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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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韩彰把他即将出版的散文书稿发给我，请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一看书名，就知道韩彰要数“家珍”，心中突然想起当年文学评论老师的话：“最易评也最难评的是写你家乡的作品。”心中有些忐忑起来，因为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搞文学评论的，不过是个文学爱好者而已，恐力有不逮，有负韩彰所托，迟迟不敢下笔。
但是，看了韩彰发来的29篇散文之后，我感觉韩彰这个从桂西北大山里走出来的读书人，虽然在鱼龙混杂、竞争激烈的都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但，依然纯净如未经世俗污染的深山少年，仍然以自己是大山之子而自豪，没有任何掩饰和矫情，一文一字，毫不掩饰对家乡故土的挚爱和对父老乡亲以及家乡山水草木的尊重与敬畏；他的散文有浓浓的乡土味，他对家乡有着深切的热爱。他说历史，讲故事，写山写人，意在山人外，寓情于理，文笔俏皮幽默，篇幅不长，情意深远，虽有“怒其不争”，但也只是点到即止，令人遐想、玩味。
我和韩彰是近邻，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对韩彰和他文中所写的家乡风土人情非常熟悉，所以，读他的散文集有很多的共鸣。于是，我就鼓鼓勇气把心中的感想写出来，算是给韩彰一个交代。
不久后，《屈指家山》被列入壮族文学史上第一套壮族丛书“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成为该丛书的11本著作之一，2019年10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丛书被文学界称为2019年广西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韩彰这个从凤山大山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从新闻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一跃而进入到作家队伍的行列。
本文试就《屈指家山》的思想性、艺术性与文学性、人物形象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屈指家山》的思想性
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或形象、意蕴所显示出来的社会、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观点及其所产生的思想力量我们统称为作品的思想性，它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社会、灵魂，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认知，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把握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吸引读者的文笔、内容、逻辑，同时还应该带给读者正面的积极的力量，或者说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否则，其作品就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甚至是唾弃。
《屈指家山》中所表现的力量是正面的积极的，表达了作者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一）寓教于文，在讲故事中表达对家乡深深的爱意是《屈指家山》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整部作品始终。
韩彰出生在桂西北高寒山区凤山县边远的一个叫林玉屯的小山村里，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从事过教师、民族语文翻译、新闻记者、期刊编辑、理论宣传等多种工作，现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刊物的社长、总编辑，是广西作协会员，又是广西文化名家，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八桂大地上。他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民心民情，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讴歌这片土地，同时也热切地期盼这片土地上的家乡父老脱贫奔小康，幸福快乐。
在《屈指家山》中，作者不管是写山写人，也不管是写家乡还是“他乡”（作者眼中的家乡不仅仅是那个小小的林玉屯），也不管是写历史文化名人、英雄人物还是自己家族的先人、师长和父老乡亲，都饱含深情，饱含敬畏与挚爱。当然，在其作品中，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怒其不争，但更多的是作者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状况的努力、忧思、无奈与焦虑。所有这些，无不紧跟时代的脚步，切中时代的脉搏，启迪读者思考，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说广西山美水美，但也没什么好玩的。
为什么？韩彰的散文给了我们答案：我们没有文化。
《屈指家山》的文化名山名人部分，作者通对名山名人的记述、考证、质疑、反思，表达了作者在名人效应日益重要的当下，家乡人忽略了名人效应，不会运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发展家乡经济的忧思，用心良苦。在这一点上，作者是特立独行的，是弥足珍贵的。
与其说家乡人不会利用文化名人效应，倒不如说家乡人不知道身边有文化名人，不知道自己有文化。这一点，又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在文化宣传上，忽略了自身和身边的文化，忽略了挖掘、宣传、推广身边既有的文化并发扬光大。
广西有什么文化名山和文化名人？在看韩彰的散文集之前，大概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广西的文化名山和文化名人都不甚了了。韩彰写这组“八桂文化名山寻访系列”共9篇散文，在散文集里作为第一部分来排序，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组散文的重视，同时也希望它传达给读者某种另外的含义。
