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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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红日先生并不认识，只因我在《当代广西》网发表评论他《码头》的小文，他看到了，就通过时任《当代广西》总编牙韩彰联系上我，表示感谢的同时发来他的大作《补粮》，说请我看看。这篇短篇小说我曾在2018年第11期《民族文学》上读过，但红日先生发给我的不是《民族文学》上的影印件，而是他的word文件，其谦卑礼让很让我意外。以他的盛名，是没有必要对我这个无名之辈如此垂爱的。
再读《补粮》中堂伯的故事，我突然想起余一鸣《稻草人》中的奶奶。堂伯和奶奶一男一女，相映成趣。堂伯七十岁了，还勇敢地走出大山，追求自己的梦想，让一家人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而奶奶八十多岁了，全村人都搬到花园式新农村去了，她却死活不搬，一个人死守破败的老村，她的儿子用了调虎离山计也没有用。
堂伯在补粮仪式上宣布搬迁，子媳们很是意外，但谁都拗不过他的“牛头”，只好由他去。于是，他走出大山，去寻找心中的天养之地——环江大安。后来，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运作”，成功把一家人都搬迁到大安去。
追求梦想什么时候起步都不晚。现实中，很多人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就进入等死模式，而堂伯却在应该找墓地等死的年纪去奋斗，去实现梦想，这是令人震憾的。
七十岁创业并成功，虽然不止堂伯一个，但其他如袁立成、褚时健和马静芬夫妇离我们较远，而且，和他们相比，我们身边的堂伯更草根，更平凡，他没有袁立成的文才，没有褚马夫妇辉煌的过往，所以，堂伯的故事更能激起我们的兴趣，更有榜样的力量。
废弃的知青点是堂伯的“舞台”，历史在这里交汇，青老在这里表演，兴衰在这里诉说，未来在这里启航。当年，大安“大有作为” 的广阔天地没有留下“春色满园关不住”（ 叶绍翁 ）的知识青年，如今，它却迎来了“七十人言自古稀”（陆游）的堂伯。堂伯用他的善良、勤劳和智慧激活了这个知青点，让一家人和大安村大有作为起来。
堂伯是一个有担当的深谋远虑的人。他在公社中学当工友时，认识一个大安的学生，这个学生很特别，每天下午都蒸两盒饭，一盒是晚餐，一盒留作夜宵。而那时候穷，不但其他学生没有夜宵，老师也没有。堂伯当时有四个孩子在公社读书，每人每星期两斤玉米粉两斤红薯片的伙食都让堂伯不堪重负，以至于两个大的不得不辍学回家，分担家庭重担。因而，这个“土豪”学生让堂伯对大安心向往之，搬到大安去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堂伯的家在大石山区都安县，土地“星落棋布”，不能论片，只能论窝。山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吃大米饭只能是一种奢望，而且，再怎么勤劳，种玉米最多也够吃而已，想过上好日子是不可能的。堂伯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补粮，也不满足于拥有一个米坛，他想拥有米仓，更想让全家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米仓。因此，补粮仪式激活了十年前埋在他心底的搬到大安去的种子，延安成为他心中的灯塔，“红宝书”是他的秘密武器，毛主席去安源成为他的光辉榜样——他是个小人物，没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但他要为一家人谋幸福，他相信自己能做到。
堂伯知道愚公移山，他学愚公的精神，他不挖山，他绕道，他知道捷径往往是死路。
堂伯可能不认识多少字，但他有文化，人品好，绝对不是认识一火车字却没有文化、没有人品的人。
堂伯知道鞋烂穷半截，所以，他穿上了以往舍不得穿的劳保鞋出门。这不仅是远行的需要，也是尊重人的需要，当然也是脸面的需要。到了目的地，堂伯见屋主做工回家就“将帆布包和油纸伞搁在台阶上，上去接过主人肩上的竹子放到地上”；承包甘蔗地丰收，得了钱，“堂伯逐家逐户登门，给每户都送上一份钱”——冯谖买义大概也是这样的吧？这些都是堂伯有文化，人品好的表现。
分利是人生的大智慧。如果拿堂伯和那些碰瓷的老人相比，真是“云泥相望悬”（杜甫）。
世上其实就两种人，即本地人和外地人，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虽然堂伯的钱是承包所得，合理合法，不分给别人也合理合法，但，不分，难免有人眼红，有人眼红，他的搬迁计划就会有阻力，即使以后冲破阻力搬过来，也很难变成本地人。他知道，他可以翻越都安高耸入云的石山，但人心的山是无法翻越的。所以，他就分利，让众人惊喜。众人惊喜了，他变成本地人的目标就可以顺利实现，赚钱那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堂伯深知“力贱换好感”，“食物灭恶念”的道理。收割的季节，他指挥家人帮这家帮那家，跟村民“三同”，还用美酒“控制”村里人的嘴和胃。于是，他的形象竖起来了，闲言碎语也没有了，他离目标更近了。
帮人就是帮自己。堂伯帮别人，最后别人都回过头来帮他，甚至，那个如今已经是乡长的“土豪”学生认出了他，也帮他。
为了实现心中梦想，堂伯有意无意使用了瞒天过海、擒贼擒王、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明修栈道、投其所好、欲取先与、借尸还魂、请君入瓮等计谋，甚至动用了政治谋略：联姻。当然这些计谋的运用都是善意的，并不损人。
堂伯是一个勇、谋、礼、义、德兼俱的人。古稀之年他乡逐梦是勇，有办法在他乡扎根是谋，待人以恭是礼，把劳动所得分人是义，用计而不伤人是德。
追求梦想还得有几把刷子。堂伯是有几把刷子的，而且专而博。他是篾匠，是编篾具的高手。他编篾具的功夫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专。除了编织篾具，其他诸如打制家具，酿酒、做豆腐，阉猪、阉鸡、阉羊、阉牛等等农村常用的技艺他几乎全会，这是博。而这些，正是大安村所需要的，所以，堂伯七十岁了，就业的大门仍然向他敞开。
