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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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邻人杀猪，过来叫我帮忙，得一猪尿脬。放在地上一搓、一揉，那东西便能变大。吹上气，再一搓、一揉，就差不多跟足球一般大。孩子们先就高兴得， 嘴里“啊啊”着，拖着老也擦不净的鼻涕，双手抱住，放在地上一脚，便飞出去老远。我就对他们讲，这叫“扁足球”，谁有本事射门，足球便归谁！
孩子们便来了兴趣，满巷子乱跑。我招呼他们到谷场上，定出射门地点，然后“打砂锅”，分出甲乙两队人马，一场“扁足球”战役就打响了。整整一下午，他们连饭也不吃，就在满谷场疯跑，那样子，比中国男足还要卖力。我一边帮忙收拾猪肉，一边看孩子们激动异常的样子，心里甚是欣慰。
突然，不知谁的一脚踢球，正好飞在凯旋的脸上。见他双手捂着脸要哭的样子，我赶紧安慰：“不能哭！踢足球的人是不能掉眼泪的。”凯旋就真的没哭，抹一把已经流出的眼泪，抱起猪尿脬，又踢上了……
黄昏日落，麻雀都要归巢了，他们还在外面踢着。两队都没有进一个球，“扁足球”着实将这些终年没有什么玩具的乡村孩子吸引住了，反正孩子的母亲几次出去喊叫，都没有把他们叫回来。终于，凯旋哭着回来了，他说：“某某把足球踢破了！”那种伤心、那种委屈，使我忍不住也难过起来。我摸着孩子的头，抚慰道：“不哭、不哭！破了就破了，等爸有了钱，就给你们买一个真足球回来！”
孩子似乎已经不相信我了，似乎已经觉得这种承诺早就变成大人安慰小孩惯用的伎俩，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摆弄着破了的猪尿脬，样子十分忧伤……
春天，我去县城当小工。抱了一个多月砖头，老板借了我二百块钱，说其余的到年底结算了再给，我只好把钱用于春灌，买了化肥农药。夏天，自家的麦子很快就收完了，估计不够半年的口粮。我急忙在烈日下给别人打胡墼，挣了一百多块钱，可是因此染了胃病，把全部挣得的费用搭上，还未痊愈。 秋天，我去了内蒙古，在一个盐场捞盐，我本来挣了八九百块钱，可是老板说，到年底吧，年底算清了给你们寄回去 ———我只借到四百块钱，回家买了几百斤小麦。冬天，我狠心去了灵武，在煤窑里钻了两个半月，结果，要不是好心的老乡借点路费，我都回不了家。
“真足球”的承诺最终变成了谎言。我只能羞愧地对孩子们说：“明年吧，爸爸明年一定给你们买一个！”但是未到“明年”，就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凯旋被一辆万恶的卡车撞倒了。
孩子一声不吭地走了。
孩子一辈子只过了五年。五年时间，他踢了一回足球———还是一个“扁足球”！
2
在罗塬拔麦的时候，二哥看到我在手扶拖拉机上坐着，就跟其他兄弟打赌：“如果老五能把车从这儿开回家，这辆车就归他！”
我还没吭声，大家就笑了。没有一个人敢跟二哥打这个赌。因为他们都知道，让我一上午割半亩麦子那是小菜，但是要我开车，几乎无异于让陈永贵去造原子弹。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农村，一辆拖拉机对我来说相当于现在的“LV”，二哥把那样的奢侈品敢拿出来打赌，足见我的车技在他们眼中该是何等的低级。说起来我并不笨，反应也不慢。我会用芨芨编背篓、会用木模打胡墼、会用断锯条刻图章，但要玩车，门都没有！
我好像天性对机器零件有畏惧感，不敢轻易去碰。就有一回，弟开着蹦蹦车回来，刚停在院子里，没有熄火就下去拿东西。我闲来无事，就坐在上面，手脚不自觉地乱鼓捣。一边还像小孩一样夸张地唱着：“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嘀嘀嘀滴，嘀嘀嘀，喇叭响……”这时，车子竟然动了起来，而且那家伙不动则已，一动就像喝了鸡血似的，情绪激昂奋不顾身。我一时心急火燎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又必须想办法。因为院子只有不到十米的长度，要是任其哗啦哗啦乱跑，最多五秒钟就能跟刘翔夺桂冠！我知道油门和挂档的位置，却不懂它们究竟谁控制谁。看着一个铁家伙将五尺男儿驮着飞跑的样子，我突然浑身僵硬两眼无光，简直就像哈利波特骑着魔法扫帚进了宇宙空间。我只能大喊大叫，将油门和刹车轮换乱踩——车子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院子里的一间装杂物的矮土房撞得稀里哗啦……
万幸！我只是被杂物吻了一下，三轮蹦蹦也没有大伤元气，一只轮子还赖在矮房子里，保持着一些少女的羞涩。但是那惊鸿一瞥，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一想起那些会飞的铁疙瘩就心惊和胆寒！