认真阅读这组散文，暂且不说写作方法上的创新性，仅就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主旨和价值观点，有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论前人所未论的。作者不是简单罗列这些文化名山上的名人故事，而是从这些名人的故事里挖掘出隐藏在故事后面的深刻思想内涵。说是对文化名山的文化寻访，其实很多的人物故事却是治国理政的，是道德良心的，甚至是军事行动的，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为了“过化”更多的人，韩彰不惜费时费力，对于青秀山上的“王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的“过化”一词进行研究，把古人要义用“人话”写出来，让不知道“过化”为何物的人也能读懂其中深意。
王阳明辞世近五百年了，我们有几个读懂了“过化”？有几人接受了过化？他的学说影响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但，非常遗憾，我们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老人家曾经在广西讲学、教化过我们，也极少有人研究、褒扬他对广西的贡献，所以，他在广西几乎没有什么名气。
《青秀山：阳明先生过化之地》一文，作者从“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的“过化”一词切入，准确切中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然后深思王阳明这样的大家在广西名声不振的原因。王阳明在广西名声不振的原因韩彰已经了然于胸，但他不说，他把这个思索的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参与进来，将“过化”寓于无声之中。因为他知道光深思是不够的，还要知行合一，否则，思再深，也不过是空想，徒伤神而已。
作者在文化名山名人的文章里还有一个常常为人忽略的挖掘，就是钩沉了一些有消极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认为历史人物是有多面性的，好或坏是评论者的立场决定的。在众人都说“好人好事”的时候，作者却指出“好人的坏事”，这种冷思考是需要胆识的，是难能可贵的。
在文化名山名人这部分，作者写山写人写景观，讲古讲今讲文化，寄情于山水，“过化”于无声，用情深远。其中提到的文化和政治名人超过三十人。在这三十多人中，随便拿一个来“说事”都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比如徐霞客、王阳明、康有为、柳宗元、孙中山、李宗仁等等。可惜，我们都不会讲名人故事，让名人的名气渐渐地随着历史的时光消逝在山水之间，让本来文化底蕴并不深厚的名山秀水逐渐失去名人加持的光环。因而，在外省各地都在抢名人作大旗，拉动文化旅游经济的时候，我们只会抢刘三姐，到处都有刘三姐的家乡，人人都想做刘三姐的亲戚，个个都想打刘三姐的牌子，行行都想靠刘三姐发财，随意编造刘三姐的故事，到处滥用刘三姐的品牌。
然而，以一女盖群雄，未免一叶障目，让人无语。好像除了刘三姐，再也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法眼”一样。为什么只会抢刘三姐？对于这种坐井观天的现象，韩彰已经忍无可忍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臣武将一大把……”（《伏波山名，与将军何涉》）很多人的功业与名望都远胜刘三姐，但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类似的表述，在整本书中多次出现，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作者对家乡的深深热爱，感受到作者对改变家乡发展滞后问题的忧心与无奈。
作者写八桂文化名山名人，决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费时费力去探幽访古，在故纸堆中寻找文化资源，追寻曾经眷顾过八桂的文化名人，发现他们与八桂大地的关系，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或者炫耀考古的能力，而是想通过这些文化名山和文化名人让我们学会挖掘文化资源，热爱这片热土，提高文化自信，为经济发展服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文化历久弥新。因此，作为旅游大省（区），我们在文化旅游方面似乎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忽略了许多名震天下的文化大咖，以至于文化底蕴并不怎么有厚度的我们更显得没有文化了。
广西各地争抢刘三姐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不理智的行为，是没有创新精神的表现，是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坐井观天。
韩彰认为，广西各地争抢刘三姐，是因为刘三姐她是广西本地人，很喜欢唱山歌，而且唱的都是广西的山歌，另外她是个姑娘，还长得非常漂亮（《鱼峰山上姐成仙》）。
看看，争抢刘三姐的原因是不是很奇葩？是不是很狭隘，很搞笑，很贻笑大方？其实，大家只想啃电影《刘三姐》，只想捡现成，都不想创新，这或许就是广西紧邻广东这个经济大省但却步履维艰，难望其项背的根源所在。
刘三姐是个传说的虚幻的人物，但三十几个甚至无数个真实存在的文化名人都和罗李陶三个秀才一样，敌不过一个刘三姐，这是我们的荣耀还是我们的不幸？
独宠刘三姐的人，也应该剔除刘三姐文化中的糟粕，那种对资本家，对知识分子开口就骂，尖酸刻薄、讽刺侮辱的现象应该改变了。在当今尊重资本的知识经济时代，刘三姐应该与时俱进，改变部分唱词，为吸引资本、广纳天下才俊、加快经济发展服务。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独宠刘三姐的现象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不应该只在刘三姐的石榴裙边打转，而应该兼收并蓄，用更多文化名人来增加我们的文化厚度，加持我们的山水人文景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文化旅游经济，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韩彰的散文，故事里有故事，山水中有山水，人物之外有人物，其意蕴更在故事和山水人物之外。用历史掌故说事，但不一味地照搬，其中有引用、考证、质疑、批评和醒悟。
韩彰徜徉在八桂山水间，通过细致观察，生发出一些风景名胜将被破坏、被“乱来”的担心，从而提出保护、建设设想。对于一些穷得只剩下钱，看见旅游景点或长寿之乡稍微平滑一点的悬崖峭壁就虎视眈眈想刻石以志不朽的“企业家”很是愤怒，但是怒过之后还是善意提醒，还以南宁龙门水都为例指出解决之道，这和那些只写问题，然后大加挞伐的写法更容易让人接受，更有人文内涵，也更利问题的解决。
如《挽住灵龟山》，作者担心灵龟山会象某些景区一样被无序地开发毁掉，他希望把灵龟山建设成为像广州的珠江之夜，上海的黄浦江之夜，桂林两江四湖之桨声灯影风情夜那样，对江边景观作高水准的设计，使之与蔚蓝江水相映成趣，构成“景随江水走、人在画中游”的奇特景观。因为，像灵龟山这样的自然景观一旦被破坏就再也不会有了。
值得庆幸的是，文章发表十余年后，南宁的“百里秀美邕江”工程让灵龟山风景名胜成为南宁一座新城市公园的核心景点。对此，韩彰应该很是欣慰了。
再如《圣地回望》，作者对西藏那圣洁的绝世之美并没有作苍白的描写，而是用心去领悟：“我坚定地相信，西藏全部的美，西藏全部的诱人和神秘，就在于她的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那绝世之美还不能“轻易让你触摸到。”
对的，如果圣地可望又可即，绝世美景轻易可以触摸，那这天下一定是到处狼藉，人间再无圣地和绝世美景了。
