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曾经广泛流行于我国农村的口头语，形象地诠释了工分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大锅饭时期的公社社员的重大意义。它是量化劳动效力的单位，是年终生产队向社员分配生活资料的参照依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那可是涉及全家温饱的大事啊！记得当年生产队一个男性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代价是记十个工分。冬闲季节，也要出工，按80%计。非壮劳力、妇女、儿童根据体力、技术情况酌减。

    说到工分，我的记忆又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冀东故乡。那时，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我高小毕业回村务农。生产队长低头看了我几眼，伸手攥攥我细细的胳膊，嘴里嘟囔着：“这孩子弱巴，干不了农活，跟着你三爷放猪去吧。”“给我多少分啊？”我怯怯地问。“4分吧！”队长没解释，甩手走了。

    家乡当时的习俗：家家户户都养猪，各家分散养，生产队集体放。放猪，可以节省各家喂猪的饲料 ，猪到田野里自由觅食，长得壮，肥得快。每天生产队里的上工钟声一响，我和三爷走街串巷，一声高喊：撒猪喽！家家户户主人打开猪栏，大猪、小猪像离弦的箭，窜出猪窝，融入猪群。我俩一前一后，一少一老，赶着队伍，一路上，猪叫，人喊，浩浩荡荡，直奔村外，或水草丰茂的草地，或收割了庄稼的大田，任 凭猪自由觅食。直到傍晚，大猪小猪填饱了肚子，才打道回府。

    春去秋来，一晃就是一年。年底，队长对我说，“你三爷说了，小子干得不错，给你涨一分。”一年后，另一名孩子接了我的班，我开始正式的下田干活，每天挣5个工分。

    那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每天挣十个工分的大人。我想，虽然只上了六年学，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一天下来，才挣半个劳力工分，丢人啊！

第二年秋后，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公社水库加固，每个生产队抽三个男劳力，每天记十分。结了婚的男人，谁愿意扔下孩子老婆到外边卖苦力？队里几次开会动员，无人应答。无奈，队长宣布，只要肯出去，每天再加5分。早已按捺不住挣高分欲望的我，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一句“我报名”，招来一阵哄笑。我明白，大伙笑我还是个孩子。队长见有人捧场，脸上露出笑容，“好样的，有志气。就是小了点，没关系，我和公社沟通一下，你就准备吧。”一周后，我带着一卷破旧的铺盖，提着一口袋玉米面口粮，坐着村里的拖拉机和十几名大人一起，来到了水库工地。具体工作是拓宽水库溢洪道。每天在技术员带领下，打眼放炮，拉车清理现场石屑。一把十八磅大锤，我轮不起来，就是能轮，也没人敢扶钎，怕我“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领队派我去拉车，运石子，清现场。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躺在房东家的地铺上不愿起来出工。但是，一想这一天下来就是15个工分，一天顶三天，就来了精神，咬牙坚持吧。直到快过年时，才收工回村。几个月下来，挣了1000多个工分，很有成就感。

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走路腰板直了，在队里也是条汉子了。可是回到村里，工分降了，还是5分。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对生产队评分有成见的还有二姐。她大我八岁，小时候照看我，耽误了上学。但是她自幼聪颖好学，性格开朗，身体健壮，是村里的妇女队长。春天抗旱挑水，夏天大田拔麦 ，常常让那些男人汗颜。可是，她每天只挣8分。对于这种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怪像，二姐为维护自己权益，也是为了更多妇女的权益，曾利用各种方式抗争，但终无结果。直到姐姐出嫁，带着遗憾离村。

1965年夏天，我正在地里干农活。村党支部书记带着一个陌生人来到地头，喊我。我应声放下手中的活，跑到书记跟前，按照村里的辈分，我叫他大哥。大哥指着那位陌生人说，这是公社新来的高书记。我用旧上衣擦了擦手，和那位书记的手握在一起。高书记说：“小伙子，想不想出去搞四清啊？”我说，“想”。“那好，你的情况，村支部介绍过了，等政审合格后，你就去。”高书记走后，我问大哥，“搞四清一天记几个工分啊？”大哥说：“傻小子，你如果能当四清工作队员，就是吃皇粮的干部了。”时间不长，政审合格，公社来了通知，立即起身，去唐山四清工作团报道。第二天，我穿着姐姐连夜缝制的新衣服，揣着吃皇粮的梦想，踏上了去唐山的路。

那年，我18岁，唐山社教工作队员，每月津贴20元。从此，我告别了故乡，也告别了那伤自尊的工分。

            2018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