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师”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我国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唐代韩愈《师说》给“师”最精辟、最完美的解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在儒教的教义中地位非常崇高，“师”是“天地君亲师”的代言者，是“四书”、“五经”的传授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者。
帝师在封建社会有三层含义，一是帝王的老师，通常是教导帝王，使之成为被百姓颂扬的帝王；二是作为一个古星名；三是指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巩固所在国家的宗教统治。
中国师道尊严由来已久。“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国语▪晋语一》），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为中国人“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信仰。《史记·留侯世家》：“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汉书·朱云传》：“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可以从古老的书籍里看得出古代士大夫对帝师的尊敬，由此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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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鱼不美莼羹苦，无限穷愁难著书。”我无法想象，孙应鳌在给大明皇帝神宗授课的那个下午，慵懒的阳光斜斜打在窗户上，夕阳没有引起他的半点诗意。他微闭着眼睛，踱着方步，抑扬顿挫间，怎么就想到鲈鱼的美味和穷愁？
“凯里炉山。松树已经醒来，万物醒来/云海涌动，我在炉山的一个小山坡上/有明朝的大风吹来，潮湿、黏糊。一根狗尾草/在我眼前摇曳，还滴着四百多年前的露珠/那个早晨，我邂逅孙应鳌先生。”多年前，我曾在一首诗这样写到孙应鳌先生，我用极其虔诚的心来缅怀这一位王明阳再传弟子，一代名臣大儒，明代皇帝授课的帝师。
谁也不会想到，四百多年后的某一个早晨，一个写诗的中年人会对此长久的思索。就在我们的脚下，距离贵州凯里三十来公里的炉山镇，因为先生而振聋发聩。
我特意查了下炉山的历史沿革：炉山县1914年由清平县改名，属贵州黔中道。治所即今贵州凯里市西北炉山镇。1920年直属贵州省。1952年改置炉山苗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炉山自治县，迁治凯里镇 (今凯里市)。1956年改为炉山县。1958年与雷山、丹寨、麻江三县合并，改名凯里县。想不到不足200平方千米的小镇，竟然历经了如此丰富的历史风云。
当有一天，我把笔触伸向四百多年的某个早晨，我想这是一件极其惬意的事情。
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重视教育，兴办学校，试图以儒家教化思想来加强对臣民精神的控制和统治。同时，他多次下诏求贤，征召各地大儒贤才，作为实施“文治”政策的主要传播者，足可以看出对教育的重视。
在明清帝王的日常教育中，经筵与日讲是最基本的两种形式。直接在经筵和日讲上为皇帝授课的官员，被分称为“经筵讲官”和“日讲官”。这两类讲官首先在资格资历上必须是出身科举正途的翰林儒臣，其次要“道德深纯，经学蕴藉，皆负海内重望”，同时在形象气质上还必须具备老成持重、仪表出众、身材伟岸、声音洪亮等特质。只有满足上述“内外兼修”者，才能入围朝廷辅臣们的举荐，再经由皇帝亲自审批，方能获命。
在明清皇帝的众多老师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他不仅是一代名臣，更是著名的帝师。从大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起，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就一边辅佐一边教育皇帝。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明神宗朱翊钧开创“万历中兴”的局面。
张居正时任当朝首辅，他的很多改革思路得以顺利实施。其主政后，即调孙应鳌入京为大理寺卿，晋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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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孙应鳌，必须先说张居正。
张居正主政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冲龄即位的小皇帝朱翊钧。作为大明的首辅，张居正既要替小皇帝处理日常繁杂的政务，又要兼顾到小皇帝的学习，他的精力全部付诸这两件事上。为了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治国上，张居正为小皇帝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培养计划，并且对小皇帝严格执行，这段时间是明朝276年国祚中经筵和日讲的最高峰，他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亲自对万历皇帝讲读。