在这里，作者运用和遵循了“距离产生美”的美学原理，提醒人类爱护环境，特别是那些脆弱的美景，人类千万不要“到此一游”。
文化名山名人部分，寄托着作者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苦用心，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川的真挚热爱和浓浓的家国情怀，其警醒与过化的作用不言自明。
（二）一方面是有文化名人眷顾的地方人们不会利用文化名人的名气拉动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文化名人发展文化旅游经济的地方却没有名人眷顾。这是《屈指家山》告诉我们的又一个重要思想。
作者出生在林玉屯，有山有洞有崖，但几百年来因为没有什么名人去“晃荡”过，很适合刻字的悬崖上也没有名人去刻字，所以，林玉屯还是没有什么人知道，没有什么名气。虽然民国时期出了个黄光国，做到县参事会委员，成为全县的名人，但林玉屯还是寂寂无闻。（《“方形水槽”林玉屯》）
黄光国博学多才，他写的《凤山县志》至今还无人超越，他在县城附近的山洞里留下的诗虽然被铲掉了，但仍然在人们口传诵，可是，林玉屯也没有因此而出名。几十年后，“我”考上了本科，而且是林玉屯、本家族的第一个本科生，还是什么什么级别的状元，但林玉屯名气也没有因为“我”这种身份而广为传播，因此，林玉屯目前还是没有出名，无法搞名人经济带动父老乡亲发家致富，村民都还在温饱线下挣扎，还不知道如何脱贫，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都出去了，不愿意回来了，村庄都开始荒芜了，以至于让韩彰忧心不已。韩彰其实是在用林玉屯作为“反面教材”来警醒世人，他对刻碑勒石以志不朽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并不希望“名人”们真的去林玉屯涂鸦画鸟。
多山、边远，缺水、落后的桂西北高寒山区如此这般也就罢了，可是，其他很多地方土地广袤，交通方便，也不像林玉屯那样缺水，更有众多的文化名人过化加持，为什么发展也还那么不如人意呢？为什么有文化名人，有文化名山，我们不会利用呢？为什么不用这些文化名人来搭个台，让经济尽情唱戏呢？为什么一个刘三姐就可以让众多名人黯然失色，万马齐喑呢？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文化。
没有名人，我们想着有名人，但有了名人，我们却弃之如弊履。说到底，我们还是缺乏胸襟，缺乏视野，缺乏文化。
《屈指家山》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希望家乡人齐心协力，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促进经济发展。因为，文化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经济发展了必然反过来促进文化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我们都亟需一个扬眉吐气来激励自己，提高自己，证明自己。
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眼光是看透了历史，看破了现实，看穿了未来的。
（三）家乡发展举步维艰，为家乡的发展殚思竭虑却又苦于没有找到解决的好办法而愧疚、忧心是作者在《屈指家山》中要表达的第三个重要思想。
作者的这一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写自己出生地（狭义上的家乡）的多篇散文中。
如果说，在本散文集中，前面9篇主要是写广西（广义概念上的家乡）在挖掘、宣传、利用文化名山文化名人方面的欠缺，并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么，在写家乡（狭义上的）的历史变迁和人物故事部分则更多地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发展缓慢、变化乏术、田园荒芜而愧疚、而忧心的思想情怀。
“两百多年来，我的家乡林玉屯也曾设想铺展这样一幅田园牧歌的画面，只是上天寡恩薄情，没有让这里拥有一条河流甚至一条小溪。缺水的林玉屯，也缺乏绵延不断的波光粼粼的故事。”（《面对故乡我只有谦卑和低语》）说上天寡恩薄情其实是无奈到极点的说法，真正寡恩薄情的不是上天，而是人类本身。人类对环境的过度索取加速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桂西北大石山区也曾经得到上天的恩赐，也曾经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景致，只是到了上世纪中叶，环境被毁灭性破坏才加速了石漠化的进程，森林没有了，泉水干枯了，生活更加贫困了。
韩彰很关心家乡的发展，从村屯公路硬化到太阳能亮化，从绿化、垃圾处理到种养经济动植物，他都费尽苦心，就是春节回去都和兄弟们讨论三通之后如何致富的问题。兄弟们向作者反映核桃树比屋子还高但就是不结果却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他马上敦促两位老弟跟县里的技术人员联系，请他们查明原因，帮助解决，作者自己则承诺跟县领导反映，商量解决办法，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者对家乡发展缓慢的焦虑和无计可施的无可奈何。
乡亲们曾经响应号召，热情高涨地在山旮旯间种满了核桃，满怀希望核桃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然而，十多二十年过去了，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树干都有水桶粗了，可就是不结果，一年又一年的盼望都落空了。种植的时候有人组织，种下之后再也没有人过问，不结果也不知道找谁解决，损失更无人赔偿。家乡人只能自我解嘲，称他们种的是仙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言语间充满了失望，目光里则透着绝望。（《三通之后盼什么》）
如今，很多乡亲含泪把核桃树砍掉了，但地也废了，要改种其他作物要费很大的劲把核桃树根挖走才行，乡亲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类似核桃的项目已经太多，乡亲们已经心力交瘁了。
改革开放以后，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家乡似乎还是旧时模样。在《三六九圩沙爱街》中，作者三十八年后回到沙爱街，看到的一切仿佛时光倒流，街上的一切“依稀还是旧时模样。……那个作为会场的大圩亭依旧还在，木架结构的老房子也没变，逢三逢六逢九的赶圩日好像也没改。”直让人“欲语泪先流”。
作者从一个中学生的角度再现了那个荒唐时代的某种荒唐事。然而，三十八年来沙爱街还是旧时模样又何尝不是一件荒唐事呢？作者对家乡的爱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就在其中了。
家乡像是一个老旧的摆钟，按部就班地摆着，几十年来除了批斗人的事没有了，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原因在哪里呢，作者不说，他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空间，由读者去找。
