了 “打倒保皇派XXX” 的大字报！父亲吓得直哆嗦。幸好大哥放学回家，一把撕碎了那张在父亲名字上打了红 的大字报。并大声说，“有事到学校去找我” ！父亲对大哥颤颤巍巍地说 “祖宗啊，闯大祸了啊”！大哥丢下话，上学去了。
策划人哑口了，不敢了。谁都知道，那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几乎没有文化课。
后来，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一门心思赴在村里的大小事务上。父亲没少被母亲唠叨不管家里的事情。那时期，中国很贫困，我家里更穷。要不，我父亲如何当选为 “贫农代表”呢？父母生下五男二女，一个接一个地要住、要吃、要穿、要上学，的的确确苦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幸好父亲豁达忠厚，不急不躁，坚信明天会好起来。逢年过节，虽然锅里没有什么鱼肉烹饪，但他总爱讲着同一个故事。故事里没什么悬念，说一座棋盘屋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富一穷；富人膝下无子女，穷人儿女一大堆。富人逢年过节满盘盛桌，鸡鸭肉香，显摆宽裕，竟用金砖垫在八仙桌子脚下。穷人看不下去，便呼唤儿子们将吃饭桌子一会搬到这，一会儿搬到那。这个浅显的故事说明 “人是活宝”，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父亲的幸福当然是寄希望于我们长大后的将来。
父亲从不喝酒，一小口香槟酒他也说头晕。母亲喝酒，大年三十她最后一个入席，叫我们给她酙酒。三五杯之后，便不再喝。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见过母亲醉酒。父亲身上的文艺细胞很多，会唱高腔曲子，会拉二胡，会扎龙灯，还会武术。父亲正派，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小时候，在外面与人闹纠纷打架，他非常武断，不问青红皂白先打我们。他说你兄弟多，长大了还得了！这方面，我兄弟们于今尚耿耿于怀。其实，我们都随了他的忠厚老实。
父亲总是那样不紧不慢守望着未来。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在一次年饭的家宴上，郑重其事地对我们兄弟们说，村里造个土地庙，要求我们兄弟五人都出些钱。原因是在土改的时候，他亲手拆除了原先的土地庙。他在拆除的时候曾对土地爷土地婆保证过，将来一定建造一座崭新的土地庙还愿。我们兄弟当然会帮助他老人家履行他的承诺。
父亲是一个信神的人。
逢年过节，他总是事先准备好香纸爆竹和祭品，带领我们去祖公祖婆、爷爷奶奶坟前祭拜，从不怠慢。家务事，父亲从不插手。但堂前上香，门前烧纸，灶台烧香。每回都不让我们帮忙，担心我们毛手毛脚得罪了祖宗。后来，他年岁大了，每次都叮嘱我们以后逢年过节上坟烧纸的时候，记得那些躺在祖辈坟墓旁其它坟头分些纸钱烧给他们。父亲不相信 “烧得纸多，惹得鬼多”的说法。他告诉我们，今后别忘了给那些没有后人的坟墓烧些纸钱。
父亲晚年，心胸更是宽阔。他始终坚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履行着爱、善、乐的德行，才有他晚年的欢乐和安逸。
父亲生前，虽然对邪恶、罪过、背叛和堕落的现象没有过深恶痛绝的斗争，但他自己一心向善助人为乐从不懈怠。
凡是认识家喜老倌的人，没有谁不说 “俚是只好老倌”。
梅特林克说，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先人，他们不是死者，他们活在我们中间，或活在身体的细胞里，或活在灵魂的回忆里。父母的优质文化传给我们，活在我们身上，爱、善、乐将永远活着，延绵不断地代代相传。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先辈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他们的经历、禀赋、瑕疵、体魄和德行，品质优秀的德行，我们应当珍藏并传承下去。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两天就是仲秋佳节了。我的内心涌动着一种无法抑制的苦痛，母亲离开了我们已经二十五年，父亲仙去了三年。那座父亲的山，那条母亲的河，在我心中：山水相依，地久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