有道是“纵有良田千亩，不如一技在身”，堂伯的故事耐人寻味。
堂伯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其绝招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而且方式独特。我想，作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实现伟大复兴的致胜法宝，它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天地人和是成功的法门。堂伯走出山门逐梦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时，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农村中年轻力壮的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缺乏劳动力，大量的土地闲置，但主要农作物的种植任务不减，本地人开始接纳外地人。这种状况正好可以让堂伯一家大显身手。这个天时堂伯把握得很好。再加上地利（自然条件好）与人和（靠自己去经营），堂伯达成搬迁的目标就顺风顺水了。
补粮是桂西北一带的习俗，它是农耕社会敬天畏神爱老的一种文明。桂西北因为地处喀斯特地貌区，山高弄深。过去，农业文明发展畸形，商业文明几乎没有发育，交通、医疗卫生等发展滞后，居民们守护生命的方式除了听天由命就是寄望于鬼神，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给老人补粮在桂西北仍然很普遍。
古人认为，每个人的粮食是上天定量的，吃完了就大去了。但如果有人补给他，他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有孝道的人家会年年给上了年纪的人补粮。补粮的时候要请道公念经，儿孙要讨百家米一碗碗地倒进米坛，乞求神灵让老人百年长寿等等，程序复杂。我们不知道补粮可不可以改变上天的规定，但道公的红包是要给的，补者和被补者心理上的安慰也是有的，心情好了，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在《补粮》中，作者借用桂西北人所共知的补粮，说明需要补粮的不是堂伯，而是所有像“奶奶”一样守旧，拒绝改变，拒绝美好生活的人，暗示这些人不但要补物质上的粮，更要补精神上的粮和技艺上甚至是人品上的粮，寓意深远。
优秀的小说家都是扎根现实，看透历史，洞察未来，对天下事洞若观火的，但小说家的苦心很多时候“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补粮》发表于2018年，这个时候正是国家实施异地扶贫搬迁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把《补粮》放到这个大背景来读就容易理解了。即使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它的教化意义仍然没有减弱。这也是我今天还来解读它的原因。
作者曾奔走在扶贫一线，当过驻村第一书记，我想，“奶奶”们的种种作者是见识过的，但作者“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他只能把一片苦心倾诉在小说中。
堂伯的搬迁是个人行为，异地扶贫搬迁是国家行为。个人自己搬迁是万样亲历亲为，艰辛备尝；异地扶贫搬迁则是国家先起好房子，水电路三通，配套设施齐全，只等奶奶们“洗脚上船”。可是，许多奶奶不上船，许多奶奶上船了又下船。我的家乡凤山县也有一些这样的奶奶，她们似乎对当代文明有天生的排斥。
我们认为，故乡是作家的精神财富，写家乡、写现实、写底层是作家的基本良知。作家可以写帝王将相，天堂神怪，玄幻穿越，也可写闲得慌的皇宫娘娘争风吃醋，但不可以对家乡、现实和底层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也不应该把家乡当成消费品，写一些令人反胃的怪异的乡土小说。
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不可以说太多的正确的废话，因而，要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中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丰富的内涵和尽可能大的外延是不容易的。因而，有些作家就投机取巧，在短篇小说纯美的性质、诗性的特征以及纯熟的技巧上过度雕凿，在形式和情节上钻牛角尖，忽视了人文内涵，异化了农耕文明下的乡土观念，匠气十足。这些小说虽然外部写得热闹非凡，扣人心弦，但内部空洞苍白，味同嚼蜡，甚至内部空间是完全闭合的，读者在热闹的环环相扣的情节带领下一口气读到结尾却什么也没得到，什么审美愉悦、心灵启迪、思想感悟通通没有，他们费尽心机编织的“精彩故事”就这样死了。
其实，短篇小说不以故事取胜，而以情感质朴、题材广泛、真实，贴近生活取胜。它也不必抓住读者不放，要放开读者，让读者自由地去完成自己的审美过程。读者拥有的自由度越大，其内部空间就越大，外部空间也越宽阔。
在这方面，红日先生是成功的。他善于在家乡的土地上吸取营养，写家乡、写现实、写底层，擅长于用家乡人司空见惯的生活小事刻画小人物，表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下的焦虑、挣扎与期盼，并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给人以温暖、启迪和思考。他的小说充盈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清新如大山里的空气，没有令人窒息的匠气。所以，他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就不意外了。因而，我们对红日先生的期待也就更高了。（2020.1.6.）