这类文章，作者其实是通过这些事例反映一些贫困地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并不具备普遍性，但在家乡是真实存在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已经不是作者力所能及的事了，作者除了焦虑就只有无奈地发书生之叹了。
然而，更令作者无奈的还是家乡的“田园将芜”。作者魂牵梦绕的家乡，如今“三通”了，植被恢复了，野生动植物多样化又出现了，可是却“敌进我退”了，青壮年都出去了，很多人逢年过节也不回来了，就是回来上坟也只是拜山，连自家的门锁都懒得打开了。在《田园将芜归不归》一文中，韩彰用对比的写法，把林玉屯乃至中国西部农村过去的温馨、热闹和现在的冷清、荒凉呈现出来，读来令人黯然。
改革开放以后，桂西北大石山区的青壮年都争先恐后地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带着心中百般的无奈，带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离开了，村里只留下老人，田园荒芜了。面对荒芜的村庄，作者心有戚戚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发出“田园将芜归不归”之问，既问自己，也问苍天。作者的愧疚、忧心和无奈令人动容。
桂西北大石山区三通之后盼脱贫，盼小康，盼富裕。然而，自然条件恶劣，没有资源，没有人力，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致富项目，未富先老，未富先逃，未富先荒，所有的期盼似乎都可望不可即，这对桂西北高寒山区而言是历史的必然还是轮回的宿命？不但家乡的父老找不到答案，作者也找不到答案。
为让家乡父老和桂西北喀斯特地貌区百姓脱贫致富，作者最后想出了“靠山吃山”的蓝图：保护环境和野生动植物，发展特种种养，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打造长寿文化，搞康养旅游。（《“方形水槽”林玉屯》）这个蓝图也不能说是画饼，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可能实现，但它却表现了作者对家乡发展、前途、命运的殚思竭虑，感人至深。
为了让父老乡亲脱贫奔小康，作者想的已经不是眼下的问题了。他想的，是怎样为子孙作万世谋。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的思想已经和北宋儒学家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万世开太平”异曲同工了。
二、韩彰散文的艺术性与文学性。
文章有了思想性，还必须有艺术性和文学性，我们称之为诗性。
诗性是文学的品质。没有诗性的文章，只是语言文字的堆砌，味同嚼蜡，不能引人入胜，更无法达到载道、教化的目的。散文的诗性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的打磨和锤炼上，语言要自然，流畅，生动，精准，而不能玩深奥难懂的或者打鸡血的鸡汤式文字游戏。
汉语有音乐性，好的文章在具有诗的凝练和精美的同时，必须具有丰富的优美的乐感，从措辞和句式的选择，到段落小节的设置，甚至章节的编排，无一不需要满足特定的和谐，让人在阅读中得到愉悦的享受，但诗性需要对汉语驾轻就熟，需要通些音律，因而，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诗性，在当今阅读碎片化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对韩彰这样用汉语言写作的壮族作家就更不容易了。
韩彰同时也是诗人，他的诗雄浑大气，节奏感强，所以，他的散文都带有诗的特性。他的散文集在选材、思想内容、布局谋篇和遣词造句上是相当讲究的，很好地体现了诗性之美。
他的散文讲究一种纵横的艺术，紧扣主题，写着写着，生活也有了，人文也有了，历史也带出来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也在其中了。在题材方面，虽然《屈指家山》大多取材于八桂，但作者阅历不凡，掌故颇多，从王阳明到湛若水，从热闹的都市到冷清的山村，甚至从南国写到雪域高原，从达官贵人写到底层百姓等等，都在他的散文里得到活灵活现的表现，而且叙事独到，篇幅精短，文笔流畅，思发独特，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张驰有道。这和当下一些散文创作中主体精神缺失，辞藻华丽而思想贫乏，整天为自己小心脏里某种小目标而无病呻吟的“散文”是泾渭分明的，其高下也是判若云泥的。
作为最早的对现代散文艺术性进行定位的人，周作人认为现代散文是“记述性的，是艺术性的” （《美文》），从经验意义上说，它是“记述性的”；从审美意义上说，它是“艺术性的”。优秀的散文作家都通过 “记述性的、艺术性的”标准来遏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
韩彰的散文，其叙述性重于抒情，即在“散”的方面相当克制，点到即止，我们甚至感觉他太过克制了。因为诚实地叙事要比空洞地抒情更重要——尽管散文不仅仅是记录。这和滥情的，在小资情调里无病呻吟，纠缠不清的许多“小资”散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韩彰的散文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相较于虚假的叙事和虚假的抒情，韩彰的散文走的是真实的和诚实的路线。他敢于注视自己脚下的大地，敢于直面现实中的问题和不安，敢于袒露自我的心理状态，而这个赤诚的状态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富有想象力又充满人文的自我，其艺术性和文学性也就自然地表现在其中了。
乡村记忆是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产物。中国最近几十年城市化发展迅速，大部分的城市人都来自农村，特别是新兴城市农村人占比更高。因而，农村记忆，或者说乡愁便成为一种如影随形的“流行病”，弥漫在城市中。
古往今来写乡愁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也大多停留在对月轻诉，抒发幽思，说尽好话，感慨飘零上。而韩彰的散文，却能另辟蹊径。他如实地写家乡的山，家乡的人，家乡的贫穷，家乡的窘境，家乡的期盼，他可以从他家的“开山鼻祖”写到他这一代的穷困、苦难、不屈、坚忍、期盼和梦想，他对家乡的日渐荒芜感到迷茫、无奈；他对家乡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发生的“违反天条”的事件深深反思，他对田园将芜的事实发出“田园将芜归不归”的无奈之问都表现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深热爱。
表面上，作者写的不过是桂西北高寒山区某个村屯的历史和现状，实质上，作者写的何尝不是中国西部农村的历史和现状呢？韩彰家族艰苦奋斗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呢？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文明不绝，靠的是一个一个家族永不放弃的咬牙坚持。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很多百姓仍然在温饱线下挣扎。从这个角度上讲，作者的所思，所想，所忧，所问，其实已经不局限于方圆十把亩的方形水槽林玉屯。他的眼光，他的思想已经穿透桂西北那些高耸入云的莽莽群山，谋划着如何将乡亲们带到祖孙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伊甸园，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说《“方形水槽”林玉屯》写的是农村人到城市工作的乡村记忆，那么，《面对故乡，我只有谦卑和低语》（下称《低语》）则是农村人到了城市工作之后对故乡的愧疚、敬佩、敬畏和无能为力。这可能是大部分农村人到城市工作后共同的心路历程。