堂弟比我小二十岁，没念什么书，可是有些少年老成。他跟我正好相反，爱车，一有机会就看别人怎样修理和驾驶。他那时还小，顶多也就十一二岁吧，就敢拿起摇把，让旁边的人按住减压，嘴里喊着“一二三”，便“嗒嗒嗒”地把拖拉机发动起来。我不行，看着都胆怯，生怕摇把抽不出来，或者把哪个部件给碰着了。为此，我没少让人笑话。而堂弟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也越来越大，等我发现，他已能四平八稳地驾驶拖拉机了。开始只是借车到谷场上拉草、给田里送粪，后来在工地上开了几天铲车，技术就越发熟练。再后来，他家也买了三轮蹦蹦，那时，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司机了。大家都夸他，说小小年纪，把车开得这么好，真不错！我也很羡慕，有时坐在他的车上去县城，看着他不动神色地挂档和刹车，再想想自己的车技，内心还有些羞愧。
但忽然有一天，家里来了电话，说堂弟出了车祸！
刚过二十岁，正盖了新房找了对象准备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呢，结果，就出了这档子事。我回去的时候正是黄昏，村庄像是遭了劫一样，空堂堂的。听着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看着那辆被摔得七零八落的三轮蹦蹦，我的泪水顿时决堤似的，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把它堵住！那时，我再也想不起什么狗屁车技，再也不敢提及与车有关的任何字眼……
3
回家一个多月，忽然来了电话。
说侄子被石砸伤，生命难以自保！
我们连夜赶到了市里。在医院的抢救室里，侄子躺在病床上，缠满绷带，双眼紧闭，咋喊也不应声。同行者说，自事发之后，他们在诺日公用铲车把侄子拉到当地诊所，又雇车把他送到巴音，都因为条件简陋无法治疗，才深夜颠簸到了这里……大夫说，病人已经休克二十多小时，严重缺血，左腿需马上截肢，右腿粉碎性骨折、腰椎已然分裂错位……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大哥看到孩子的惨相，直接在走廊里像牛一样地嚎叫。
输血、输液、打针、清洗，人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医生的一句“病人也许就永远这样躺在床上了”的话，令我们在座的所有亲人，都心碎和胆寒。才二十岁不到的人，高位截瘫，全身三分之二的部位没有知觉，一把屎一把尿的日子，会是何等滋味？
因为顾及情面，也因为遇事之后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好，我们都没有找劳动监察部门。我们只听了老板的一面之词，先治病后处理，傻傻地拖了一年。一年以后，老板再连面也没闪过。侄子就瘫痪在老家的土炕上，慢慢染上了褥疮。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家族除了日复一日地抛土坷垃，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在阳光下的土院子里，默默地数着树上的每一片树叶——终于，侄子在我们都不在他身边的某个夜里，孤独地、顽强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故乡的山上没有石头，侄子的坟地选在一块麦地的边上，秋天的黄土潮润而深情，它将一副残缺不全的躯体埋了进去。没有鲜花，没有追悼会，只有一把黄土，把侄子短暂的一生悄悄做了总结。没有多长时间，坟丘上长了一片绿色的苦子蔓。苦子蔓没有开花。也许这些美丽的花朵没有来得及孕育，就让寒霜变成了死胎。
老板又一次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为了要钱，我无数次地去过内蒙古。戈壁滩上已没有我的足迹，只有侄子的血液沾满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它们在高温下迅速异化，使那片只有冬青树的荒凉之地，开满了花朵。那些没有带回来的“石花”更是一个奇迹，上面鬼斧神凿的山峦和树木，统统变成血一样的赤红，它们刺眼地散布于戈壁滩的每一个角落，使那里的每一声鸟鸣，都变得嘶哑和惊心！
4
他是兆林叔的儿子，比我小一岁。他小时候淘，没念几天书。可是他身体结实、有力气、好强、不轻易服输，常常要自不量力地跟我掰手腕。他猴性，凡事记起来就要去做，不管成败与否。他胆子也大，一个人深夜敢走坟地。我上学期间跟他接触不多，只有节假日时，我们才可以在一起游泳、打猪草、去园艺站偷果子。别看他年龄小，比我有主见，而且动作相当敏捷。有一回，他差点让看果园的给逮住了，但他纵身跃入草丛，居然躲了过去。实行责任制以后，他基本就成了羊把式。当我们一群伙伴叽叽喳喳去学校的时候，他穿着皮袄，拿着鞭子，一个人有些不甘地赶羊进了山……