张居正作为大明帝师，与历史上的姜子牙、管仲、商鞅、李斯、张良、诸葛亮、房玄龄、耶律楚材、刘伯温齐名为十大帝师，其能力、才华及治国理政经略可窥一斑。十年的辅政，换来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花，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的小高潮，但最终改革戛然而止，那时后话，不在此表。
张居正与孙应鳌叔父孙裒在1547年同科进士，又同为庶吉士。从“愿勉旃自爱，归见令叔虑吾（孙裒），证以山中所得，何如？恐当远逊阿戎矣！”等语，亦足见两家的交谊。
张居正对人才的重视可以从对孙应鳌的赏识看得出来。他作为历史中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加上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帝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一言九鼎，是明代宫廷教育的旗帜性人物，他对明朝的宫廷教育乃至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嘉靖六年（1527年），孙应鳌出生于清平县，传说九岁能作文，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人第一名。三十二年（1553年）成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京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历官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佥都御史，官至工部尚书。隆庆六年（1572）建清平山甫书院，回乡讲学，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应鳌于山甫书院。
在他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文》16条，详细阐明了他的教育主经和为学之道，曾提出“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事，通过讲授《尚书》诸篇章，婉言劝说神宗皇帝不要贪图享乐，应了解百姓的稼穑艰难，要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其良苦用心。
孙应鳌在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人，他较好传承了张居正的思想精髓，比如对皇帝灌输重德爱民的思想、树立重勤轻玩的观念、强调重道轻艺和重俭轻奢。
在明代中晚期，这一时期正是阳明心学历经从发展到壮大的重要阶段。从嘉靖初年开始，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学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阳明弟子遍布全国，阳明心学不断在全国各地传播。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先后在龙场和贵阳讲学，贵州成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孙应鳌作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在王阳明学说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他继承了王阳明学说思想，成为贵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
因对现实的隔膜和不满，孙应鳌把眼光投向疮痰满目的社会，写下不少直抒胸臆的诗歌作品，《黔诗纪略》收其诗有457首，他的《学孔精舍诗钞》是流传至今贵州最早的一部诗集。
《黔诗纪略》称誉他是“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在易学上，孙应鳌对《周易》的诠释亦是如此，不在于文字上的训诂，而在于借易以讲明心学，自畅其说，他的著述是借助儒家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它已超出传统儒家经典而直“明心体”，发挥个人独到见解，以心本论的立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孔孟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道德传统，主张唯善不朽，求仁为宗，忠则必诲，善继善述，戒谨恐惧，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一定突破和创新。
从庞大的历史资料还原孙应鳌在四百多年前的大明时代，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只是在浩瀚的史料中寻觅先生的点滴，以此对伟大的过往致以敬意。
漫漫历史岁月见证了炉山的兴衰与变迁，留给炉山宝贵的精神财富。2018年国家发布全国重点镇名单中，炉山榜上有名。如今的工贸业正在蓬勃兴起，绘就一个朝阳般的炉山。
发展，离不开教育，我在炉山第二小学走访发现，高标准建设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户外运动场所，保障学生的生活居住水平，同时，开展户外拓展及班级集体活动，不定时开展篮球、足球、诗歌、绘画等团体活动，并设立班级评比奖，让学生把班级当成一个大家庭，激发集体荣誉感，健康快乐成长。