有良知的农村读书郎当初都意志风发，都想报答家乡父老，可是，经过生活的磨难，才渐渐发现自己很卑微，很卑微。微薄的收入，沉重的负担，尴尬的处境，只能苟活在新三座大山之下自顾不暇，连反哺父母、帮助兄弟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为家乡做什么贡献了。现如今，当年意志风发的少年，哪个不是“手长衣袖短，无面见江东”？
因此，很多从大石山区走出去的读书人，特别是有点地位的，都不太愿意告诉别人他的家乡在哪里，韩彰不同，他写《“方形水槽”林玉屯》，第一句就直接把自己的家乡名点出来了。
在《“方形水槽”林玉屯》一文中，作者说：“都说地因人名，这不假。没有名人（管他大小），再好的山，再好的水，再好的地方，要出名是很难的（当然，出点‘名事’也是可以的，只是最好不要出‘名事故’）”。
不错，人以地传，地以人名，《三都赋》出，洛阳纸贵，茅屋秋风，草堂名世。“一个没出过名人的家族或村庄，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默默失语于时间的长河而无声无息，外人既不知其来路，更不知它将要走向怎样的未来。”（《低语》）
在《低语》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他们家祖上几代人的奋斗历程，期间有艰难困苦、仇杀逃难、和睦争吵、爱恨情仇；有田园牧歌的逍遥、有孤儿寡母的凄切、有面对先人坟茔的伤心愧疚和对家乡故土的挚爱深情，文笔平实流畅，感情真挚动人。应该说，《低语》是该散文集中最饱含深情，最打动人心的一篇。
如果没有白居易和苏轼，西湖不过是个烂水塘，林玉屯没有文化名人加持，所以，林玉屯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山弄，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有名才有利，为了让家乡出名，让父老乡亲致富，韩彰又调侃了：“林玉屯自从出了我这个本科大学生以后，就开始在左邻右舍冒出了点名气。但我知道，由于我的名气很有限，家乡到现在仍然极少为外人所知晓，因此，我一直在想着怎样搞点名堂使家乡出名，写作这篇文章算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写完文章后就进一步打算拉上几位外面的文化名人(不一定都达到徐霞客先生那个档次)到家乡去，在那里呆上几天，让他们钻钻岩洞，爬爬山坡，吃吃野菜，然后帮着写写家乡，唱唱家乡，画画家乡，摄摄家乡，如果条件允许，再让他们在对面的山崖上或屋后的山洞里，凿上‘人杰地灵’‘钟灵毓秀’‘高山仰止’之类的几个大字。如此这般搞它几次，估计家乡就会有点名气了。”（《“方形水槽”林玉屯》）这调侃、戏谑的背后，寄托着作者对家乡的深深爱恋，表现了作者对贫穷落后的家乡的忧思、无助与无奈。
2018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最近10年（中国）失去了90万个村落，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失落它的村落”。他打比方说，“就现在我们开会的时候1天100个村落就没有了”。桂西北高寒山区，特别是大石山区也有很多村庄将消失。退耕还林之后环境改善了，但，年轻人都出去了，不愿意回来了，没有人愿意在山旮旯间与野生动植物争夺那巴掌大的泥巴，只有“贫贱不能移”的老人们无奈地看着他们深爱的家园陪着他们慢慢地死去，很多村庄都已经了无生气，荒凉得令人害怕。
当村庄消失成为历史必然，我们就算是拉名人造名声，钻山洞，爬悬崖，刻碑勒石，都于事无补。对此，我们也不必伤悲。因为，先人们也是从大地方搬到大石山里的。看看那家家户户的堂号，南阳堂、江夏堂、豫章堂……哪个姓氏不是千里万里地从中原一跋涉而来？他们当年也是为了活命，逃避战乱，躲避官匪，进入莽莽深山。那时候，那些深山老林是他们的世外桃园，只要有盐就可以活下去，不用缴税，不用服徭役，不受战争离乱之苦。先人们是多么的无奈才躲进深山老林与野兽为伍，与草木争地，与日月共进退啊。他们那份坚韧、隐忍，他们那种“虽万死，吾往矣”的英雄气慨，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生生不息，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内在动力。
大石山区的人都是背着山一样的重负走出山门的。生活艰难也就罢了，求学也是艰难的。特别是在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打倒，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山里人读书不仅条件艰苦，而且还很难遇到一个好老师。
五七中学是毛主席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而出现修正主义的一个举措。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各行各业都可以办“大学”， 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之后全国各地都办起了五七中学，学生读五七中学，干部读五七干校。
那时候要读五七中学是“天子门生”，要根正苗红才行。
《半工半读》是写五七中学的。有意思的是，之前写五七中学或者五七干校的，都是当年的“牛鬼蛇神”，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者被下放的牛鬼蛇神。而这次写五七中学的，是当年的学生。其视角、体会完全不同。前者大多是控诉型的，属于“控诉文学”（如果那也算得上是文学），后者是体会型的，属于记叙性散文。所以，《半工半读》在国家级的《民族文学》刊物首发后，很快被散文界奉为“第一刊”的《散文选刊》转发，在散文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半工半读》里，作者居然还能从苦难中找到一丝快乐，获得人生智慧。也许，作者后来的成功是从五七中学汲取的营养，虽然不多，但足可让生命开出美丽的花朵。所以，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五七中学口诛笔伐，而是从艰苦的学习和劳动中思考人生、发现快乐、感受异样的目光、指出老师的错误、发现班长的“多卵余”并暗示多卵余的人只能装神弄鬼，吃冷肉、讽刺邯郸学步的人、感谢劳医生，讽刺当下一些戴着天使面具行魔鬼勾当的人、调侃一下魏老师，暗指当时的老师水平不高。
韩彰所在的五七中学很快撤掉了，所有学生都到沙爱公社中学插班读完高中，他们中后来有好多人考上中专、大学，成为“沙爱”公社的名人、榜样，韩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的照片现在还贴在沙爱中学的宣传栏上，供后辈“仰止”，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最好注脚。
《三六九圩沙爱街》中写了作者从五七中学到沙爱中学插班“坐歪凳子”时的窘境。穷、饿、口袋里没有一毛钱，希望村屯的牛跌死，以有机会解馋。那时候能给“我”温暖的就是大姑妈了，那些红薯玉米什么的是珍贵而美味的食物，让“我”终生难忘。当然，也有类似鲁迅和闰土相对无言也没有泪千行那样的故事，还有那个群众斗群众的批斗会，都让人记忆深刻。
