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日子

七十年代中期，汽车载着我与那些带着青春的激情与热血，带着对前途的理想与憧憬的一群人，开始了新的人生。

那个年代，如奔涌浪潮，举国上下青年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四十多年过去了，知青这个词在我心里是沉甸甸的，让我品尝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当年的风和雨、思与情都将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跨世纪话题。

阜阳县猪场分为东场西场，西场是总部。场长左振海，山东南下干部；政工主任武敬堂当地干部；财务负责王绪亮；农技干部蔡保权，这些领导对知青还好，但我们还是与他们仍保持一段距离。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午季，农场开镰收麦，先收东场的，每人分5陇，第一次收割，我手磨出血，头顶烈日，暗暗叫苦，附近村里一位农民帮我才算割完，晚上回寝室累得饭都没吃。劳动锻炼，是知青生活不变的主题。在火热的集体生活中，我们感悟生活。农场里最苦最累的劳动要算在农业队了，后来我任保管员活又轻些。几年的知青生活，知青们在朝夕相处间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情，大家抱着“在农场干出一番事业”的理想，纯洁简单、互帮互助，亲如兄弟姊妹，知青场就象一个大家庭，友情的薪火点亮了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温暖了知青生活的日日夜夜。我最为艰难的是在76年1月住在草棚当地震观测员时候，一个人睡在草庵里常常是吃上顿没下顿，旧历年大雪飞舞，是刘寨的乡亲捐粮让我度过寒冷冬天的。还记在农场我们一起朝地里送粪的情景，身体强壮些的男同学总是帮体弱的同学。在农场看青、打场、挖沟、堆垛上，洒满了我们的汗水与欢欣，也播下了知青友情的种子，在田野阡陌、田间沟壑间生根发芽，伴随着我们走过那段艰苦岁月。 我们从学生变成了“知青”，这个大家庭中都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我在他们中间低两年级，自然也得到他们照顾。前几年农场开始招工、推荐上大学、当兵已经走了一部分，我到那还有小部分知青坚守那里。在青涩的青春岁月里，我们结下了友谊，温暖着我们枯燥的生活。我结识了陈建军、邓和国、丁可歌、马辉、张英霜、胡如亮、李贺森、张军良、宁涛、王传辉、沈建、刘晓明、黄余乐、宫秀芳、王亚可、陈淑英、杨志芳等同甘共苦的经历成为感情上很强的纽带，天下的情谊没有知青的那么的纯，那么深，那么的无私。如今不论在哪里，只要你说自己曾当过知青，不需要多说什么，自然就有了一种理解，有了一种默契，有了一种亲和感。前天我去了趟猪场，那里满眼残败，没有当年的风光，住过的宿舍已变成危房。

只有知青才最有资格说：磨难是我们的人生财富！四十几年前的沧桑在笑语中渐渐远去，我还记得发生在知青里的有趣往事，一件件常常浮现我的眼前，就如作日。知青难忘农场，农场更为有了知青而自豪。尽管我们离开了这块土地，尽管眼下我们的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那段尘封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岁月却因为拥有共同的时空和内容而拥有更深刻的内涵。是命运让我们共同编织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火红岁月。会赶马车的丁可歌，会开拖拉机的邓和国，会画国画的李全力，会做衣服的宫秀芳，会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刘晓明，能喝酒会划拳的王传辉都让我佩服。我与李贺森、胡汝亮、邓和国、陈建军住在门岗室。那个时候，我们在劳动之余也经常一起谈人生、谈未来、谈理想，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经常看书学习，有时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也有过喝得迷酊大醉，与周边农民打架的时候。我是从场旁项庄生产队调来的，有时趁晚饭后借胡汝亮的钟山手表戴，去看望知青点的老友，后来我攒钱也买块手表，当时还是很风光的，后弄丢了，直到今天想起还隐隐心痛。

那时我们还喜欢傍晚欣赏有特长的伙计们吹笛子、拉提琴、吹口琴……我经常一边听着大家吹拉弹唱，这些情景至今想起来都倍感亲切。这种特殊的味道，给艰苦的知青岁月增添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情趣，那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黄余乐的提琴独奏《一条大河波浪宽》，还有陈建军口琴《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至今仍在我的耳边时常回响，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对我来说，只要一提起知青二字，便能立刻把我带回到青年年代，带回到广阔天地。重温那些生活，一切相距越来越远，但这种扯不断的情结还在千丝万缕地缠绕着我们，并且越来越近，如同一坛老酒越酿越浓，会从封不住的盖子里飘溢而出。

知青时代已经远去，我们也都成了老人，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知情群“里仍春意盎然。让我们真诚的问候每日的清晨，不忘自己走过的知青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