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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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墨
每年清明节前后，天气就暖和起来，甚至有时太阳竟异常灼热。于是所有芽孢便兴冲冲发兴起来。
茵陈芽，果树芽，辣辣草芽，杨柳芽，都怯嘟嘟冒将出来时，邻家二姑三姑们便急急脱去冬衣，挽起单衣袖管，露着白鼓鼓胳膊，表示出她们旺盛的烦热来。当我也学她们脱掉棉袄，奔出院子，就被窑里的母亲急喊着，拿了笤帚追将来打。那时我十分愤恨母亲的行为，觉得太大惊小怪了。三姑二姑她们凉不了，我咋就一下子凉了？
二姑三姑们的新鲜行为，常令我百般羡慕，几乎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一颗草。草长了，草衰了，草活了，草死了，都是草的自由，我宁愿像草一样，让春雨淋出来，让太阳晒大，让秋霜打死，也不愿被母亲困着。当母亲骂着：“你姑们没娘，你也死了娘吗？我小声嘟囔:“我还不如没娘。”虽然姑姑们很羡慕我有这有那，但我的童年还是很抑郁、很叛逆，宁愿在艰难中自由，也不愿被温饱拴住，常常周末回家，偷偷跑去姑姑家玩。
辣辣草铜钱大的时候，姑姑们就开始吃它了。我觉得辣辣草不能吃，我从来没吃过。当她们吃得异常开心，描摹出异常美味的样子时，我才尝着吃起来。一股淡淡的辛辣味道，并没多好吃，有时十分后悔听她们的话冒了险，然而总是离不开和她们在一起的快乐。
四月八左右，柳树叶都发出来了，山地里到处是茂盛的茵陈。二姑三姑每年都要挖很多茵陈，晒干卖钱。我自然也偷偷提了小榆条筐去挖，也自然要受到母亲的阻拦。阻拦归阻拦，我总有闲空偷着去。
二姑三姑她们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夏天挖猪菜，刨远志、柴胡、蒲公英；秋天帮三爷刨土豆、剥玉米；冬天拾柴火，做针线。她们不断快乐地干着，也不断快乐地吃着，无所不吃。蒲公英花茎，蚕蛹，烧麻雀，都是她们经常打的嘴祭。
深秋的碾轱辘上经常沾着红的辣椒酱和绿的韭花酱，这些都是她们爱吃的。她们从家里拿了黑的软糜子窝窝或者褐色的高粱面馍，在碾轱辘上沾着酱料吃，引的我拿自家两面（白玉米面和白面）馍和她们换。高粱面馍酸酸的软软的还透着碱的甜香，再沾了碾轱辘上那些酱料，我竟觉得那是少有的美味。我哼着让母亲也做这样的馍时，母亲说：“那是你吃得少，吃多了，永远也不会觉得比两面馍好吃。”
有人说起当年的艰难，都显出十分委屈的样子，好像还在品尝着那些苦涩的日子。而我觉得，这些苦涩记忆是人生中的财富，没有这些回忆，人生是不是要轻飘不少呢！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任何场合，任何人之间，彼此互帮互助，相互谦让，再苦再累也不觉得苦，尔虞我诈相互拆台，再优越的生活，也会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最起码在我的少年时期，我觉得三姑二姑们够苦了，但看到她们满脸洋溢着的青春欢乐，一点也不亚于现在孩子们不愁吃穿的好日子。
中学在县城，上的那段日子，我和同学们都苦过，但总觉得痛并快乐着。 二两一猪食勺的黄米干饭里，偶尔卧着一只细细的红色虫子尸体。两毛钱一猪食勺的土豆煮白菜汤菜里，也有黑豆一样的苍蝇。即使在那样的饮食条件下，仍然不乏积极能干的同学，极为‘聪明’地伪制出粮票、菜票，出售了买油旋吃，买运动鞋穿。
黄米干饭吃得极饱，可耐不过我们的运动量，一到晚上便饿了。假如兜里有块数八毛，马上就会用两毛买一只很大的烤红薯充饥。如果没有钱，只有饿着了，饿是挺难受的。
记得有一个冬夜，饿得跑到菜农的菜地，悄悄抓了被冻僵的羊耳朵样清脆的冬菠菜回来，用开水一浇，立即泡出一碗绿融融绸布般绵软的菜粥来。再放点油炸辣椒，那一晚不知要多舒坦。
后来母亲就蒸了两面馍，切片炕干，给我背在书包里。有了干馍片的夜晚，是最享受的夜晚。饿了的时候，冲一大碗油炸辣椒汤，抓取少许几片干馍片，在辣椒汤里猛蘸一下，马上提到嘴边，一口吞下蘸湿的部分，防止掉了。吃完馍片，还有多半碗辣椒汤，便热汗滚滚一气喝完。香辣可口自不消说。