贫穷、饥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刻骨记忆。那种饿，那种馋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
但是，就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家家户户还是遵照国家的指示，每年上缴公粮。
缴公粮是按人口缴的，像作者家人口多的家庭，缴完公粮就基本上无米下锅了。
作者在《“方形水槽”林玉屯》中写的缴公粮被刁难，只是再现了当年种种刁难人的万分之一二而已。
其实，上缴公粮之外，还要上缴年猪，每头猪不能少于一百二十斤，只能超重，不能不够，少一两都不收，很多猪在家时够重，但到公社时就不够重了，主人只好又千辛万苦地抬回，养到超重了才又抬去，其中艰难令人泪目。虽然作者没有写，但上了点年纪的人读到上缴公粮的艰难一定会想起上缴年猪的酸辛。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使用了美学原理中的召唤原理，激活读者记忆，让读者共鸣。
中国的农民就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有家国情怀。在战争年代，是他们用营养不良的躯体支撑起整个国家，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勒紧腰带，让国家浴火重生，然而，脱贫奔小康，过富裕的日子至今仍然是农民们的梦想，更是山里人的梦想。因此，作者甚至还为自己脑筋急转弯发明的“靠山吃山”方法兴奋得好几天没睡好觉，而那个近似画饼方法是多么让人心碎。
韩彰散文有历史，有故事，有哲理，有感情，有启迪，有忧思，有质疑，也有无奈，看似信马由缰，但却紧紧围绕着爱故乡的主题，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记叙文的描写性，同时兼具诗的神韵和记叙文的叙事性，手法灵活，神聚形活，博而不杂，在不动声色中悄然推进，在有限的篇幅里蕴含丰富的哲理，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
如果说，写文化名山和文化名人的部分更多的是想表达“我们有文化名山文化名人，但我们还是缺少文化”的思想，那么，在写“我的家乡”部分，通过写家乡的人和事，表现了作者对家乡深深的爱意，表达“我深爱家乡”的思想，有着清新的乡土气。
放眼当代作家，很多人抛弃了“文以载道”的写作宗旨，唾弃自己贫穷落后的家乡，无病呻吟，缺乏担当，很多散文滥情冗长、空泛浅薄，人云亦云，空洞乏味，哗众取宠，因而其作品没有正确的思想性，甚至丧失了良知，把家乡当消费品。而韩彰的散文却相反，他让人看到了一个文人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他把家乡当营养品，颂扬真善美，关注底层百姓，为底层百姓生活的改善、脱贫“鼓与呼”，有时代担当。他为了挖掘家乡的文化并发扬光大，不惜爬山涉水，不惜在历史陈迹中挖掘、发现文化资源，追寻先贤的足迹，提出“名人效应”的诸多反思或设想；他为家乡的落后痛心，为改变家乡面貌而殚思竭虑，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动手之劳很多“臣妾”都做不到，但他做到了。
好的散文必须要有篇幅精短，视角独特、细节精彩、思想深刻、语言精准的特点，还要让文章灵动，即不能把文章写得像《五柳先生传》那样刻板没有生气。我们认为，韩彰的散文很好地表现了上述特点，其写作技巧也把握得很好。
韩彰的散文用字几乎达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文中大量使用诗、歌（山歌）和通俗幽默的语言，增加了可读性，增加了文采，当然也增加了诗性。
韩彰的散文语言生动，俏皮、幽默，更为诗性加了分。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只有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圣君，他所到之处，才如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小民百姓才如久旱逢甘露、寒冬沐春风，立马见善而思齐、恭敬而忠顺。”（《青秀山：阳明先生过化之地》）作者在这里幽了“圣君” 一默。“皇恩浩荡”几千年，家乡的马都立死了无数代却连隔夜草都没有，父老乡亲还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雨。
“无论文章还是诗歌词赋，凡是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生动语言，总是比故作高深、玩弄炫奥的句子容易流传和出名。”（《粤西奇山形神兼务》）这里的“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就用得很接地气，明白如话却意义不凡。
说到政治人物游山玩水，指点江山，韩彰说“如果像某一个历史时期那样，动不动就莫名其妙被靠边站，甚至被人家‘KO’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那样的政治人物还能玩得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风雅，我也算服了。”（《亦文亦政叠彩山》）这里的“KO”就用得很传神，把荒唐年代残酷的“文攻武卫”用轻松的语言说出来，动感十足，让读者会心一笑。
“我虽不知作者是谁，因感觉是好诗，就谨录在此，以增加我这篇文章的文化意味，如果作者看到了，也请自动弹跳出来与我联系，以便致谢。”（《伏波山名与将军何涉》） “自动弹跳出来”很传神，把枯燥的叙事说得幽默生动，让读者不至于审美疲劳。
在强调趣味性的同时，作者也不忘让读者思考和联想。
“然而，人类的思维连人类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越是惊险的地方越是有人心向往之。所以，才诞生一种名为‘探险游’的游玩方式。”（《青峰赤壁丹霞魂》）这个说法，会让读者想起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里的某段话来。
“我一直有个疑问，太平军的这次攻打桂林城，既不是起义发动的第一战，也不是起关键作用的里程碑之战，更不是马上可以成功定都、封王封侯、分发果果的最后一战，可以说，这是太平军攻城掠地十几年中一次毫无收获的小战斗而已，后人建这么一个房子来纪念它，到底有什么深刻和深远的思考？”（《粤西奇山 形神兼备》）言外之意：张孝祥和范成大两位文化大咖更值得建个亭来纪念。
类似语言在韩彰的散文里随处可见，这些生动，俏皮、幽默的语言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文学性也就水涨船高了。这在虚假叙事、虚假抒情、毒鸡汤文盛行的当下文坛是一股清流，是不可多得的。
作者虽然纵横捭阖，从古写到今，从南说到北，但在面对家乡“凤山”的时候居然牙郎才尽，提笔忘字，不知道写什么才好。最后只写了几个“风趣”的故事了事，耐人寻味。