后来我生病了，也辍学放羊的时候，他竟然欢喜得不行，非要把他的羊跟我的伙在一起牧。其实他的羊多而我的羊少，两家的羊伙起来会更难牧，可是他不管，只要看见我的羊群出现，不管距离多远，他都要风风火火地赶到跟前来。他是那么黏人，那么喜欢热闹，而牧羊生活又是那么单调和孤寂，所以只要我不跟他在一起，他孤独的歌声就会从沟的那一边传到我的这一边。看得出，他对牧羊生活是多么厌倦，他随时都想找个借口逃离。果然，有一天放羊我没见到他的影子，第二天，就听说他参了军。他当时其实还不满十八岁，又没文化，不知道咋就验上兵了。那几天晚上正好邻村演电影，他高兴得又蹦又跳，像个跳皮筋的小女孩。他还去小卖部里买了几颗糖，一一分发给我们，俨然自己变成了大款。看到电影上英勇杀敌的场面，他也热血沸腾、情不自禁，不时握紧拳头张大嘴巴，似乎随时都要冲出去。
大大的一身军装就把什么都穿走了。当兵以后，偶尔收到过他的来信，但因为错别字较多，常常词不达意，所以总觉得有些隔膜。后来，我重返校园，他的信也写得像模像样了。我就劝他不要再像先前那样幼稚和单纯，要在军营学点真本事回来。他说自己已经开始学开车了，将来复员准备当司机。我觉得挺好，认为他不再鲁莽，思想也一天天变得成熟了。慢慢地，他的名字也改了，将原来的“彦平”改成了“彦钉”，说以前的名字太普通，叫不响。
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因为时间紧迫，他匆匆寄给我们几张猫耳洞的照片，就再没有了音信。再有消息，便是他牺牲的消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兄弟，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我们在县城的礼堂，与哀乐和白花相逢……双亲痛不欲生、朋友自然凄凄。我的兄弟，他用自己的躯体，换取了令人心碎的异样生活。更让人悲哀的是，二十多年以后，我还不知道他究竟埋在哪个烈士陵园里、墓前有没有碑？
5
走出教室，我看见父亲站在门口。
他微笑着，眼角的皱纹像山洪冲过的细流，背着一个脏兮兮的黄挎包，一手还在上面压着，生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我怕别人看见似的，回头又朝教室望了一眼，才低低喊了一声：“爸”。
父亲并未应声，只是近前拉住我的手，那种粗糙冰冷的感觉，就像我握着了一块带霜的榆树皮。我急忙领他去学生宿舍，把黄挎包里的馍馍掏出来，并且一边往我的提包里装，一边下意识地给嘴里塞了一块。他注视着我饿饭的表情，摸了摸大通铺上我那极为单薄的被褥，俨然下了极大的决心，执意要我跟他出去吃一顿。
小街上只有一家食堂，他把我领进去，问了服务员半天，才有些迟疑地要了一小碗面。食堂里摆着三四张桌子，我们坐在角落里，他看着我，我看着柜台上的油饼和麻花。他又问了几句我的学习情况，我当时生怕嘴里的口水流出来，就有些敷衍地、潦草地应答着他。那时我总以为父亲识字不多，怕自己所谓的“思想”和他切近的平庸的想法难以碰撞出火花，便不太与他多交流——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太幼稚、太有些自作聪明了！那时学校伙食差，顿顿都是黄米饭，就着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其实更多的时候，所带的咸菜两三天就被我们消灭了，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只能用盐巴就米饭。遇到下课迟或是有事，打来的米饭就变得异常坚硬，届时盐粒就很难被匀称地搅拌在米饭里，于是，当我们蹲在宿舍的床板上，嚼蜡般吞咽那半碗或苦涩或无味的米饭时，我们多么希望能改善改善生活。
饭终于端了上来。我推辞一下，让父亲先吃，他却坚持说已经吃过，让我趁热吃。揪面片、红辣椒、肉疙瘩，那种沁人心脾的荤腥使我再也按捺不住，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筷子，就像遇见青草的饿羊张开了嘴巴。
半碗面下肚，我看了父亲一眼。他一边从口袋里摸了几颗麻子嗑着，一边有些怜惜地看着我的馋相。他说为了能早点赶回去上工，早晨四五点就起来了。我说你没有坐车吗？他说坐班车要花三毛钱呢。我嚼着肉疙瘩，暗自惊异：为了省钱，为了能赶上下午的工，近六十岁的老人步行三十里，就为了给我送些馍馍吃！
擦嘴的时候，父亲已经付过账了。我看见他将余下的几毛钱装进口袋，小心地用别针别好。他的胡子似乎比以前花白、一点也不柔顺。他的茄子般黑红的脸，跟其他吃饭的食客与食堂管理员相比，显得暗淡和干涩。我打着嗝儿，舔着嘴唇，想说你也买根麻花吃吧，却见他又把别针取下来，摸摸索索地捏出那几毛钱，说：“我还是坐班车回吧，免得下午上工迟了队长说话……”
