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伕

在峡江县仁和镇枥坑村委佚贝村，有个村民名叫周增丰，1931年出生，92岁，被村民们尊称为“老长辈”。

在佚贝村，那时候有五十多户人家，周增丰这个“老长辈”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自诩“过的桥比人家走的路多，吃的盐比人家吃的饭多，认识的字比天上的星星多。”说得确切一些，他除了熟悉村前那块石碑上的三个字之外，连八字也不知道有没有一撇。在这个偏僻而闭塞的山旮旯里，村前那块石碑倒也称得上是名胜古迹。它高达丈余，宽过六尺，巍然挺立在一棵古老的樟树下。据说从前佚贝村出了一个大官员，1945年回家乡探望，父母吩咐他在石碑上雕刻了“佚贝村”三个大字。从此石碑也就成了乡亲们的骄傲。周增丰每天下地，都要从它旁边经过，耳濡目染，自然把那三个字记得倒背如流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只认识三个字的“老长辈”周增丰的大名，居然在省里一家小报上出现了。原因是他家养得猪多，一年就给食品站交售了8头肥猪。在当时那个艰难岁月，每户每年一般都是交售一头生猪，而他家是8头啊，确实算得上一条惊人新闻。当公社邹秘书把那张小报送给周增丰以后，他拿着报纸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了半天，还是一个字也认不得，于是揣着报纸去找村里小学的李文忠校长。

李校长不是本地人，所以不姓周。他之所以会从外地跑到这个山沟沟里来安家落户，是因为姓周的当中还找不出一个足以为人师表的角色。李文忠来了，而且一来就当校长，所以有人说他洪福齐天。但也有人说他徒有虚名，因为这所初级小学里还没有第二个老师。

李校长一来便被乡亲们景仰不已，因为他仪表非凡，不苟言笑，说话走路，文雅而有风釆。大家觉得他真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君子。每天早晨，他总爱在学校门口站着，皱着眉头看那些拖着鼻涕的“莘莘学子”陆陆续续走进那所设在周氏祠堂的学校里去。

李文忠在学校是校长，在村里还兼任“文书”。队长周清贵的总结报告、汇报材料、“安民告示”，统统由他起草，乡亲们的书信、对联、入党申请、建房申请，也全请他执笔。李校长写字一丝不苟，一笔一画都了了分明，读字发音标准、正确，连“啊”、“吗”、“吧”、“呢”都有声调和节奏。虽然本地人听起来有点象古戏里的老生道白，但唯其象老生道白，所以更显得学识渊博，才华出众。

周增丰怀里揣着报纸，兴冲冲地走到学校里，目的是想听听李校长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名字都上报纸了，自己却不清楚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岂不是一大憾事。

李校长倒也热忱，问明了周增丰的来意，立刻接过报纸，眼珠子一转，就找到了那篇新闻。于是他坐在靠椅上，左腿压右腿，清清嗓子之后，便朗朗地读了起来：

“伕贝村养猪能手周增丰……”

只念了一个题目，周增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了，念到正文，“老长辈”竟有点不敢相信李校长的眼睛，等到李文忠把那篇五百来字的报道一气念完，养猪能手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错了，错了，原来报纸上登的不是我这个周增丰。”李校长说：“不是你这个周增丰，会是哪个？”“老长辈”说：“是人家伕贝村的周增丰，跟我老周毫不相干。”李校长瞪着眼睛重新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终于用食指点着报纸说：“上面写得明白，交售八头肥猪的是峡江县仁和公社的养猪模范，怎会冒出第二个周增丰来？以中国之大，同名同姓的人虽然不少，但哪能都落脚在一个公社，而且都是养猪模范，卖的也是八头肥猪？周增丰搭拉着脑袋想了半晌，觉得在仁和公社的管辖之内，确实不曾听说有个伕贝村。于是，他拍拍巴掌说：“对了，想必是报纸搞错了，把佚贝村写成了伕贝村……”话音未了，就见李校长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紧接着嘴角上便露出一丝不屑置辩的神情，眼晴却直直地望着面前那堵刷得雪白的墙壁。周增丰不知道李校长究竟在想些什么，静候了几分钟之后，只好诚惶诚恐地说了声“谢谢”，便蹒跚而归。

