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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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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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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的三间老屋

最耐得孤独的,是位于颍东杨桥乡竹林环抱的老队长家那三间老屋了。我们知青点与队长家斜对门,我目睹过那个老房的变迁。

我们插队时就看到过那三间老屋,它是哪个年代的不清楚,老队长每天出入那两扇乌黑破旧的门洞。里面还像藏着外人不知的秘密。雨日,风裹着雨鞭,无情地抽打。蒙蒙的雨雾中,似一叶孤舟,飘飘摇摇。有狂风旋过,抓走一撮檐草,那屋却岿然不动。屋的墙是黑土捶夯成的,屋的顶是麦草盖的,裸露出的是垄起的土地的色彩。压脊的泥土里,每年随季节,自生自枯一丛蒿草。特别是夏季的暴雨,它摧残了一批蒿草,也滋润了一丛翠绿。

到了秋末,屋顶上的绿色褪了,黄色的草败折掉,那耸立的草就清瘦许多,如逝了青春的女子,等待着寂寞的冬日。那屋里的人却是耐不得寂寞,高楼大厦里的人所做的,他们亦已做了。

这些年,风开始暖暖地吹,吹绿了河畔。老队长从屋里跚跚地出来,坐在日头晒热的石墩上,望着日头慢慢地移,那花白的胡须如丝锦似飘着。老人咳了一声,很闷地响。这时,就有几只母鸡相争啄食,待到一只很肥的四眼狗欢欢摇着尾来,老人已端起二尺长的烟锅吸了。狗只好屈着后腿蹲下,静听着老人喉咙响。

老队长吸着烟,看着从嘴角漏出的一缕细烟,慢慢地在阳光里化了,就将烟嘴儿从嘴里抽出来。

老队长知道了自己的寿数。

老队长便想着一辈子的事。老人兄弟四个,老大老二是秃子,自然是打光棍,中年的光景,就尽了寿数。老四幼年有疾,父母无钱医治,家境寒苦,只得送到庙里做了和尚,虽活到花甲之年,终因年轻时未能婚娶,一生也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惟独自己这一支脉,却还人丁兴旺,生有三男一女,个个都已成家立业,子女满堂。自己土改那年就当上队长,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他作为全国劳模到苏联参观过,这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日子,他逢人便讲,大家伙只是伸着脖子听,不敢过多评论,苏联当时可是我们尊敬的老大哥呀。他熟悉这个庄的每个旮旯角落,辈数也是最长的,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夏季拖着芦席到场上睡觉,我们几个知青就让他讲当地风土故事。老队长吧嗒着呛人的旱烟袋,不慌不忙的讲起庄南头水塘阴雨夜鬼妖大战的故事。他能从天讲到地,直讲得我们昏昏睡去,他才止住话匣子。他认为人活着为了干活吃饭,养儿育女,老了就应享受天伦之乐。

前几年卸掉队长,除了庄前庄后闲转悠,就没其他事要做。大儿子接他去哈尔滨,他说那里天太冷;二儿子让他在广东生活,他和老伴舍不得喂的鸡、鸭、鹅、羊,蹲了十天就闹着回来了。可他年纪大了,最多想起自己的“家史”来。想着父亲盖下的这三间老屋,他就不禁生出些许怀念之情。当时,他的父亲盖屋时,就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测了地脉,他的父亲才卖了几斗麦子,盖了起来。他的父亲将这三间草屋分给了自己,却不给一碗一筷。他父亲私下对他说:“家什是自己挣的,福气却是祖宗留的。”

又是一个艳阳天,炊烟在老屋顶上弯弯缕缕升起来,风欲将扯直,烟却被日光化了,变作晕团,细眼儿眯着,是渺渺茫茫仙气的模样。屋脊顶的腐草又绿了,后墙上的阴苔也青茸茸地鲜活起来。一只红冠子的母鸡,刚生出一颗热蛋,便满院兴冲冲地唱着,唤着老队长喂一把玉米。

老队长忙着午饭。那鸡便一跳,扇了几翅,站在墙头上,又高声地朗叫。一会仍是无人应声,母鸡就有些委屈,再一跳,就登上老屋,用爪子刨着屋上的草。

屋子老了,就有一层草灰飘落下来。

老伴这才从屋里捧了粮食撒进院里。鸡群就齐齐地蜂拥而来,那只生蛋的母鸡却只啄到了几粒,也就满足地混迹在鸡群之中了。

一切都是安宁的。

夏天和秋天,老队长平安地走了过来。到了冬季,他便觉身子发沉,四肢疲惫难动。开始是老伴搀扶。后来,他越发沉重了,只得由儿女们侍候。

老队长临终前一个多月,躺在床上。老屋里的气味就熏得爱干净的小儿子、媳妇躲了出去。老伴有些恼,就朝儿子们说:“你们小时候,可都是屎尿在床上的,我和你爹嫌弃过?你们也有老的一天。”

儿女们便有了愧意。

正月里,老队长逝去了。白雪覆地,老人的十多个儿、孙媳们披麻戴孝,踏着积雪,簇拥他走上冥冥之路。我们几位知青也赶去帮忙。

今年我去茨淮新河钓鱼,又开车到当年庄里转一圈,看见那三间老屋依然歪斜立在夕阳余辉里,里面空荡不再住人,门上钉有村委会告示牌:“危房,属于拆迁范围!”

那三间老屋也到了寿终正寝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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