班车来了，父亲向前紧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说：“好好学，不要想家。”我看着他有些蹒跚地上车后，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那是父亲此生请我吃的唯一的一顿饭，也是我跟他在一起吃的最后的一顿午餐！回去以后，他就病了。我上学，他卧床，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多说一句话、多吃一顿饭。
6
见到三婶，她已躺在医院。鼻孔上插着氧气管，胳膊上输着液，眼睛紧闭，面容扭曲，喊她也不应声。不过十几天没见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叫出堂弟，细问缘由。他说本来在县医院住着，六天了，没效果。“大夫可能怕咱们交不了费，一天就输一瓶液。一周不到就催着出院了。”我有些疑惑地问：“催着出院？”堂弟摇摇头说：“自打有了农村医保，医院就好像有了这样不成文的规定，能出院就让你早点出院。”纳闷的同时，我看了看他刚从区医院打出来的单子，一张长长的纸条，立时将我的心抽紧了：光是一系列的检查费用，就花掉了五千块！
三婶平素节俭，家境拮据，有时连几块钱的电费都要欠账，如此巨额花销，无异于割她的肉补她的疮。好在堂弟这些年在外打工手头尚有几个余钱，否则，仅凭三婶，是断然不会来省城治疗的。
跟大夫咨询了一下，人家认为这种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疾病，除了手术，别无他法。“现在患者的血管非常脆弱，稍不注意就会破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颅，但是风险系数很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微导管，从患者的动脉处伸进去，然后抵达脑动脉瘤内，封堵动脉瘤，确保不出血……”听着大夫的讲解，我和堂弟竟像听天书。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如此复杂的手术，费用要去哪里筹集？我看着堂弟，堂弟也看着我，终于，我们不约而同地问了大夫一句：“得多少钱？”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保守估计也得四万，还不算后期的治疗费用。”
四万块钱，对于一个连“去痛片”都要去小诊所去赊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我们谁也没敢再提手术的事情。整整两天，我只是坐公交车去医院望一望，看着三婶将半碗稀粥喝下去，然后便悄悄回来了。那时我神色忧郁心情沉重，俨然负着巨大的磨盘，不知道应该将其卸在何处。大夫却还不失时机地提醒堂弟：“手术不能保证不会留下后遗症，瘫痪或再度复发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三天过去，三婶尚在昏迷当中。加上那一系列的检查费用，堂弟已经花出去了一万块。开始他还想得天真，认为不动手术光输液费用不会太高，就准备跟亲友再张口借点，让老人多住几天。可是三天下来，他便如车胎被针扎了，迅速焉了下去。在五光十色的都市，我们只能一边听着三婶痛苦的呻吟，一边给她办了出院手续。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吃过三婶送给我们的香油和小米。即使她家的住房裂开了指头宽的缝隙，她也依旧让儿子买了一台旧电视回来，供我们几个弟兄去看。现在，她生病了，我们却只会眼睁睁地抬着她，让她毫无指望地回家去。
7
捋把榆钱嚼在嘴里，看眼光秃秃的山梁，然后，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庄。
像棵被移植的树，树坑里还裸露着砍断的须根，枝干已被塞进了车里。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知道把什么东西落下了，可我还是默默地对自己说：别后头！回头便是泪！
听惯了苦焦的“西海固”，见惯了白花花的盐碱地，忽然跟城市与黄河沾上了边，一时半会，人的意识还真有些转不过弯儿。俨然某人新改了名字，喊起来多少有些拗口。
在喧嚣的都市，繁华是别人的。房东不会因为我谋生艰难就给我减免房租。打开单薄的行囊，摸着瘪瘪的口袋，我在城市最偏僻的角落，像个隐士，暂时找到了栖身的地方。
买不起床，我就睡在废弃的柜子上。那些横着的木条，硌得我梦中都想找块平整的地方躺一会。没有自行车，我就坚持步行，每日往返下来，两脚竟生出亮晶晶的水泡。饮食更不敢讲究，一碗面就是大餐，一块饼子便能充饥。没有生蜂窝煤的经验，出租屋里便除了烟熏火燎就剩满窗寒霜。夜半冻醒时，我会想起故乡的热炕，但很快会被“没出息”几字否定。我瑟缩在被窝，坚持幻想《聊斋》里狐仙的模样，我想用那些虚无的影子，温暖我颤栗的身躯……