第二天早晨，当周增丰挑着粪桶走出村子的时候，只见李文忠独自站在那块长满青苔的石碑前呆朵地出神。周增丰不敢打扰，便想悄悄从侧边绕过去。谁知李文忠已经看见他了，竟对他招招手说：“增丰老爹，你来看！”

“看啥？”

“看这石碑上头一个字到底是啥？”

“头一个当然是‘佚字’罗，佚贝村嘛！”

“佚字，哈哈，佚字吗？”李校长笑了，笑得“老长辈”如坠五里雾中。

“不是佚字，是啥字？”

“是伕字，丈夫的夫，夫妻的夫，左边加个单人旁！”

“丈夫，夫妻……”周增丰嘴里咕噜了一声，两个巴掌便神经质地合在一起。

“你看嘛，这个字上面那一横左边那一撇，与左边单人旁那一撇混杂了，使得两撇在一起，就像一撇的样子。仔细看整个字，既有几分象伕字，也有几分象佚字。于是，伕贝村也就误认作佚贝村了。”

李校长的食指在石碑上画一道杠杠，又画一个圈圈，画一个圈圈，又画一道杠杠。周增丰那个圆圆滚滚的脑袋瓜子，也跟李文忠的手指头儿晃过来，又转过去，转过去，又晃过来。其实，李校长说单人旁也好，说一横一撇也好，说“佚”也罢，说“伕”也罢，在周增丰面前完全是对牛弹琴。周增丰不认识单人旁和一横一撇，也分不清“佚”和“伕”。别人说石碑上写的是“佚贝村”，他也跟着说是“佚贝村”，现在李校长说“佚贝村”应该改为“伕贝村”，他找不出任何一条足以争辩的理由。伕贝村就伕贝村吧，反正是个名儿罢了。小时候人家都叫他“小猎狗”，叫了十年八年，屁股上也不见长出个尾巴。

“总算弄了个水落石出！”李校长冲周增丰的背影叫了一声，昂首阔步地走了。

李文忠走进学校之后，却没有去拿课本、教案，而是先展开一张红纸，提起一支毛笔，唰唰唰地写了三个大字，然后找出浆糊、刷子，把这笔酣墨畅的三个大字贴在学校门口那块木板子上，贴好了才回到教室里去给学生讲课。

李校长正讲的眉飞色舞，突然听见门外人语喧哗。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乡亲们都聚集在那块木板前面，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李校长正想盘问，不料周清贵已经跳到跟前，指着红纸上那个“伕”字说：“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啊？”李文忠笑眯眯地抿了抿头发，从容不迫地说：“这叫改错。以往你们都当了别字先生，误把伕贝村当作佚贝村了。”周增丰不服气，撅着嘴儿说：“从古至今，我们这里就叫佚贝村，不信你看村子前面那块石碑，三个字还是咱村出的大官员周玉宗写的哩！”李校长微微一笑说：“周玉宗不是文官，他是个武官，只知道带兵打仗，舞文弄墨难免不出漏子。别看那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认真推敲一下，谁都明白那佚字里面还少了一撇。”

“少一撇，是么？未必……”周队长也是个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的人，话未三句，就已经用唾沫星子往李校长脸上打“标点符号”。不过，调门儿却渐渐地变了，简直可以说从A调变成了G调，末了那一句话，就象哑巴嘴里塞了个核桃，谁也听不清楚。而李校长的声音则由G调变成了A调。他说：“未必，未必什么？未必堂堂报纸也会出岔儿？人家那些大记者，写一篇稿子，要经过三番五次修改，送到编辑手里，还要经过许多人审查。先是初审，后是复审，最后终审。审完了才校对，一校，二校，三校。过了这么多关口，还会出错儿吗？”

周清贵没料到李校长的肚子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货色，听了这番话，更矮了三分，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了，“这……这么说来，我们这里硬是叫伕贝村了。”

“定而不移地叫伕贝村！”