三、《屈指家山》中的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现实生活画面的中心，所以，文学作品的作者总是集中笔墨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读者只有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才能理解作品的思想和作者的情感。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同，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作者在虚拟人物身上的感情投放不明显，而散文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是作者感情在现实人物身上的投影；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更注重完整性，而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不讲究完整性，讲究的是突出具体事件和事件里的某个细节，通过这些事件和细节表现文章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
好的散文要有活灵活现的人物。韩彰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他的散文篇幅不长，但在有限的篇幅里，这些散文所留下的感人的人物形象和表现形象的细节却感人至深。跳动在其中的人性、抒情、感情、交流，点点滴滴，平常如水和空气，让人感觉如邻家人一般平常。韩彰在叙事中将人物逐一列出，以事实的叙事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思想感情的传递。读他的散文，感觉他已经被这些人物中的故事感动，叙述下来，赋予了人性的关怀，让人读后深受感动。
“我”，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人物。“我”其实是一个出身乡土，后来考上了大学，当过记者，并在省级文化宣传单位从事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都市职场生活，但不忘初心，心心念念于家乡的发展，心心念念于父老乡亲的脱贫致富而不惜拉文化名人来说事，在绿水青山间寻名人，在历史陈迹中找文化，在喀斯特峰丛里追寻先人的脚步，探寻脱贫的方法，不惜把自己和家乡的“贫困的老底”摊开了给人看。然而，“我”对家乡的事情尽管上心，但毕竟能力有限，虽然是家乡小小的名人，但对家乡的发展也找不到良策，甚至，面对家乡的荒芜，除了叹息也无能为力。“我”代表了出身乡土，想回报乡土，但却力不从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当下浮躁的社会里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作品中的另一个物是“我爸”。“我爸”其实是历尽苦难的农村主男的代表。
“我爸”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我爸”虽然读书不多，但毛笔字写得好，抄了几本《古摩经》（应该是壮话直译），当会计，当生产队长，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有眼光，有管理手段，搞定量管理，允许队里的人在完成集体的工以后搞点“资主义尾巴”补贴家用，逢年过节还找理由杀牲口，让村里人打打牙祭，洗洗锈肠。
别小看了这些现在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那个时候搞这一套是冒着被打倒的危险的，弄不好还要被当作走资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理人打成反革命。
大石山区缺水，干旱的年头，村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要翻好几个山头，很辛苦。还好，那时候的天不象现在的天这样无法无天，大旱的年头少。但是，“我爸”还是在屯里搞了一个大大的水池，让屯里人即使在干旱的年月也不用翻山越岭去外面挑水。不得不说，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生产队长，他的眼光要比现在一些拥有一火车博士学位的人看得远，远多少呢？远了大概二三十年。二三十年后，桂西北大石山区才推广地头水柜，解决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没读过什么书的“我爸”和读了很多书的人的区别无非是这工作“我爸”在几十年前已经做了，只不过那时候“我爸”把水池叫水池，现在的人读书多，有文凭，把水池叫地头水柜，还有，“我爸”的水池是方的，现在人的水柜是圆的。还好，功用一样，装的水味道也一样。
我们也不必去计较到底是柜还是池，更不必去计较是圆还是方，是装水还是装导弹，解决了民生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和所有中国父亲一样，“我爸这一生做得最久的工作是犁地、种地、记工分、分玉米、分红薯、开会、卖猪卖鸡什么的，小孩他是不怎么带的，饭菜也是不怎么煮的。”（《“方形水槽”林玉屯》）
“我爸”作为主要的劳动力，他的肩上扛着一家人的希望，扛着一家人的未来。而作为队长，“我爸”还要为生产队的其他人负责，不能让乡亲们饿死。
读着《“方形水槽”林玉屯》，一个农村当家男人的形象活生生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男人是中国最小的官，他的故事折射了中国农村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反思和讽刺意味令人无法释怀。
作者在这本散文集中，还有一个人着墨较多，那就是杨班长。对于杨班长，作者给予了很多的细节描写，而写“我爸”的时候却没有那么多的细节。
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班长管着。班长是班主任的心腹，相当于大内总管吧。大内总管和皇帝的距离就隔着宰相，班长跟校长的距离就隔着班主任。所以，班长一般都跟大内总管一样，很可恶。
杨班长就曾经多卵余叫“我”到他的座位前站着，跟着他读毛主席语录，而且还在几个漂亮的女同学面前处罚“我”，让“我”难堪。他这种作派已经不知道自己坐的是什么板凳了，实在是可恶。
我们知道，不是学习好就可以当班长。能当上班长的唯一条件是班主任说他可以当班长。班长是班主任的影子，是第二班主任。
其实，当了班长，出仕太早，让他虚荣心过快爆棚，反而影响了他的前程。所以，班长一般都混得不怎么样。杨班长后来哪里也考不上，其实是很正常的。
杨班长学魔公项目，搞创收，搞风水，装神弄鬼，其实也是生活所迫。但，好过去搞这销那销、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什么的，伤天害理。为了养家活口，他也要成为抓得老鼠的那只猫啊。所以，他行头齐备，动作有模有样，做派十足是应该的，至少他要貌似专业。在这个时代，你不是专家，哪个愿意请你啊，是不是？你看现在很多专家西装革履，信口雌黄，祸国殃民，哪个又比杨班长高大上？
杨班长虽然不是文化人，但他出卖的仍然是文化和信仰。在这一点上，他吃冷猪肉，吃鸡腿是应该的。只是，人在得意的时候要守本份，不要多卵余，不要成为某种人或势力的帮凶就可以了。
由于文化落后，桂西北高寒山区像杨班长一样看风水，做魔公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意非常好，生活也比其他人好很多。因为，吃喝东家包了，完事了离开还要拿公鸡、冷肉什么的，还有三十六、七十二、三百六这样厚薄不一的红包。
桂西北高寒山区的人，家里有什么不顺的，最先想到的不是医院，而是魔公。魔公上门服务，遵守行规和师训，费用可多可少，不象医院，收费是个无底洞，让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魔公治不好，只能等死。