有了干馍片的引力，每周末放学，不顾天色将晚，趁晚霞的余晖，赶在天完全黑透，骑车一个时辰，便回到家里。父亲笑眯眯迎出来说，寻馍回来了？赶黑进城啊，有口福。俗语“赶黑进城”是说天黑了，也到达目的地了，含着幸运之意。我被父亲猜中，脸上涌出火辣辣的羞愧，低头不语，支好自行车，奔回窑里。周日下午，书包里又背上干馍片，车后座捆扎上苹果、萝卜、红薯、土豆，或者炒黑豆和爆米花之类的蛇皮袋，返回学校。一路上，披着夕阳，迎着逼人而来的油绿山、溪，在沟川的土道穿梭飞驰，心情别提有多充实了。叮叮叮的车铃声，嘹亮的口哨声，氤氲满沟渠。
父亲心疼我，省吃俭用，第二年把我的灶倒到县中食堂。县中食堂的粉条菜是永远吃不够的，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煮得软糯的粉条，颤巍巍像卧了一碗透明的游鱼；略少的土豆条和菠菜，像飘荡的荷叶；浮着的一碗红氤氤辣椒油，像晚霞烧红的湖泊。
三毛钱一碗的烩粉条，实惠可口，引得我的一个城里同学，隔三岔五来蹭。乡下的孩子都诚实好面子，每次拒绝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人家城里娃却毫不客气，把蹭饭当作他的聪明，偶尔还给其他城里同学炫耀。前后吃了一年半，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说出口时，人家还说我不仗义。那年月流行结帮拉派，什么四大金刚、八大罗汉、十六弟兄，没帮没派的，老受欺负。那同学一气之下，扬言要修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乡下人愚直，一言既出，撞南墙也不回，大不了把我锤个鼻青脸肿。在我战战兢兢了好长时间，那些恐吓像蒲公英的绒伞一般，不知飘到九霄里的哪块云外去了，我也只窃喜地一笑而过。
当然也有心地纯净的城里同学，但多数是女同学。她，一个复读的外县女生，在我心里一度成为班花。长长的披发，短短的刘海，圆圆的脸盘，大大的眼睛，苗条而高跷的身形，蓝色软乎的喇叭裤。更主要是静静的性情，静静地，悄没声息地，老是怕人认出她是复读生。
那时不允许复读。 无论她如何悄静地一朵昙花似的，在我暗幽幽的心里总是繁花似锦地绽放、舞动着。她成绩很好，总使我望其项背，望尘莫及。一次调座位，我们同桌了，五十多个学生，我以为三年也轮不到和她同桌的机会。欣喜之下，我局促莫名，然而她却表现得异常友好。温文儒雅的心境，甜润亲切的笑意，和睦可亲的指教，声音低低的，银铃般。
中秋节那天，在老师严肃的课堂上，她悄悄从书仓底下递给我一只点心。那年月的点心，在乡下孩子的心里，就是饕餮美味。她能送我一块点着红心的洁白点心，在我看来，不知要贵重多少倍，同样，觉得友情也不知有多珍贵。那堂课，我像喝醉了一样，飘飘然然，晕晕乎乎。我拿不出好的回赠礼品，心里一直惭愧懊丧。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惭愧，什么事没有似的，更加对我热情大方起来。
她的友好，不是对所有人的，她只和熟悉的同学亲近。她身上含着一丝天然的骄傲，对不熟悉的同学，不多说一句话，不冷不热，平平静静，目不斜视。终有一些调皮男生，对她生出晦涩微词，说她假正经，伪清高，真妖气，实闷骚。可她依然一副不卑不亢的神色，和谁都不起摩擦，她愈不解释，便愈引得那些人妖言惑众。
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子，她从教室消失了。来的悄没声息，去的静寂无声，她出什么事了？她不来了，让“微词”无处安放，空荡在教室上空，毫无意味地悬浮着，落不下来。几天之后，终有消息灵通者说，她被人告发复读，退学回家了。并且无比惋惜地说她家给她说媒了，要嫁到外省。我心里是无声的，如一汪流走的清水，干瘪异常。
昏荒的日子，蹉跎了我的成绩，无心学习，一味游荡在街巷和录像厅。虽然喜欢文学，但找不到书读，唯有流连在新华书店蹭读，还常常在不安中顾及售书员鄙夷的眼神。想买一本回去，怎奈囊中羞涩。一次，看中一本《路遥中短篇小说集》，忍不住藏在腋下，出门时，被那个长着鹰钩大鼻子像个洋种的妇女早侦察到。她像老猎手一样，大气不出地等我踏进她的猎套，三四个不知情的售书员，都给她竖起拇指。我做了砧板上的鱼肉，被她们把血淋淋的羞愧剥裸出来，隐私荡然无依。这是我一生都感到羞辱不堪的记忆，虽然书店里除了售书员，再没一个熟人，可隐形的伤口，时常在心里发炎。
那些上学的青春岁月已远，可或美或差的记忆，像与生俱来的器官，永远镶贴在身上，伴随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