然而，都市并非我想象的那样诗意。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很快挤扁了我出门时编织的圆形梦想。这里污浊的空气和形形色色的光污染，使我一度燃烧的激情忽然达到了冰点。不比乡下，没菜可去菜园摘根黄瓜；没饭可到田里拔根萝卜。这里的每样东西都似乎与“钱”沾着边儿，衣食住行处处透着生分和铜臭。只身创业，从零开始，我哪里有底气应付这些？一时之间，我只觉心胸憋闷压力山大。
但我不能轻言撤退。还是整日将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松懈。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都能在外面谋生或创业，独我不行，我是外星人？在矛盾和彷徨中，我依旧早出晚归寒暑不分。霓虹闪烁，照不亮我的前程，可我还是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坚持！坚持！
光阴飞逝，我人到中年。在“姜你军”“糖高宗”“豆你玩”“蒜你狠”的三级跳物价里，在每平米一千多元的房子摇身变为八九千元的神话中，我从小接受的仁义道德、中庸礼让和宁静致远的精神追求渐渐被城市的功利和躁动吞并或蚕食。我日益感到渺小和无力。走在坚硬的柏油路上，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足印。
就是这样，城市的节奏却还在加快。原先跟我一样租房的人，现在可能已经有了百八十万的营业房；原先骑着自行车的上班族，现在十有八九都有了轿车。而我还背着十年前的帆布包，仿佛城市的另类。房子和车子成了人们张口闭口的谈资，“找钱”已经成了芸芸众生首当其冲的人生第一要义。滚滚红尘，经济犹如洪水猛兽，淹没或侵袭着我们脆弱的信仰。吾非圣贤，自然也被裹挟其中。在都市的十年，那黑白不分的快节奏，常常使我失眠和恍惚。我好像从来就没睡醒过，整日昏昏沉沉碌碌无为。逮个空闲看本书，不过半小时俩眼皮就打架。而要让我真正睡起来，却又没了丝毫睡意。脑子里总感觉还有事情没办完，内心火急火燎的，似有人在身后催着：快点！快点！
于是，我今儿不知明日的走向，每日都在焦虑中度过。我变得急功近利、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深怕生意难以为继而失业。我像一架被控制的机器，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牵引下，日益蜕去了祖先留给我的那层忠厚皮毛。想起故乡宁静的黄昏，想起中午坐在门前的沙枣树下打开一个西瓜的情景，我愈来愈没了梦想，我甚至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进城的目的。我再也不会为一朵花的凋零而哀伤、再也不会为一声凄厉的鸟鸣而动情。
尽管我也有了自己的二手蜗居，不用再月月听房东续交租金的敲门声，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依旧怀念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日子。那种散漫自在的劳作方式，看云识天气的禅意时光，以及远离电子产品的宁静和休闲，无一不像原汁原味的花儿，在我的耳边轻轻萦绕。我就像被拴住的羔羊，只要挣脱绳子，便会迅速跑到开满野花的河滩与山坡上去，不管当时的食槽里，还有没有豌豆。
那块盐碱地，沾满了我的汗水与体温，记载了我青春时期的梦想。那走头头的骡子、磨钝了的犁、还有铁锹与头，它们无一不像木刻版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始终警醒：城里并非我安顿心灵的最好归宿。等故乡风调雨顺了、等孩子们完成学业了，我定然还会回到我原来的地方。
每有机会，或是找个借口，我都会去故乡转一圈。那些残破的窑洞、干涸的小河、屋檐下的鸟巢，都会使我触景生情黯然落泪。当我走在熟悉的山道上，看着渐渐恢复的生态植被，我便会在绵延无际的荒梁上，肆无忌惮地吼几声乱弹。我觉得只有在那里，我内心的积郁才会完完全全得以释放；只有在那里，我才会真正找到自己失去的快乐。炊烟缭绕的老屋、滴着露珠的菜园子、充满蜃气的小河沟，那一切的一切，都使人像是从悬着的半空掉下来，实实在在落到了地上。我觉得被城市熏染的躯壳，只有回到故乡的旮旯里，才会像鱼儿放回水里，一下子活蹦乱跳起来。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是的，无论家乡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那里还能存在多久，只要那朵野菊还在开着，我就有理由坚信：回家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