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坡子街》

姚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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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子街是泰州老城区的一条主街道，历史悠久，繁华热闹，是老泰州的城市地标，是老泰州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泰州在外游子的一缕乡愁。

二年前，泰州晚报将副刊名由“望海楼”改为“坡子街”。孰料，这一改，改出了新的效应，改出了新的气象。

名字真的这么重要吗？

泰州晚报老总翟明介绍：“望海楼”固然是泰州的文化地标，但显得高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距离远了点，“坡子街”人气旺、生意满、与大众零距离，用“坡子街”能激起人们对悠远历史的回忆，能引发人们对庸常生活的兴趣，更利于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

改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稿标准的制定。伴随着刊名的改变，适时推出了“抒真情、非虚构、接地气”的用稿标准。

三者表述的角度不同，实质一样，那就是“真实”，亦即真实的情怀、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背景，要求每一篇文章发乎内心、来自生活、充满鲜明的地域色彩。

这一改改回了副刊的原点，副刊是报纸的必然组成部分，是对新闻的加强，或者是对新闻的另类记述，而不是报纸的“附页”，更不是少数几个老面孔舞文弄墨的专利。

果然，新作者接踵而至，闪着露珠和土腥的稿件如雪片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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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打交道几十年，读书看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集中一段时间，认真阅读某一张报纸的副刊，是从未有过的。

最近，我集中两天时间，品读连续20期泰州晚报坡子街副刊。

20期、106篇文章，作者偶有重复，近百人之多。

不看作者简介，我也能从内容上猜出八九。他们一个个从我眼前经过，似曾相识。他们有的是退休干部职工，有的是教师医生，有的是新闻法律从业人员，有的是企业高管营销工作者，有的是个体经营户，有的是瓦匠木匠。他们有的是文坛大腕，更多的是初涉文事者。他们身份不一，职业不同，他们都是坡子街的作者。

有一位泰州文友非常自豪地说：每天晚上泰州不少于千人在读书学习，在为街子坡写文章。

这不是夸张，可能是缩小了。二年来，在坡子街发表文章的作者已经超过700人，写而未发者可能更多，那么，在工余闲时的晚上，为坡子街写文章者，何止千人？

一份地级市晚报副刊有这么庞大的作者队伍在全国可能也是罕见的。

在纸媒不太景气的背景下，何以呈现如此壮阔的景观？

一位长期在泰州工作且熟悉关注晚报的老人解释：这是坡子街副刊办刊原则改变而形成的爆炸性效应，副刊办刊原则定位在“大众”上，是谓“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推广”，把办报由报人扩展到大众，把作者由少数几个人扩大到全体市民，人民群众阅读和创作的激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而且，将原来的每周两版改为每天两版，扩大用稿量，但稿件质量丝毫没有降低，文章的可读性更强，知识性和趣味性更不逊于之前的“望海楼”。

老人还饶有兴味地叙说：读而写，写而读，良性循环，收获满满。人的创造欲起来了，人的素质也在潜移默化地提升。你知道关注“坡子街笔会”的有多少人吗？已经超出了4万人。这是报社百十号人能够做到的吗？这是大众写作的魅力，也是大众推广的力量。

我在叹服坡子街成功之余，想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国家施行全民阅读战略的大前提下，坡子街大力推行“三个大众”，适逢其时，又是找到了全民阅读的有效抓手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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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坡子街上的文章，每每心有戚戚焉。那些故事，曾经或正在发生在我的生活中，那些人物都是我在儿时的老家、工作单位，以至出差途中认识的、见过的。读着读着，不禁会心一笑。

常玫瑰《马老师的幸福》中的马老师，是那样的可亲可爱，“当初，她父亲重组家庭时，马老师持反对意见”，为什么反对，不是明摆的吗，怕老太太分了父亲的财产。后来，她被父亲的一番话感动了，被老太太的申明大义感动了，不仅看望两位老人次数渐渐多起来，“与老太太两个女儿也不再不冷不热”，而且，时时处处为老人着想，“当下高温连续来袭，马老师心疼老两口，每周送两次菜”。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演，常玫瑰记录下来，传递的是真情大爱。

有趣的是，常玫瑰这个作者我是了解的，初中毕业，在泰州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馄钝店，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二年来，已经在坡子街发表20多篇文章，成为坡子街重要作者之一。她说：“以前写，只是自己写写玩玩，也是继续小时的梦想，做梦也想不到，能在坡子街发表”。常玫瑰的创作实践就是对“三个大众”的很好诠释。