很多魔公八卦那八个字都认不全，六十甲子都背不顺溜，但他们择日、算命、驱鬼、看坟地、安坟立向什么的样样做。奇怪的是，很多病魔公一来喃么一番就好了，很多不顺搞搞风水也好了，万能的“科学”也解释不了。
杨班长是魔公们的代表。从某个角度来说，杨班长们是苦难的桂西北高寒山区百姓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也许，这就是韩彰给了杨班长很多细节描写的原因。
我们没有文化大师，即使有，也是带引号的，但魔公大师很多。也许，杨班长现在已经是大师了，所到之处，驱神赶鬼，指点江山，说一不二，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阴阳通吃，受人膜拜。
在桂西北高寒山区那千山万弄里，杨班长们即使一辈子没有接触过女人，他们的子孙仍然延绵不绝。
写了班长，当然也要写老师。
作者在《屈指家山》中写了两个老师。王学道老师和魏老师。这两位老师在作者的笔下其实是对照着出现的。
王老师博学多才，是作者心目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语文老师，水平比很多同行高，教学有方法，很受学生欢迎。虽然作者也跟他有“过节”，但，还是从心底喜欢他，尊敬他。可是，有一天王老师却因为写了“反动标语”被带走批斗，此后，作者就再没看见过他了。待作者工作以后，想起王老师，但王老师已经作古。因而，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的时候写一篇小文来纪念他。看得出，王老师在作者心中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学而有道”的师长。所以，作者用专门的一篇来写他。
而魏老师，作者是放在《半工半读》里的。作者读五七中学，条件艰苦，差点废掉一只脚也就罢了，老师的水平还不高，把“蜿蜒”念成“碗停”，把“夭”念成“天”。这种情况在那个人间奇迹众多的时代很正常。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赶走了，代之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而贫下中农基本都文盲，他们能够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独体字就想当然勇敢读出来，已经是高水平的了。
作者写魏老师是带着调侃的意味的（壮族读者更容易理解），但是，尊重和思念之情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
魏老师是个厚道善良的人，知识不多不是他的错，仅善良和厚道就可为人师了。你看现在，很多背着一箩筐文凭的教授都变叫兽了，小学校长都有带小学生开房的。他们哪里有魏老师的风骨？当年魏老师远离老婆，带着一群情窦初开的学生在深山老林里，更有条件邀约女学生风花雪月，私下补课，床上培养什么的，但魏老师没有，多么难能可贵。
在作者的散文集中，还有一些人物群象，在这里，我们简单地来看看他们的象征意义。
牙素克作为林玉屯的第一代牙姓人，是所有第一代进入深山老林的先民们的代表。他们历尽艰辛，排除万难，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里扎下根基，播种希望，完成他们延续种族的使命。他们当然也有梦想，那就是多子多孙多福，子孙有出息，光前裕后，发家致富，不被人欺负。
牙素克苦心经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积攒了一些家产，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人丁也开始发起来了，他的孙子牙培云有了五个儿子，多子多孙多福近在眼前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灾难发生了，牙培云因与人结仇死于非命。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恐怖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家立即家道中落，过去积攒的家产毁于一旦，老婆孩子朝不保夕。于是，牙培云的妻子罗氏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带着五个孩子逃难了。这个家族最应该铭记的就是这个女人了。她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逃难，该是怎样的艰难困苦，是怎样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然而，多年后，好不容易回到林玉屯，土地山林却又被人占了。
罗氏，这个坚强的女人，最后居然能积攒钱财将部分土地赎回。罗氏之所以有如此坚韧、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她是一位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一个母亲前进的脚步，不管前面是坟场、悬崖，还是刀山火海。罗氏是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妇女的代表。
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女人都一无所有。虽然，小时候她们有名，但长大了，出嫁了，就有姓无名了。到了夫家以后，人们就再也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因为，过去人们认为喊长辈的名字不礼貌。直到她们百年老去，她们的子孙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因而，有点钱刻碑的，只能在墓碑上刻“某门某氏老孺人之墓”，告诉后辈这个墓主某氏，如此而已。有道是人过留名，鸟过留声，但几千年来，中国妇女还不如一只小小的飞鸟。
中国的女孩子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牙自然也随牙了。所以，在韩彰的家族里，先辈奶奶们都有姓无名，她们和过去的中国妇女一样，一嫁人就进入无我模式，相夫教子，默默地牺牲自己，为家，为国，鞠躬尽瘁，家人健康，吃饱穿暖就是她们最大的愿望，从不求什么流芳百世。
这个无名的罗氏，让韩彰家族得以延续至今，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她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妇女所有优良的品质。
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作者都不太喜欢在环境和外貌描写上多费笔墨，但都倾注了真情实感。笔墨不多却能让读者在寥寥数语中感受自然和人物的灵动，让读者跟着他的思路，体会、思考、共鸣。
所谓文如其人，韩彰的作品就像他本人一样实在。他的文章有历史、有知识、有故事，内容丰富，幽默俏皮，但行文平实，清新，没有复杂的结构，不卖弄学问，也不追求辞藻的华丽、深奥，紧扣主题，神聚而形不散，娓娓道来，却能把想要说的说了，还能让人让听懂弦外之音，同时，还能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善莫大焉。
衷心期待看到韩彰更多更好的作品。（2019.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