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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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有青春的，仿佛还没来得及激情就匆匆闪去了。
带着十八岁的冲动，穿着绿色的军装，趴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通过准星，寻找并确定着目标。右手食指扣动扳机，嗖！的一声，子弹像青春一样射出了胸膛，于是，岁月就厚了一层，青春就少了一截。
一次，新兵班长穿着大头鞋，沉沉地踏着我的屁股，用自己高规格的普通话，带着俏皮的湖南口音讲：好好练，认真瞄，给老子弄个好成绩。当时，我和我的青春仿佛一下子被班长的脚给踩住了，我的心直颤，暗暗地回答班长：好的，老子一定好好弄，弄他个干部回去。
班长那只大肥脚好重，一半是为了发泄，一半是为了激励吧。班长已经超期服役两年，心里压着的石头越来越重，淤积的想法越来越多。特别是他爹的一封家书，虽然只有吭哧瘪肚的几十字，但是，字字都如一发发炮弹，狠狠地砸在班长的心坎，震撼着班长：娃子，那军校不是咱能上的，回来帮爹侍弄侍弄地球，老天爷顺心了抓他几个钱，把邻村那女娃娶家来，你爹娘也就知足了……
年底，班长脱掉了军装，似乎掐灭一个青春的梦。带着不舍与无奈，只挥一挥手，班长就毅然地走了，为我留下一摞军校复习资料，还有他那大肥脚踏着我屁股的记忆。那一刻，我能感觉到，班长的眼窝是热的，只不过，他昂着头，把一股难以说清的泉涌止住了。当他猫腰钻进车子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从班长的眼角滚下两颗晶莹的东西，粉碎在车门处，飞溅在寒风中。
难道班长在部队丢失了什么？挥霍了青春？不对呀，一枚闪亮的学雷锋银质奖章可以作证，两枚三等功勋章也可以作证。那又是什么呢？燃烧了青春？好像也不是，他是渴望考上军校的，可是，军校的大门却无情地向他关闭了。
翻着班长的书，我似乎找到了他夹在书页里的青春梦，辣辣的，很冲，颇有湖南味道。班长的声音仿佛在字里行间又跳跃了：给老子弄个好成绩，给老子弄个好成绩嘛！……
班长走了，我像是跟一群人露宿野外，半夜醒来时，发现就剩下黑夜和自己，突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恐惧。
学了一年机械修理，我从北京分到辽北的铁岭，分到一个工兵团的修理所炊事班。如果吹风机算作一台机械，在操练完锅铲和煤铲之后，我每天把吹风机拆装八遍。两个月下来，我能闭着眼睛，娴熟地把吹风机拆卸和安装。炊事班长把我当成疯子，司务长却看好我，认为我骨子里有一股“狠”劲。司务长是大磕巴，说个稍长的句子能把脸憋紫。看着司务长磕巴我心疼，跟他说话时，我都精简字数，每句话力争不超过五个字。有时候，就问他可以还是不可以。
所长和指导员在黑龙江伊春施工，司务长很武断地让我报考了军校。司务长给了我考学的机会，扭转了我的命运。我放下了锅铲和煤铲，冷落了鼓风机，兴奋地走进了军校补习班。在学习的间隙，我仿佛常常听到新兵班长的声音：给老子弄个好成绩！
我把自己逼成了驴，蒙着眼睛，苦苦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砥砺前行。对待理想，我用时间砸它；对待目标，我用精血灌它。我这个小文科生不来点狠的，其他也怀着军校梦的人是不会惯着我的，军校的大门也是无动于衷的。这时候，我真想给我的新兵班长写封信，告诉他：班长，老子拼了！
原来，“给老子弄个好成绩”这么不易。在军校补习班，在我最青春的时候，我从一头猪变成了一只猴，一只精瘦的猴。我“狠”掉了身上十几斤肉，及至春节放假回家，娘捧着我的脸哭了，抽搐了好长时间。爹说：什么兵种？这么苦！把儿子“糟蹋”成这样！当时，我想告诉爹，不是什么兵种的问题，是我自己愿意糟蹋的，不这么苛刻自己，你还追求什么理想？实现理想哪有平坦的大道？但是，我没有说，在我没有考上军校之前，我坚决保持缄默，因为我怕以后的路子不能按照我的意志走下去，丢了一村庄人的脸。