谢树敏《都是为了孙子》，记录的也是寻常故事。说的是退休夫妇唐老师和钱老师，为了孙子能上一个好的初中，不顾年迈，不惜分居，不怕吃苦，从泰州城区来到姜堰陪读。叙事曲直有致，刻画简明细腻，一位细心、善良、关爱的奶奶跃然纸上。这篇文章不仅用现代故事再现“可怜天下父母心”，还让我们感到“上学难、优质教育资源失衡”的现实存在，带给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徐磊《兴达壮大我成长》，讲的是自己的故事。1976年出生的徐磊，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情况下，放下学业，勇敢地挑起家庭重担，外出打工为母亲分忧，1994年投奔姐姐来到兴化戴南，进入兴达公司，做焊工、开铲车、当钳工，担任物流组长，做一样爱一样，做一行精一行，深得公司领导好评，组织家庭，成为“全国优秀农民工”。他的故事有悲苦，更多欢乐，从悲苦到欢乐的转变中，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让人同情，让人感佩，也使人感悟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封红年《写在她俩出征前》，写的是两位泰兴籍残疾人运动员出征参加第七届残疾人奥运会前，作为残联负责人的封红年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有焦虑有喜悦，拨人心弦。文章用插叙手法介绍了两位残疾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令人动容。这样的励志故事，散布到社会上，会产生多大的反响啊。封红年本身就是一位励志人物，有太多的励志故事，他是盲人，但身残志坚，是全国残疾人典型，他写这样的故事，比一般人更投入，更懂得，更有说服力。

坡子街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故事，没有空洞乏味的议论，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毫无根基的虚构，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活生生的人，原汁原味，本色呈现，触手可及，身临其境。阅读者的参与感和介入感极强。

翻看栏目，“万家灯火”“社区故事”“凡人列传”“岁月如歌”“十日谈”“七色花”“那年那月”“抗疫记”“微信体”，就注定是有故事的，历史的，现实的，传统的，新潮的。

诚如一位作者所说：小草也开花。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闻见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讲好别人的故事，讲好一方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让每一个人在讲故事和分享故事中成长发展，是多么诗意而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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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心旌摇荡的是坡子街故事之外有故事。

打工仔姚军的一篇《跛足鸭》，引出妹妹姚林芳。姚林芳自小腿脚不便，无异于“跛足鸭”，但家人不离不弃，一直护佑她成长。她没有上过学，却靠自学学得文化，还能写文章，一篇《谁能说匍匐前行不是前行》，既记述了她的一次求医经历，也表明她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她的病情一经在坡子街透露，即引起泰州市人民医院的高度重视。院方组成专家组攻关，用接近两个月时间，治愈了困扰姚林芳多年的褥疮，正准备治疗她的跛足。据说，姚林芳已经为自己做了一双非常精致的布鞋，畅想着足疾治愈后的美好生活。

这个故事发生在姚林芳身上，但欣喜的幸福的是一家人、一群人，以至一城人。

泰州晚报与泰州残联联手推出盲人阅读项目，立即得到二十多个省市盲协的响应，70多位盲人诵读爱好者参与阅读活动。这是晚报由写到读的延伸，是健康人与残疾人心与心的碰撞。这个活动在全国尚属首次，这个故事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需多说。谁知，这个故事又引出了新的故事。一些残疾有意无意地反映，自己的阅读设备欠缺。坡子街上的人知道了，主动帮助解决。那些收到设备的盲人，是什么反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常玫瑰的文章见报之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有的专程去找她谈写作，有的拿着书找她签名，有的只是去认识她，还有一位阿姨大老远跑到她的小店，送了几本书给她。

为姚林芳治病，为残疾人提供设备，哪是报纸副刊的事，但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坡子街副刊的连锁反应。

以激情点燃激情，以希望引发希望，以真情激发真情，在坡子街真实地演绎着，生动地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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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街上人语”，会对坡子街副刊的定位、作用和意义，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会感受到坡子街作者的自觉、自信和担当

谢树敏：“坡子街”奉献的是自产自销的“本地蔬菜、绿色食品”，享用之后精神愉悦，延年益寿；启迪人生，端正“三观”。

王正宇：高举文学大旗，彰显文学的人民性，是坡子街现象最为亮眼之处。

姜诗兰：我长年在外打工，孩子的作业全靠晚上视频，作业之余，上小学的儿子总要听几个故事才肯关机。我就拿坡子街的文章当故事讲给他听。

戴荣：我校教学楼已有三块“坡子街”读报橱窗，班班订有《泰州晚报》，“坡子街”已经成为我校最亲近、最鲜活的乡土教材。

王玉兰：我们一群草根作者，平常谈天说地，相互之间最常见的问候就是“你今天逛街了吗”？

叶冬华：我坚信，多年以后，此间其他诸事也许会随时光流淌而慢慢忘却，但坡子街一定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深深烙印于吾辈曾经的过往与历史，一定记得坡子街那方心灵印记。

……

作为商业街、交通街的“坡子街”，也许有一天会淹没，会被人遗忘。一条富有生命、富有人文的“坡子街”正在崛起，而且，将连同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寻常百姓的故事、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被人铭记，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