李校长斩钉截铁似的一声断喝，学校门前顿时鸦雀无声。队长觉得不能就此下台，正想站出来把对台戏再唱下去，不料周增丰已经挤了进来，扯扯他的衣角说：“校长都说‘伕’，还会是‘佚’吗？再说，佚伕还不是差不多！”

连“老长辈”都见风使舵，周清贵这个队长也就不敢再吆喝了。于是两人认真商议了一阵之后，队长立刻作了决定，开个社员大会，叫各家各户写信告诉在外亲友，日后此地的通讯地址，改为峡江县仁和公社枥坑大队伕贝生产队。

好在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周队长写给领导的报告，大队、公社、县里下达文件，都署名叫仁和公社枥坑大队第二生产队。“佚贝”也好，“伕贝”也罢，无关上级、下属之间的公文往来，所以公社和大队干部对二队的“佚伕之变”不屑一顾，只是忙坏了李校长，因为那些有亲友故旧在外地的乡亲，都担心对方还用老地名通信联系，所以纷纷找上门来请李校长代写书信。李文忠写到第八封信的时候，不由得感慨系之地说：“这地方也太偏僻，太落后了，连部油印机都没有，不然，倒可省去许多麻烦。”

李校长足足忙了三、四天，信也写得差不多。过一阵子就是春节，家家户户要贴对联，周增丰这个“老长辈”当然也不例外。那一天他腋下夹着几张红纸，又走进了学校。其时，李文忠已经代人写了七、八副对联了。接着要给养猪模范代笔，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写出一副含有养猪内容的对联来，于是背着手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终于想出上联：“伕贝村养猪全省有名”。但下联却怎么也对不上来。于是提笔，先把上联写出来再说。谁知刚写了一个“伕”字，就看见队长周清贵手里捏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跑了进来，也不跟李校长招呼一声，便拍着巴掌对周增丰说：“增丰公，你的事迹又上大报了哩！”

“大报？”

“就是省报嘛！”

“真有这么回事？”

“报纸都拿来了，还能是假？刚才公社邹秘书说，我们这里仍旧叫佚贝村，上回小报硬是出岔了还登了一则‘更正’，说是什么校对失误哩！”

周增丰还想细问根由，没料到李文忠已经抢先一步，劈手从周清贵手里夺过报纸，铺在桌上默默地看了起来。养猪模范和队长见此情景，赶忙垂手恭立。谁知等了十来分钟，李校长却一言不发，周增丰心尖子痒起来了，不由轻轻地咳了一声说，“校长，这大报上又是咋说的啊？”

“大报嘛，唔，还不是跟小报大同小异。”村小校长的声音慢悠悠地，顺手把报纸塞进“老长辈”怀里，周增丰还想再问，倒是周清贵善于察言观色，赶忙拉着他逃之夭夭。

次日清晨，周增丰在村子前面那块石碑旁边，又遇上了李文忠。校长肯定在这里徘徊很久了，石碑前那片被露水浸湿了的黄泥地上，留下了许多纵横交错的脚印。他一见周增丰，便指着石碑说：“你来看，这明明是个‘佚’字嘛！”

“那是的，佚贝村嘛！”

“不可能是‘伕’字！”

“那是的，从来没听说过伕贝村……”

“报纸上都印的是佚贝村，当然应该是‘佚’字了”

“这……上回……”周增丰结巴起来，“我弄不清楚……”

“报纸未必会错吧？”李校长用手指着周增丰的鼻子，好象以前说‘伕’字是周增丰说出来似的。没等周增丰辩白，他转身便走，嘴里不停地嘀咕着，“应该立即更正……”

当天下午，周氏祠堂门前那块木牌子上又贴上一张红纸，招来了许多人观看。周队长看了之后，说：“看来又要开个社员大会哩！”周增丰“老长辈”说：“开吧，通知各家各户，凡有在外亲友，都写信告诉一声，无非多花八分钱邮票罢了。”

队长叹了口气，“邮费事小，只是李校长的负担太重了，白天上课，晚上还要替乡亲们写信，看来是该买一台油印机哩！”

李校长觉得呢？我看对他来说，也许有点幽默，因为他会感觉自己失了一点面子，还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但我认为，从正面看，这场“佚伕”之争，也体现了峡江人的民风淳朴，对事物具有一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