当通讯员把军校录取通知书送给我时，我装得稳重而老成，淡淡地接过来，随之说声谢谢。其实，这时候，我的心理已经接近“范进”，只是我比范进坚强，咬牙挺住了，没有一脚侧歪进池塘里。我汗津津地握着“通知书”，脑袋一片空白地进了宿舍。扑到床上，我就嚎啕了，哇哇了，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激动，泪水和鼻涕汇流在一起。此刻，我比范进还范进，真想捏着“通知书”的一角，像举着旗帜一般，在操场上跑几圈，喊上一阵，再打了几个滚，让自己任意地发泄着、疯狂着。
眼泪更能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无论喜与悲。笑容可以强堆在脸上，但是，眼泪却不能即可挤出来。
有人分享你的快乐，有时候也是幸福。
高大的司务长推开宿舍的门，仿佛霎时又关上一扇门。他深度地勾着头走了进来，在我床边来个大幅度的稍息。司务长看着我，一声不吭，把两只大手插在军裤的裤兜里，窸窸窣窣地摸索着，似乎犹豫着想掏出什么来。我来不及打扫脸上的涕泪，一副窘态尽收他的眼底。我坐起来，他坐下来。沉默很久，司务长费劲地说了两句话，不连贯，五个字：到我家，吃晚饭。
司务长跨上他的二八自行车，我一欠腚，稳当地侧坐在后座上，低着头，并着腿，双手插在两腿间。炊事班长骑着一辆“小凤凰”，瓦盖和链盒嘎啦嘎啦地响着，前轮左右摆动，划出一条蛇形线跟着我们。班长是满族人，也是一个大磕巴。他跟司务长说话时，两人像斗鸡似的，脸都憋得红红的。两个磕巴人在一起搭伙，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说话，我不敢近前，一个新兵蛋子，我害怕憋不住笑出声来。我的笑，万一他们理解出不尊重、不礼貌，那就糟糕了。
司务长的家挤在一片密集的平房里，每一座平房上都耸立一根黑黢黢的烟囱。我们到了司务长的家，正是根根烟囱争相冒烟时，缕缕煤烟显得热情和亲切。
司务长家里是一铺大炕，炕上的地板革清洁淡雅。一张短腿小炕桌放置其上，宛如一只待食的青蛙蹲候着。司务长是部队的二级厨师，他把“二八”车子哐当一声扎在院子里，猫腰进了厨房，系上围裙，撸起袖子，不大工夫，炕桌上就摆满了菜，香味诱得我不停地吞咽着口水，肚子也不停地咕咕叫着。
司务长磕巴着致敬酒词，班长磕巴着补充，我囧囧地左手握着右手，生生握出一把汗来。司务长夫人坐在炕沿边，一会看看司务长，一会看看班长，不住地掩嘴而笑。话磕巴，酒畅快。我掏出心窝子的东西，把它放在短腿炕桌上，嘭！嘭！司务长和班长的酒杯撞过来，在一片片飞溅的酒花中，三个人仰天豪饮，喝得我如烂泥一般摊在炕上。
这是我第一次在市民的家中做客，第一次盘腿坐在东北人家的炕上喝酒，第一次把自己喝得“很狼”。
那一夜，我醉了，是失去记忆的醉。喝醉的我跟司务长一家人睡在那铺大炕上。炕温暖着我的身子，酒沸腾着我的血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燃烧？如果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那就燃烧吧！
第二天，我给班长写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班长，您在湖南还好吗？我已经由猪演变成一只猴，是瘦猴的猴。如果问原因，大概是您那如火炬般的话语引导着我、激励着我。您知道我现在最想听到什么吗？就是你操着湖南口音说的那句普通话：给老子弄个好成绩！
亲爱的班长，您把邻村那女娃娶了吗？如果娶到了，一定给老子弄个好成绩，我相信您有足够的力气和本领。
亲爱的班长，我在电视上看到您和您承包的茶园了，我把大拇指竖起来，对着电视屏幕一直举着，别人都说我神经病。班长，您说我是神经病吗？
亲爱的班长，我有点想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