这些，无不受到孙应鳌的影响。在这里，重点谈一下他在教育思想上，孙应鳌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和人才的培育，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和教师模范作用的发挥，主张师道与学道相统一、思与学相结合，并对教学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为帝师，孙应鳌有力推动了晚明文风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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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不久，神宗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1583年，朝廷再次启用孙应鳌，授刑部右侍郎。1584年3月，改授南京工部尚书。孙应鳌均不仕，被言官弹劾。
我在《你在清平》写道：“先生辞官还乡归于山野/三起三辞，是心灰意冷/还是朝野鸡犬不相宁？”
我不知道孙应鳌心里太多的愁苦是如何付诸东流的？“建文君事”这四个汉字一经重新组合后的意义，始终是朱家王朝梗心的事，封尘了一百七十多年，其间无人敢提起，孙应鳌抓住解禁时机，第一个吃了螃蟹，触碰“时禁”，先生的胆识和气节让四百多年后的我，颜面扫地。可以说《明史》得以恢复建文年号，孙应鳌功不可没。
翻看明代过庭训著的《孙应鳌传》，云：“建文死事诸臣，人皆讳，未敢言。鳌推衍诏书徳意，慷慨言之。疏奏，留中，举朝以为昌言。”（见《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百十五）
还有清万斯同著《孙应鳌传》，云：“万历元年，……。疏请推诏书德意，赠恤建文死事诸臣，不报。”（见万斯同《明史》卷三一八）
朝廷对孙应鳌此《疏》的处理结果是“留中”。“留中”，指将臣子上的奏章留置宫禁之中，不交办。明代官员向朝廷呈送奏折，如果皇帝对相关奏折觉得不合己意，或者认为不合时宜，于是采取消极的处理方式，扣留相关奏折，即“留中不发”。
孙应鳌《疏》奏之年，为1573年。时年，“建文事”刚刚解禁。孙应鳌《疏》上后，虽然“举朝目为昌言”，张居正亦有同感，但因为张居正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疏》最终“留中不发”。
1574年9月，孙应鳌入京任大理寺卿；1575年4月，晋户部右侍郎；1575年8月，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事；1576年正月，补充经筵讲官。
1576年10月，孙应鳌以病乞休。
1579年，朝廷重新启用孙应鳌，授国子监祭酒，孙应鳌不仕。
孙应鳌的这段履历极富戏剧性。神宗皇帝年幼、张居正主政期间，孙应鳌并未因《疏》获罪或被“冷藏”，反而得到重用。换为四百年后的今天，大凡举荐人才，德才兼备者必推荐，必用之。足见《疏》是得到朝廷上下特别是张居正认可的，“举朝目为昌言”之时评并非言过其实。
1584年7月，孙应鳌卒于古清平家中，享年58岁。孙应鳌谢世后，安葬于城南校场堡右凤凰山下。朝廷鉴于孙应鳌的贡献，便赐祭葬。
孙文恭公祠坐落在炉山镇老北门石仙鹤巷口，后人为纪念孙应鳌，特意把此地改为淮海路。据说，孙应鳌少年时在此读书。有一年春节，炉山城关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张贴了大红对联，大家为了试试孙应鳌的记忆力，便让他骑着马奔跑过街，要他把两边街各户人家所贴的春联一一背诵出来，孙应鳌一口应承。只见他骑着马飞驰而过，竟然能一幅不漏、一字不错地把街两旁所有的春联全部背诵出来，人们惊叹不已。那时，孙应鳌已经表现出神童的气质，为之后入仕做了铺垫。
凯里市的老作家杨光全，曾专门搜集、整理过民间流传的孙应鳌故事：“有的说孙应鳌上学之初，脑子很笨，一度准备当放牛娃。后来受到‘野狗精’的点化，成了神童；有的说孙应鳌上京赶考，一个书店老板和他打赌，若孙应鳌能背出黄历和药书，愿将书店相赠。结果自然是孙应鳌赢了，据说直到民国初年，古清平人士到北京还能找到这一家书店……”这些资料，无不说明孙应鳌的天资聪颖。
孙应鳌谢世后，贵州巡抚郭子章等要员为其请谥于朝，获诰谥“文恭”。后在孙文恭原书舍处建祀祠，清代中期毁于兵火，清光绪七年（1881年），孙应鳌的后人出资重新修建。
在凯里认识几位孙应鳌的后人，颇有建树，为人谦和。每每谈及孙应鳌先辈，都感慨有加，摇头哀叹。几年前，曾想斥资筹拍电影《少年孙应鳌》，终究没有拍出来，个中原因让人扼腕叹息。2027年，也就是孙应鳌诞生500年，孙应鳌作为凯里市历史文化名人，贵州历史上第一位给皇帝授课的帝师，也是王阳明再传弟子中成就最高和集大成者之一，对孙应鳌的研究势在必行，这对推动文化繁荣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从一副老对联回到现实吧！
“间气独锺隆正学，祠宇荣先德，演出圣贤真学问/遗风常在仰高山，丞尝荷上恩，掀翻今古大文章。”这是清平时期《孙氏宗谱》里记载的一副对联，相当于今天一县长级别官员所写，可见孙应鳌先生当时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历史的车轮前进了四百多年，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行走在炉山老城区的街头，临街的建筑层楼叠院、高脊飞檐，复古的徽派建筑依然有当年的气势，这些历史的痕迹并没有轻易从我们记忆里抹去。
自1913年起更名为“炉山县”起，“清平县”作为历史上的旧称已被弃用了一个世纪，其后“炉山县”更名为“炉山镇”，成为如今凯里市的老城区。土著的炉山人骨子里还流淌着一份久远的自豪。
我极其虔诚走进孙文恭公祠。大红朱漆依然呈现新鲜的味道。猛一抬头，正厅房梁上缠绕着红丝带，微风轻吹，把四百年前的历史无限拉进，像打开的史书，一页页翻开。
在孙文恭公祠外，我写下一首《你在清平》：“此时此刻，抬头仰望孙文恭公祠/
天空飘出你的模样/我只能让大明的风吹得轻些，再轻些/我只能把自己当成一粒沙，一粒渺小的沙/在劲风中，慢慢靠近你/让吹响的芦笙/替我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作者简介：姚瑶，男，侗族，七十年代出生，贵州天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贵州电网凯里供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