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已经固化在脑海里,后来的年是颠覆不了的。儿时家里穷,吃穿成了父母沉重的包袱,过年成了我奢望的一段时光。我和其他孩子挤在一堆,掰着脏兮的手指数着年的到来。
儿时的年很重要,它是我三百多个日夜的追求,追求胃的不咕噜,身体的不寒冷。过年需要财富,农村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多,一是靠公分;二是靠鸡屁股;三是靠喂猪。我常常盯着我家的鸡窝,母鸡下蛋时脸憋得通红,我就攥着小拳头帮她们使劲,等鸡蛋从鸡屁股里挤出来,她们咯咯哒,我就咯咯笑。在我幼小的灵魂里,鸡蛋不是给人吃的,而是用来换钱的。如果天公不作美,母鸡不勤快,猪有个三长两短,过年的梦必定残破,新衣穿不成,吃肉打折扣。我儿时的记忆里没有银行,如果硬说有,那就是我家老屋的旮旯,母亲把一叠小钞票用布裹好,塞在哪个旮旯,哪个旮旯就是银行,不分农工建设行,密码只有我母亲和老鼠知道。
腊八是年的第一道门,我端上腊八粥,呼噜呼噜地欢迎它。把灶王爷请上天,就进了年的第二道门,俗称小年,这时便有年的模样了。家家蒸馒头、包包子,烀肉、炸鱼炸麻叶,熬糖等,整个村子里弥漫着炊烟,散发着年的味道。那味道让一个个孩子诱惑地兴奋起来,满街筒子子弹一样乱蹿。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从家里偷些年货出来吃,既满足胃肠的需要,也满足精神的需求,其他孩子也像我一样显摆着、炫耀着。
除夕,我换上新衣服,开始往人堆里钻,别人更优质的新衣服碾压了我心里的优势,本想张扬的我收敛了。他们冲上高高的粪堆顶,一次一次点燃二踢脚,把希望和兴奋推向空中,快乐的心灵便在空中开出云雾般的花朵。我口袋里没有鞭炮,只能仰视着,不免恨起爹来。爹的手因被鞭炮炸伤,此后再也不买不放鞭炮了。爹说,有钱的听响,没有钱的(爷)也听响。我用眼睛瞪着爹,心中痛恨,嘴里嘀咕:口袋里空,心里虚吧,点燃鞭炮的一刻多刺激多过瘾,“听”与“放”怎么能一回事呢?守岁时,别的孩子拿着手电,我却提着马灯,追着鞭炮的响声,在村子坎坷的路上跑,跑在前面的,捡的哑炮当然要多。贫与富,亮与暗,原始与现代在年夜里比拼,我总是被那些拿着手电的给差距了,尽管如此,我认为那是充满着年味的追逐。
有人说穷的时候年最有味了。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年,把物质集中在年,让过年的豁达荡涤一年的吝啬。甩掉缝补的衣服,把饥饿的胃犒劳一番。放松精神的人们在饱食之后,原谅自己,也宽容别人,邻里之间走动得多,和气得多,和谐得多。
今年回去,我想采访爹,为什么现在的年味淡了?是物质的大富足,还是文化网络的大发展?还是……相信八十多岁的爹,以他饱经沧桑的经历能给一个让我叹服的答案。我期待!
穷像一块补丁,牢牢地钉在我的心上。我不认为穷是社会的错,总埋怨爹娘的无能为力,不能改变现状,把我打扮成一个正常的孩子。因经济拮据,我过年的衣服都让娘别出心裁了。人家孩子的衣服都有阔气的两个兜,我的上衣却光秃秃的,像是视察的领导没带随从,失去不少威风。为安慰我,娘就用和衣服异样颜色的布给我缝个小布袋,当啷在我胸前,随着我的奔跑而乱舞。更令我自卑的,我的衣服都是娘手工制作的,布料是娘从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出来的,样子是娘用石灰头画好,用剪子照着石灰线剪出来,然后,一针一线把支离破碎的布片缝成我的衣服。刺眼的粗布令我没有面子,本来娇小的我在别的孩子面前又矮了一截。娘说,这孩子就是爱面子。当时,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是尿哥,他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台缝纫机,临近年关,尿哥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哒哒哒的声音便响彻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